病夫治國的三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羅斯福，很多人不理解為何晚年的羅斯福如此固執地輕信史達林，不假思索地相信他所有的承諾。實際上，這其中有很大因素是疾病導致的。
雅爾達會議前夕，羅斯福在去往雅爾達的路上幾乎喪命，給他的身體以致命一擊，那時他的動脈硬化與心臟衰竭已經十分嚴重，在旅途中他經常昏厥過去，已經沒法閱讀文件。
在雅爾達會議上，神志模糊的羅斯福完全被史達林擺布，他偏執的相信史達林是一個好人，什麼話都可以和他說，任何不利於史達林的話似乎都聽不進去。與其說他對蘇聯有好感不如說他不願再聽到任何壞消息。
在會議上，邱吉爾觀察到羅斯福目光呆滯，說話隨便，完全沒有邏輯，在會議後期，甚至開始打瞌睡，與羅斯福的呆滯相比史達林則顯得神采奕奕。
雖然羅斯福在1944年就已經不適合擔任總統，但當時美國上下都瘋狂崇拜羅斯福，不願相信他已經重病纏身，甚至羅斯福的女兒都不相信父親真的病得很重。
雅爾達會議後不久，羅斯福就撒手人寰，對於這樣一個行將就木的病人，很難要求他再對形勢具有敏銳的觀察。
第二個案例是希特勒，希特勒在年輕時其實就患有臆想症等疾病，其精神存在很大問題，在成為元首外，隨著工作壓力的增大，他的病症也更加嚴重。
希特勒在整個二戰期間經常意氣用事，並且常期盼不現實的「神跡」。比如進攻蘇聯時，他沒有全力進攻莫斯科，而是分兵列寧格勒和史達林格勒，不是因為兩個城市有戰略意義，而是摧毀它們可以羞辱史達林，滿足自己的心理。
在史達林格勒戰役失敗後，希特勒的帕金森症愈發嚴重，他還患上了高血壓，由於病症嚴重，他經常指揮不存在的軍團抵禦蘇軍，直接干預前線的指揮，讓德軍滿盤皆輸。
甚至到1945年柏林圍攻戰前，他還幻想出現腓特烈大帝時的神跡，即敵國領袖的死亡讓自己轉危為安，當時就是俄國沙皇的死亡挽救了腓特烈，但明眼人都知道，羅斯福的死並不會對戰局有絲毫影響。但希特勒仍然憑藉著這股臆想堅持到了最後一刻。
第三個案例就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前期和後期的執政風格差異很大，這並非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而是疾病讓他沒有能力出國，他就從一個雄心勃勃的領袖變成了一個混日子的老頭。
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為蘇共總書記時可謂意氣風發，他不僅制伏了捷克斯洛伐克，還在國際上對美國展開攻勢，對內也實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到了1975年，勃列日涅夫已經患上了阿爾瓦萊茲症候群（動脈血管疾病，會破壞大腦）和肥胖。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他不再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改革，任由蘇聯不斷爛下去，原因無他，只是他的身體已經極度痛苦，他只是一個走不出克里姆林宮的衰朽老人（修明1644《病夫治國：疾病如何影響政治人物的判斷》）。
西班牙移民問題的來龍去脈
西班牙是歐盟移民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約4900萬人口中，外國出生者超過800萬，占比近17%。
許多人不知道，直到20世紀末，西班牙還是一個「移民輸出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大量西班牙人因貧困前往拉丁美洲謀生——阿根廷、古巴、墨西哥等地至今仍有大量西班牙後裔。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由於經濟落後於西歐，又有超過百萬西班牙勞工前往法國、德國、瑞士等國打工，充當「客籍工人」。
這種被迫離鄉的集體記憶，在西班牙社會心理中埋下了對移民的天然同情。相比於其他歐洲國家，西班牙人對「背井離鄉」有更切身的理解，這也為後來寬鬆的移民政策提供了情感基礎。
歷史性的轉折點1986年西班牙加入歐共體，經濟開始騰飛，這是一個轉折點。90年代，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勞動力短缺，西班牙首次大規模吸引外國勞工。2000年至2008年是移民湧入的黃金十年，外國人口從不足100萬猛增至超500萬，主要來自拉美、摩洛哥和東歐（特別是羅馬尼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