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未來將會怎樣？或許幾個有一定相似度國家的歷史軌跡，可以提供一些鏡鑒。
俄羅斯的鏡鑒
如今的伊斯蘭共和國與晚期蘇聯頗為相似：它依靠高壓手段維繫著疲態盡顯的意識形態，僵化的領導層懼怕改革，而社會大眾在很大程度上已與國家離心離德。伊朗與俄羅斯均為資源豐富的國家，擁有引以為傲的歷史、享譽世界的文學文化，以及數世紀累積的積怨。兩國均經歷過意識形態革命的重塑——俄羅斯於1917年，伊朗於1979年——兩場革命都試圖割裂歷史，構建全新的激進秩序。它們都曾試圖為過往復仇，並在國內外推行自身的新願景，不僅給本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對鄰國造成了破壞。儘管兩國意識形態針鋒相對——一方是激進的無神論，另一方是神權政治——但二者的相似之處令人矚目。與蘇聯一樣，伊斯蘭共和國無法與美國達成意識形態層面的妥協，其偏執具有自我應驗的特質，而政權內部已孕育著衰敗的種子。
蘇聯的解體因戈巴契夫的改革而加速：改革放鬆了中央管控，釋放出體系無法遏制的力量。20世紀90年代，無法無天的社會環境、寡頭階層的劫掠以及懸殊的貧富差距，滋生了民眾的不滿與幻滅感。在這場動盪中，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弗拉基米爾·普京崛起，他承諾帶來穩定與尊嚴，以怨懟驅動的民族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總統，他將自己塑造為俄羅斯尊嚴與世界應有地位的恢復者。
伊朗也可能走上類似的道路。該政權在意識形態與財政上均已破產，對真正的改革無動於衷，在外來壓力與內部不滿的雙重重壓下，隨時可能崩潰。政權崩潰可能引發權力真空，安全精英與寡頭階層將爭相填補。一位伊朗「強人」——可能出身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或情報部門——或許會崛起，摒棄什葉派意識形態，轉而以怨懟驅動的伊朗民族主義作為新威權秩序的核心信條。部分知名官員或許暗藏此類野心，包括現任伊朗議會議長、前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官員穆罕默德·巴蓋爾·卡利巴夫。然而，他們與現有體制的長期綁定，使得這些熟面孔難以成為新秩序的旗手。未來更有可能屬於如今尚不顯眼的人物：年紀尚輕、無需為當前的災難承擔公眾指責，卻又足夠老練、能從廢墟中崛起的人。
誠然，這種類比並非完美無缺。蘇聯解體時，已進入第三代領導層，而伊朗如今才剛邁入第二代。此外，伊朗從未出現過「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哈梅內伊堅決阻撓改革，恰恰是因為他堅信改革會加速共和國的滅亡。
但更核心的事實不容忽視：當一種全盤意識形態崩塌時，留下的往往不是公民社會的復興，而是犬儒主義與虛無主義。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並未呈現民主繁榮的景象，反而充斥著不擇手段的逐利行為。後神權時代的伊朗可能也會出現類似局面：以消費主義與炫耀性消費，替代失落的信仰與集體目標。
一位「伊朗版普京」可能會借鑑伊斯蘭共和國的部分策略：通過在鄰國製造動盪來尋求自身穩定，威脅全球能源供應，以新的意識形態掩蓋擴張行徑，與其他精英階層共同斂財，同時承諾恢復伊朗的尊嚴。對美國及伊朗的鄰國而言，俄羅斯的教訓歷歷在目：意識形態的消亡並非民主的保障。它同樣可能催生一位新的強人——同樣毫無道德顧忌，懷揣著新的積怨，被新的野心所驅使。
朝鮮化：另一種可能的未來
若伊斯蘭共和國繼續將意識形態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其未來可能會重蹈朝鮮的覆轍——一個並非依靠民眾合法性，而是憑藉高壓統治與孤立狀態維繫的政權。哈梅內伊長期以來的偏好，是延續「最高領袖制」：由一位秉持反美反以原則、在國內堅守伊斯蘭正統教義的嚴苛神職人員執掌政權。然而，1979年革命近半個世紀後，鮮有伊朗人願意生活在這樣一個剝奪其經濟尊嚴、政治及社會自由的體系之下。要維繫此類政權，就必須實施極權管控——且可能需要擁有核武器以威懾外部壓力。
在這種場景下，權力將仍由少數派系甚至單一家族掌控。儘管哈梅內伊可能試圖操縱繼任進程，扶持忠於革命原則的人選，但可行候選人寥寥無幾：強硬派神職人員中，幾乎無人擁有民眾支持基礎或合法性。曾被視為頭號熱門人選的易卜拉欣·萊希，於2024年5月擔任伊朗總統期間，在一場直升機墜毀事故中喪生。這使得哈梅內伊56歲的兒子穆傑塔巴成為最顯眼的競爭者。但世襲繼承將直接違背革命的一項基本原則——霍梅尼曾堅稱君主制是「非伊斯蘭的」。
穆傑塔巴從未擔任過民選職務，幾乎毫無公眾知名度，為人所知的主要是他與革命衛隊的幕後聯繫。他的形象象徵著對其父輩時代的延續，而非新時代的活力。其支持者做出的可笑嘗試——包括在社交媒體發起波斯語標籤「#穆傑塔巴·本·薩勒曼」，試圖將他比作充滿活力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這一現象本身就表明，即便是哈梅內伊的革命基本盤，也認可前瞻性願景比復古傾向更具吸引力。
深度不信任已融入伊朗的政治血脈。
其他強硬派競爭者也難以贏得更多信任。69歲、神情陰鬱的伊朗司法總監戈拉姆-海珊·穆赫辛尼·埃傑伊，不過是一名「死刑法官」，參與過數十起處決案件；他最令人難忘的公開舉動，或許是咬傷了一名批評審查制度的記者。任何由這類人物主導的繼任，都不會基於民眾意願，而是依賴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忠誠。但目前尚不清楚：革命衛隊是否會繼續聽從「專家會議」中年邁神職人員的安排（該機構負責任命下一任最高領袖），還是會在關鍵時刻直接自行推選共和國的下一任最高指揮官。
朝鮮模式還將與伊朗社會產生衝突——後者渴望韓國式的開放與繁榮。很少有伊朗人會容忍一個比當前政權更加強調意識形態、輕視經濟福祉與人身安全的體系。極權統治需要在國內大規模監禁異見者、導致專業人才大量外流，或許還需要打造核盾牌以威懾外部壓力。但與朝鮮不同，伊朗無法完全封閉自身：以色列掌控著其領空，並多次證明有能力打擊其核設施、飛彈基地及高級指揮官。
若下一任最高領袖仍是強硬派，他很可能只是一個過渡性人物——能暫時維繫體系，卻無法構建穩定的新秩序。1946年遭伊斯蘭主義者暗殺的世俗伊朗知識分子艾哈邁德·卡斯拉維曾寫道，伊朗「欠」神職人員一次執政的機會，以便讓他們的失敗暴露無遺。經過近半個世紀神權統治的治理失當，這筆「債務」已然結清。若伊朗的下一個時代屬於另一位強人，他大概率不會是神職人員。
編譯：溫克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