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如何把加密貨幣的快速成長納入國民經濟核算(或稱「國民帳目」)之中?這乍看之下似乎是純技術性的問題，只有註冊會計師、統計學家和宏觀經濟學家才會感興趣。然而，在金融創新與不確定性普遍存在的時代，加密貨幣卻讓我們對於如何定義產出、收入與經濟成長產生了根本性的疑問。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思考國內生產毛額(GDP)實際上是如何計算出來的。答案在於「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概念：在事後(ex post)分析中，國民支出必須等於國民產出與國民所得。簡單來說，一個國家的花費，必須與其生產產出以及國民所得相符。
國民產出常被稱為「附加價值毛額」，這個名詞聽起來相當正面，令人安心。在實務上，組成GDP的數據是由數百名統計人員從無數來源東拼西湊而得。
懷疑論者可能會質疑這種計算方法的真實可靠程度，的確，其概念本身就有不少可議之處。畢竟有些經濟活動很難有意義地被視為具備「附加價值」。例如，犯罪分子的收入金額向來難以確定，而其產出頂多只能說是微不足道，但他們確實會把賺來的錢花掉。因此，雖然三角驗證法力求科學的精確度，但在現實中，收入、產出與支出未必總能達成一致性。
核算國民所得的會計師明白，他們的估算永遠不可能完全精準，因為黑社會與(非正式經濟盛行的)灰色經濟難免成為漏網之魚。然而，只要這些領域相對於正式經濟保持穩定，經濟成長數據仍大致可靠。因此，大眾可以信任統計機構報告的國家成長率，精確算到小數點後一位。
但加密貨幣「產業」在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為例，該公司2024年營收達168億美元，全球雇員有數千人，他們的薪資與獎金被計入各自國家的國民所得。與此同時，全球加密貨幣市場估值高達4萬億美元，超過英國GDP，導致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在經濟中的定位。
挑戰在於該產業的活動應該屬於哪一類國民帳目。正如凱恩斯學派教科書的解釋，國民支出包括消費、投資、存貨增加、政府支出以及淨出口。加密貨幣支出應該歸入哪個類別?加密貨幣究竟如何被「消費」?如果不能被消費，它又屬於哪種支出?
比特幣、以太幣、泰達幣和其他加密貨幣(包括川普迷因幣$TRUMP)的投資者堅稱，加密貨幣及其他金融科技形式，代表對「未來」的投資。但目前尚不清楚它們是否對國民產出有足夠貢獻而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投資，或者用宏觀經濟學術語來說，可以被視為是國內固定資本形成。例如，加密貨幣挖礦雖然消耗大量電力，但卻未必產生有意義的附加價值。
這個議題甚至已經被提交到聯合國，也就是制定與協商國民所得核算標準的機構。雖然聽起來有些可笑，但確實有經濟學家認真地主張，應該將加密貨幣挖礦所消耗的電力視為「資本形成」。另一些人則認為，新產生的比特幣可以歸類為庫存，因此屬於「存貨增加」。截至目前為止，這場爭論距離塵埃落定還很遠。
購買加密貨幣並非投資於創新，而是押注於洗錢活動與全球灰色經濟的成長。
加密貨幣的生存條件
加密貨幣往往在兩種環境下會蓬勃發展。第一種是失敗國家，也就是沒有單一權力機構可以有效控制局勢、或法治與秩序徹底崩潰的國家。在穩定國家中，貨幣由中央銀行發行，其價值來自於政府擔保其法定貨幣的地位。相反的，失敗國家往往既缺乏正常運作的中央銀行，政府也缺乏落實相關規定的能力。
另一種加密貨幣盛行的環境，是不把貪腐當成問題的政權。例如，川普家族成員與中東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家族，共同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獲得20億美元投資，注資他們的新創加密公司「世界自由金融」(World Liberty Financial)。在此同時，儘管牽涉國安疑慮，威特科夫與川普仍同意放行向阿聯銷售先進AI晶片。
此類交易之所以能達成，一大原因在於加密貨幣的不透明性。雖然所有權會記錄在分布式帳本(即區塊鏈)上，但數字地址背後的真實身份通常仍是密而不宣。這讓洗錢與隱匿變得更為容易，因為警方、稅務機關與政府廉政監管單位難以將交易行為對應到具體個人。
美國國稅局自2015年起擁有調查權，可以相當程度掌握加密貨幣的持有情況。然而，大多數國家的稅務機關缺乏美國國稅局的資源和專業知識。即使在美國，如果川普政府按計劃推行削減國稅局預算並大幅減少執法人員數量，該機構的執行能力也將顯著下滑。
當然，洗錢並非使用加密貨幣的唯一原因。生活在失敗國家的人民想要保護自身積蓄，卻往往欠缺可靠的金融機構，因此加密貨幣成為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但與國際洗錢規模相較下，這類例子微不足道。大量洗錢活動涉及來自失敗國家的犯罪分子，透過巴拿馬與黎巴嫩等國聲名狼藉的金融機構，或經由新加坡、盧森堡與馬爾他等地可疑組織轉移資金。這些資金最終流入美國、瑞士、英國等既定金融機構。
相較之下，國內洗錢的形式更為單調平凡。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2016年著作《現金的詛咒》(The Curse of Cash)中指出，多數洗錢根本與加密貨幣無關，而是依賴個人之間的現金轉移。雖然金額相對較小，但在許多國家，長期流通的大面額鈔票已成為犯罪地下世界與灰色經濟的首選交易媒介。
加密貨幣提供大額現鈔交易的替代選項。羅格夫估計「非正式經濟」的規模達20兆美元，這實在是驚人的天文數字，特別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算，全球GDP約為115兆美元。雖然羅格夫的估算仍有爭議，但無可否認，先進經濟體的國民所得核算所採用的三角驗證法，無法套用於非正式部門。因此，羅格夫警告，統計機構在編制國民帳目時，在某種程度上是依賴「有根據的推測」。
當然，很大比例的加密貨幣交易是出自於守法的個人，除了金融投機之外也沒有什麼邪惡動機。有些人甚至可能因此致富，就像賽馬場或賭場中的賭徒一樣。但無法忽視的事實是，幣安創辦人趙長鵬在2024年認下洗錢罪名後，在美國監獄服刑四個月。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檢察官原本求處三年徒刑，本案主審法官則指出，趙長鵬「將幣安的成長與獲利，置於遵守美國法律與監管之上」。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更直言不諱地表示，幣安蓄意疏忽，使資金得以流向恐怖分子、網絡罪犯與兒童性虐待者。
更廣泛的啟示顯而易見：購買加密貨幣並非投資於創新，而是押注於洗錢活動與全球灰色經濟的成長。
加密貨幣如何摧毀價值
委內瑞拉的例子顯示，國家崩壞與國際犯罪往往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多年來的經濟管理失當與政治混亂，導致委國人均收入崩跌逾70%，並引發大規模人口外流，最終成為組織犯罪活動的主要據點。這些情況引發美國與委內瑞拉當前的衝突，川普政府指控委國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是「全球最有權勢的毒梟之一」，並提出5000萬美元懸賞可以讓他被捕的信息。
毫不意外地，加密貨幣已成為委內瑞拉人民的救生索。雖然玻利瓦(bolívar)仍是法定貨幣，但因災難性貨幣政策而持續貶值，加上政府打擊黑市美元交易，許多零售商被迫改透過幣安、Airtm等平台接受加密貨幣支付。
表面上看來，這似乎不失有可取之處;但實際上，加密貨幣同時也為馬杜羅及其親信提供繞過美國制裁的有效工具。馬杜羅甚至可能刻意鼓勵加密貨幣在委內瑞拉僅存的正式經濟體系中流通，因為這也可做為其政權的洗錢秘密渠道。
這凸顯出英美等國國民所得核算所面臨的挑戰。根據宏觀經濟理論，國民所得、支出與產出在事後應當相等。三角驗證法的設計初衷是為了提供一致性的經濟活動衡量方式，但統計人員仍必須面對混亂的數據，以及理論與現實間的持續落差。加密貨幣顯然是理論與現實分道揚鑣之處，其發行者與交易者並不構成真正的產業;它們幾乎不創造任何實質價值;更糟的是，藉由助長洗錢活動，它們正在主動摧毀價值。
衡量經濟活動的衡量工作，向來會因為非正式經濟活動而變得複雜。我記得1980年代一名英格蘭銀行經濟學家曾說：「統計誤差是經濟體中最大的債權人。」隨著加密貨幣市場持續繁榮，這句玩笑話如今聽來幾乎像是先知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