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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反共周 兼具歷史現實意義

即便我們對美國人喋喋不休地講述社會主義——縱觀歷史,它與共產主義並無二致——在許多國家的巨大失敗,有些人仍然拒絕接受這個真相。他們甚至會變本加厲地聲稱,社會主義理論的嘗試還不夠多。記得有人曾經說過,一遍又一遍地嘗試同樣的事情卻期待不同的結果,這本身就定義了什麼是瘋狂(insanity)。

2025年2月15日,加利福尼亞州耶爾莫市(Yermo),自由雕塑公園內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我們應該從小就讓孩子們了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殘酷現實,而不是對其灌輸相互矛盾的模糊理論。(Brad Jones/英文大紀元

美國總統川普川普)本月初宣布設立官方反共周(Anti-Communism Week),這真的有必要嗎?政府和國會議員難道不應該意識到共產主義(communism)和社會主義(socialism)的陰險本質嗎?或者,他們採取這個立場是為了提醒國民,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整個世界造成了多麼嚴重的破壞性影響?

然而,即便我們對美國人喋喋不休地講述社會主義——縱觀歷史,它與共產主義並無二致——在許多國家的巨大失敗,有些人仍然拒絕接受這個真相。他們甚至會變本加厲地聲稱,社會主義理論的嘗試還不夠多。記得有人曾經說過,一遍又一遍地嘗試同樣的事情卻期待不同的結果,這本身就定義了什麼是瘋狂(insanity)。

19世紀法國著名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年)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人為的、操縱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它違背人性,因為它廢除了私有財產,扼殺了自由和主動性。英國現代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年)則認為,中央經濟和社會計劃效率低下,因為這種世俗意識形態剝奪了自由意志個體對自由市場和生產力的決策權。

哈耶克認為競爭和個人抱負能夠帶來更好的經濟成果。美國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則將社會主義定義為烏托邦(utopian),因為沒有私有財產就不可能建立市場。商業競爭會產生價格信號,並根據供求規律來確定商品的價值。

如果這些傑出的經濟學家,以及像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年)、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和沃爾特‧威廉士(Walter Williams,1936—2020年)這樣卓越的美國當代經濟學家,都精通經濟歷史,並且分析過社會主義實驗的慘痛結果,那麼為什麼如今社會主義仍然受到大量精英和年輕人的青睞呢?這是否源於新一代注意力較為短暫,而其中部分人更抱持著未經努力便自以為應得的特權心態?還是有些人容易被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和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這類聽起來高尚的詞彙所吸引?他們是否認為,即使自己工作能力有限,國家也會為他們提供一切呢?

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沒收那些辛勤勞動者的錢財,然後重新分配給那些往往缺乏進取心的「被壓迫者」(oppressed)。當別人的錢被高稅收耗盡,各種免費福利也開始枯竭時,那會發生什麼呢?屆時是否會出現食品和醫療配給制?

歸根結底,社會主義懲罰生產力,獎勵不勞而獲的人。它認為人權源於政府而非神靈。根據美國現代社區活動家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09—1972年)在其著作《激進分子守則》(Rules for Radicals,1971年)中對社會行動主義(social activism)的解讀,持不同意見者會被孤立和邊緣化。

那麼,誰會從社會主義中獲益呢?答案就是那些掌握權力槓桿的領導人。他們擁有塑造敘事的自由和權力,將民眾描繪成資本主義的永恆受害者。那些被社會主義宣傳所蒙蔽的人,最終只會感到同樣的痛苦,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樣獲得真正的人性滿足。

更好的替代方案

年輕人應該如何正確地理解社會主義與其它政體選擇的區別呢?應該從小就讓年輕人了解社會主義的現實,而不是灌輸那種自相矛盾的模糊理論,即集體平等、自由和幸福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的。再者,國家能夠給予的,也可以被收回。

年輕人身處自由市場之中。他們真的願意放棄自己掙來的錢,拱手交給冷冰冰的官僚機構嗎?他們需要意識到社會主義政策的後果,以免被空洞的政治承諾所蒙蔽。

經濟社會主義(economic socialism)違背常理。例如,17世紀英國在北美的第一個殖民地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的清教徒們建立了一種公有制生產體系,沒有私有財產。這種體系運作不佳,因為一些定居者勤勞,而另一些人卻幾乎不工作,但所有物資卻都分配給了所有人。這引起了不滿,因此總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設計了一套私有財產制度,規定所有定居者都必須工作才能生存。這種自由企業制度更為有效,因為它創造了剩餘產品,從而促進了貿易。

以色列是另一個典型例子。從建國到1980年代,以色列嘗試過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但是這種模式並未給國家帶來多少創新或繁榮。一旦以色列從社會主義政府項目模式轉向自由市場經濟,其經濟便開始騰飛,如今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創新力的經濟體之一。

第三,阿根廷曾飽受庇隆主義(Peronism)數十年的折磨,這是一種軍人主導、官僚主義盛行的社會主義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因國家干預主義而遭受重創。貨幣幾乎變得一文不值,商品也極度匱乏。兩年前,擁抱自由主義經濟主張的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總統憑藉政府改革和促進私營部門發展的競選綱領獲得全國選民的認可。

他用電鋸砍掉了許多政府項目,如今這個國家正逐步走向自由企業與更高效的政府服務相結合的模式。年輕人應該明白,在民主社會中,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的是個人,而不是國家,而且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渴望尊嚴、自由和機會等。

作者簡介:

克里斯蒂安‧米洛德(Christian Milord)是加利福尼亞州橙縣(Orange County)的一名教育工作者、學生導師、美國海岸警衛隊退伍軍人和作家。他在加州州立大學富勒頓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Fullerton)獲得碩士學位,在那裡他指導學生團體並參與掃盲計劃。他的興趣包括文化、經濟、教育、國內和外交政策以及軍事問題等。

原文:Is an Anti-Communism Week Necessar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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