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賴清德總統在「自由中國的遺產與當代民主的試煉」論壇中，再度提及雷震當年的「中華台灣民主國」主張。雷震提出此構想，旨在讓台灣在國際秩序急遽變化之際，得以以正常國家姿態穩住地位。然而此主張當時未獲蔣氏政權採納，讓台灣錯失一次「搭上正常國家列車」的機會。半世紀後回望，確實令人唏噓不已。
事實上，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外交部次長楊西崑亦曾向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提出類似構想：凍結現行憲法、重組新國會、成立「中華台灣共和國」，與雷震理念異曲同工。海外亦有台灣獨立運動興起，顯示當時時局逼迫之下，有識之士皆從不同角度得出相近判斷。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將中國代表權轉交PRC，中華民國席位被「排我納匪」。雷震遂提出「救亡圖存獻議」，建議蔣氏「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放棄一黨專政，以民主取代威權。然而蔣氏堅持「漢賊不兩立」，而中共方面毛澤東、周恩來也反對「兩個中國」。在被迫「退出」聯合國後，蔣氏仍維持戒嚴體制、繼續講述「反攻大陸」敘事，以正統自居，使其得以長期延續權力架構。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台灣就在這樣的體制下走到1988年。
此期間，兩蔣以高壓統治穩定政權。其能穩居不倒，原因可從三面向解釋：其一，蔣氏退守台灣之際，韓戰爆發，中共獲蘇俄撐腰，冷戰全面升溫。台灣位於第一島鏈前線，美國雖不滿蔣氏，卻必須支援，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其二，蔣經國在高壓體制下推動經濟建設，台灣由農轉工，逐步邁向小康。其三，蔣經國為化解省籍矛盾，大量提拔台籍幹部，在未開放全面選舉的時代提供政治參與空間，李登輝便是最大受益者。與此同時，外省精英仍是重點培養對象，馬英九、趙少康等皆屬於此系統。台灣內部的緊張因此大幅下降，也避免了第三世界常見的政變與民變，並未步上蘇東共產政權垮台之途。
回首歷史，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曾為台灣發出較自由的聲音，其理念雖遭壓制，卻成為後來的民主化伏筆。「中華台灣民主國」當年無法實現，但後蔣時代的台灣最終選擇了民主道路，也照見兩蔣為何堅持「反攻」與「正統」：唯維持此一權力邏輯，方能避免在民主化後失去政權。若當年開放民主，美國影響民意，再輔以孫立人、吳國禎等替代者，蔣氏政權恐早已終結。如此一來，退守台灣仍可棲身；但若連台灣都失去，勢必淪為海外寓公，步溥儀、李宗仁故轍。
今日台灣得到重新選擇的機會，更顯珍貴。雷震的主張並非「台灣獨立」，而是讓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脫離內戰邏輯，建立新的正當性，以民主選舉產生「台灣代表權」，在國際上實際運作。「中華台灣民主國」＝中華民國＋台灣人民＋民主制度，這一公式若在當年實現，與今日台灣會有何異同？至今仍具啟發。
然而諷刺的是，當民主台灣逐漸凝聚「認同這個國家就是國家主人」的價值時，卻仍有人試圖重返1946年的「台灣光復致敬團」邏輯，願為另一個中共專制政權「光復」台灣。而中共外交部上月底宣稱「中國從未承認舊金山和約有關台灣主權處置」，這一戰狼式說法竟反將台灣地位推回日本領土，令外界瞠目結舌。歷史反覆上演，但台灣必須從錯失的機會中學習，不再讓台灣未來被中共牽往另一段專制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