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一隊特殊的客人——「英夷」派來的馬戛爾尼使團。英王派遣使團不遠千里前來大清國，當然不是為了向乾隆祝壽，而是向清政府提出兩國通商的請求：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廣州之中一地或數地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倉庫以收貯發賣貨物；允許英國在舟山附近一島嶼修建設施，作存貨及商人居住；允許選擇廣州城附近一處地方作英商居留地，並允許澳門的英商自由出入廣東。
大清皇帝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團，卻拒絕了英王的通商之請：「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余潤。」顢頇自大的清王朝自處於世界大勢之外，給中國19世紀的近代化轉型預定了悲愴的調子。
假如馬戛爾尼使團到訪的是大宋國，情況又會如何呢？還是來看一個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譴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於所至處賜之」。10世紀的宋朝皇帝跟18世紀的英王一樣，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徠貿易。南宋時，宋高宗也說，「市舶（海上貿易）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賄。」跟諸邦展開海上貿易，乃是宋王朝的「舊法」。
紹興年間，有一位叫蒲亞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國仕女為妻，在廣州定居下來，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勸誘亞里歸國」。是宋朝不歡迎阿拉伯商人嗎？不是的。而是因為，蒲亞里在中國定居後便不再從事外貿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國去招攬蕃商，「往來於運香貨」。當時的西歐在蠻族的統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要不然，中英貿易難說不會提前八百年展開。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