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福保是江蘇無錫人，算是民國時期的傳奇古玩商，抗戰勝利後，戴福保與禹貢古玩號的葉叔重、雪畊齋的張雪庚、珊瑚林古物流通處的洪玉琳並稱滬上「四大金剛」。1949年7月，戴福保移居台灣、香港，在滬店址改行從事寄售業。
戴福保
趙振綬將文物交戴福保帶到香港變賣的事，李鴻業是了解的，因為李鴻業也有很多古董在戴福保手裡，所以李鴻業就同意幫趙振綬這個忙，希望他去香港之後把自己的古董也追回來。
李鴻業給趙寫了證明書，再由上海博物館將材料送交上海市警局審查。
最終趙振綬獲得批准，前往香港，從此泥牛入海，一去不見返回。
趙振綬在香港失蹤的時候，他的弟弟趙振經正在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抄」，他們家的收藏被裝了整整一卡車，除了《平安帖》，還有乾隆時張若虛畫的《圓明園四十景圖》，冊面不大，但畫工非常精緻，每頁畫面配有詩詞；又有一本是明末藍瑛畫的山水冊頁，重彩濃墨，青綠相映，徐邦達告訴趙振經，這個冊頁曾被某位領導看中，因為看不懂，叫秘書做了很多註解。
浩劫結束，政策落實，趙振經去領回被抄的物品。各房分攤時，他隱瞞說《平安帖》沒有發還。在那個驚魂未定的年代，趙振經的隱瞞或許並非全然出於貪婪，而是一種近乎本能的、對「財富即罪名」的恐懼，他把秘密鎖進了柜子，卻埋下了一顆三十年後引爆的深水炸彈。
這大概是趙氏兄弟在那個大時代里，各自做出的、截然不同的生存抉擇。
一走一留，一失一得，成了這對兄弟的平行時空。
留在北京的弟弟趙振經，守著那堆失而復得的、沉重的名跡，在漫長的沉默里把秘密鎖進柜子，像守著一份隨時會引火燒身的詛咒。而遠走香港的哥哥，雖然保全了性命，卻終其一生背負著愧疚的底色。
幾十年後，當那件被趙振經視若生命的《平安帖》在拍賣場上引發三十三支脈親戚的混戰時，人們才猛然驚覺：在那場風暴里，無論是留下守財的人，還是舍財逃命的人，其實都沒有真正走出那個時代的陰影。
經過長達四年的訴訟，最後法院判決：慶寬以下已有五代，開枝散葉，到趙宜康一代，已有三十三支脈。法院平均分派，每房分得600萬人民幣。趙宜康的母親把自己的一份贈給了兒子，趙醫生分得1200萬，據說頗為後悔。
這樣的案例，李柏華老師在書里寫了非常非常多，但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們家自己的「鎏金大銅板」。
漢代車馬人鎏金大銅板，拓片正面
漢代車馬人鎏金大銅板，拓片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