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母，目不識丁，一生含辛茹苦，從事過的唯一職業就是幫傭，卻在半個世紀前被難，成為那個時代最早的受難者之一。
五十年來，一想起那一幕幕場景，悲哀、悔恨、激憤，我就難以自己，似乎已經成了永久的心靈創傷，灼痛不已。
鐵一號鐘樓前受辱
1966年，我家住在北京張自忠路三號，這裡過去是鐵獅子胡同一號，所以習慣稱鐵一號。鐵一號是人民大學的宿舍。九月的一天，我偶然在我父親的抽屜里發現了一封發自上海嘉定的電報，報封上的收報人是「中共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我當時九歲，看到這封來自我祖籍的電報，很自然就聯想到我的祖母。趕緊抽出電報一看，淚水頓時奪眶而出。電報寫道：
「你校檔案系陳兆祦之母張雲英於9月8日投河自殺希通知陳來處理後事為要嘉定婁塘派出所。」
電報帶有加急字樣。
別看我年紀不大，但祖母自殺的原因似乎已經無需大人解釋了。那年的八月，史稱「紅八月」。一天我去祖母住的地方給她送東西，在紅一樓甲組五號，迎面就看到一張半扇門大小的「勒令」，白紙黑字寫著：限令地主分子張雲英立即返回原籍，接受勞動改造！！！署名是東城區紅衛兵。
我敲了敲門，無人應答。鄰居告訴我，「你奶奶正在鐘樓下面呢」。鐘樓是鐵一號大門內正中的一座建築，算是這座院落里的主建築，鐘樓底層的大教室進入文革後就成了批判會的場所，大教室外的空地處於路口，人來人往，則成了批鬥會的地方。
我趕到那裡，黑壓壓的人群正圍著中間的空地，二十多位平時住在大院裡的爺爺奶奶們蹲在地上，低著頭，脖子掛著一塊塊牌子，上書地主分子某某某、富農分子某某、資本家某某某、國民黨反動軍官太太某某、大地主小老婆某某某。我的祖母蜷縮其中。遣返原籍前，紅衛兵強迫他們每天到這裡接受批鬥。
我沒敢細看，轉身跑回家中，一路還聽到院裡的小夥伴喊我是地主婆的孫子。
我的父母當時每天都在西郊人大參加文革，很晚回家，有時根本不回家，晚上和我說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叮囑要我好好上學，不要管我奶奶的事情。可我每天上學都要經過鐘樓前，都會看到人們圍著祖母他們辱罵、吐口水，心裡很不是滋味，也很困惑。
我們兄弟三人一直都由祖母照顧，她辛苦勤奮，不但為我們洗衣做飯，還抽空打掃樓道，將樓道的扶手從上抹到下，從來都是乾乾淨淨。她怎麼會忽然成了眾人憎恨的地主婆？和她一起挨批鬥的那些爺爺奶奶怎麼也轉眼間就成了階級敵人？
大概過了一周，一天中午下學回來，在紅一樓旁的路上，正巧撞上我父親和我表兄，一邊一個，中間是我祖母，往大門口匆匆趕去。我祖母一眼看到我，就高聲呼喚我的小名。我正想迎上去，不想我父親拼命擺手，讓我繞過去。祖母過去後，還不停地回頭喊我，我也邊走邊回頭，但始終沒喊出一句來。沒料到，這一回頭，竟是我與祖母的永別！
家鄉水塘慘遭不幸
回老家的一路，她是怎樣的情景，我無從得知，但可以想像出來。
那時北京火車站有部滾動電梯，大概算是大眾可去的公共場合里唯一的一部電梯。我們這些少兒在那個年代也沒什麼可玩耍的，所以常常跑去乘坐，當作樂趣。在北京火車站，不時可以看到像我的祖母那樣的人，被剃成陰陽頭，身上還打上各種標記，有人往他們身上扔石頭，有人吐痰。我親眼目睹一位老人，頭上血流如注，自己捂著傷口往車站裡面跑去。
過後很多年，我聽上海的親戚說，我的祖母在列車上被紅衛兵發現是遣返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就當場給她剃了陰陽頭。祖母用頭巾包著頭，先到上海，看望了幾家親戚，發現家家都已自身難保，只得回到嘉定婁塘鎮。
1986年春天，我第一次來到我的祖籍嘉定婁塘，不想，轟動了鎮上，說是：陳家裡的孫子回來了！還有人說我是「陳家姨娘的孫子」，而祖母實際是「續弦」，並非側室偏房。我佇立在祖母自盡的那一窪水塘旁，男男女女都圍在我的身邊，向我訴說他們所知道的情形。
一位老奶奶抓住我的胳膊說，她也是當年被趕回來的，但她熬過來了，「如果你奶奶像我那樣，忍一忍，大概就可以活過來的。」
「她死的時候，一條頭巾包著整個頭。我們都看到了。」幾位中年人細緻地形容。
住在水塘旁的一戶人家告訴我，祖母的遺體漂浮在水塘靠近他們家的那一側，派出所打撈遺體後只得從他們家門裡抬出，為此還鋸掉了門框。
經人引領，我來到祖母棄世前棲身的小屋，這是一戶人家的柴房，不足六平方米，陰暗潮濕，連一扇窗戶都沒有。鎮上的人說，祖母被鎮上安排住在這裡時，只有雜物，沒有床，也沒有桌椅。眼見如此簡陋破敗的地方，我不知道那短短的幾天，她是如何生活的。
此情此景，已經令我心酸不已，可更為悲愴的內幕還在後面。
當晚，我住在嘉定城裡。好友的姐姐在檢察院工作，她的鄰居是法院法官，他們說，小的時候常常跟隨大人去我祖父家，認識我的祖父母。文革後，清理文革遺案，檢察院和法院都懷疑我的祖母是他殺。理由是，距離她最近的是一條河流，如果投河，為什麼不選擇這裡，而跑到距離較遠的大東街水塘，淺淺的水塘很難淹斃。
我的祖母帶回的日用品很多，共有76種，上百件，完全是打算長期過日子的模樣，為什麼會忽然自盡？最關鍵的是，她留下的全國糧票很多，錢卻極少，而據我的父親和親戚們說，為了她回鄉度日，每家都給了不少錢。這些錢估計是被人拿走了，之所以不拿全國糧票，那是因為容易被察覺。縣裡懷疑謀害我祖母的人是大東街的造反派，是謀財害命。
當我將這些疑問帶回婁塘鎮時，鎮上的人卻說不會的，他們對我祖母都很好，很照顧的，沒人會謀害她。
以後，每次去上海，我都會來到婁塘的這片池塘旁默默思念我的祖母。鎮上見過她的人儘管越來越少，但年輕一代又都會告訴我，他們聽父母、祖父母講過，知道有一位老太太曾經在這裡自殺。再往後，池塘填平了，新房紛紛建起，但一個遙遠的回憶依然不散：一位老人很多年前在這裡結束了生命。說是老人，其實，祖母遇難那年才59歲。
與大時代結為因果
我的祖母究竟是投塘自盡還是被殺後投進池塘？這是一個永遠的謎。無數個日日夜夜，我因祖母的遇難而自責、而悔恨。臨別時，我竟然沒有再喊她一聲奶奶；當我知道她的不幸後，竟然沒有致信嘉定，要求徹查她的死因。
終於，有一天，我在夢中又遇到了我的祖母。她的形象定格在鐵一號鐘樓前的那一幕，散亂的頭髮、蒼白的面容、身上落滿痰跡。我猛然驚醒，兩天後就趕到上海，托好友為我的祖母在嘉定選擇了一塊墓地。當墓地落成時，我面對墓碑，心中長久地默念慈愛的奶奶。說這是墓地，可連衣冠冢都不是，墓碑上下，空空蕩蕩，沒有一張照片、沒有一片遺物，只存有我們這些子孫的哀思之情。
雕塑家吳為山曾為我的祖母塑了一尊頭像，因為無從看到我的祖母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只能從對我的了解來想像我的祖母。結果，塑像看上去好像一位知識女性。事實上，我的祖母從未讀過書，右眼自幼患疾，幾近失明。
根據現在找到的族譜看，我的祖先陳萬山曾經居住在浙江餘杭，滿清入關，「嘉定三屠」，以致嘉定田園荒蕪，於是他率全家徙居江蘇嘉定婁塘，晴耕雨讀，開創家業。先祖陳虞璇確實是位鄉紳，或者叫地主，不但家有良田，還在上海幾家大企業做過會計師，舊時稱帳房先生，家裡的書房擺滿了中外書籍，而我的伯父曾是上海有名的律師。
祖母姓張，原本住在婁塘臨近的鎮上，家境貧寒，祖母的母親就是我祖父家的傭人，因此常常帶著我的祖母過來一起為我祖父家做事。我的祖父花甲之年斷弦，就娶了我的祖母，生下了我的父親。
祖母自入陳門，幾乎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祖父因中風而半身不遂，家道中落，祖母獨撐門戶，母兼父職，只能靠變賣田產過日子。日軍侵華，江浙淪陷，祖母背著包袱，攙扶著我的祖父，拉著我的父親，加入了逃難的人群，輾轉於江南各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上海成為孤島之際，祖母懷揣大米，夜間爬過封鎖線，靠槍口下販運糧食養家餬口。由於家族財產糾紛，祖母還曾被告上法庭，關入大牢。
1947年3月，祖父病故，此時家裡已經田無一壟，房無一間，祖母和父親二人寄人籬下。祖母不得已，外出幫傭，直至1950年代初才進京與我父親生活在一起。大約六七年前，我曾托人查閱上海嘉定的土改檔案，其中我家多位親戚的名字均有記載，而祖母，既無田地記錄，也無房屋在案，可偏偏因為我的祖父曾經是地主，結果劃了個地主成分。這個「剝削階級」的帽子一戴就是終生。
土改對中國社會最深遠的影響，豈止是其中發生了什麼，其階級成分的劃分和出身的認定，更成為一種烙印，長達30多年裡，讓一部分人幾代在社會生活里抬不起頭來，左右了他們的人生走向。一遇政治運動的風吹草動，他們往往最先遭劫。文革爆發，他們又是最早的受難者，一再被宰割、被侮辱、被傷害。慘絕人寰的北京大興、湖南道縣等地的屠殺無不以他們為目標，從剛出生的孩子，到七八十歲的老者，無一倖免。
我在農村插隊時，全村有30多位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經常被大喇叭叫到大隊部訓話。苦活、累活，不記工分的活，都由他們承擔；招工、當兵、外出上學，與他們完全絕緣。而他們大多成長在新社會，除了血緣硬被打上印記外，與舊時代毫無關係，卻一生下來就成了「賤民」。有的人雖說被「摘帽」，可「摘帽」本身就是一種帽子，依然低人一等。直至改革開放以後，他們才不再受歧視。
我的祖母，一介平民，生下來無非就是幹活、結婚、生孩子，相夫教子，靠自己的雙手勞動一生，對政治一無所知，既不想招誰，也不去惹誰，只求過個平穩日子。可是，時代的驚濤駭浪卻將她推入深淵谷底，命如螻蟻，不要說反抗，就連活下去的機會都喪失殆盡，只能任人踐踏，草草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半個世紀過去了，但願祖母在另一個世界平安無事，但願她的冤魂寄身那方墓地，不再遊走哀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