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8年11月29日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個新聞：
作者：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最近，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老師有點煩，他被他的學生告了，說他是反革命，而警局已經立案。這樣嚴重的罪名，嚴重的事態，無非是他在講課的時候，批評了中國文化，而且語涉政府。這年頭，學生告老師，從來不是個新鮮事，老師上課稍有不慎，被哪個非常具有正義感的學生看不順眼了，一個小報告打上去，過兩天，學校就要找你談話了。但直接將老師告到局子裡，而且居然能讓警局立案偵辦，好像還很少聽說。
這使我一下子回到了43年前。那是1965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當時風雨欲來，政治形勢非常緊張。我那時因為海外關係（就是父母在國外），上不了大學，剛被分配在北京海淀區當小學教師。這是很幸運的差事。比上山下鄉強多了，雖然月工資只有31塊5毛錢。
我的第一個教師工作是教四年級和六年級的「自然」課，還有教六年級的「中國歷史」課。講「自然」，就是向學生講述基本的生物，化學和物理知識。例如槓桿原理，滑輪為什麼省力，單子葉植物和雙子葉植物的區別，如何證明地球是球型的，氧氣助燃等等。這些對我來說是很容易的，又和政治無關，講起來很輕鬆。學生也愛聽我的課，因為我能聯繫生活中的實際，解答問題。所以我雖然年輕，還只有十九歲，到很得學生的歡迎。
但講中國歷史就難了。我一看歷史教科書，就覺得和自己的歷史知識很不一樣。我記得第一課是講中國猿人，山頂洞人。書中提到舊石器時代和新時期時代。雖然嚴格說這不是中國歷史的範疇，但還能說一下如何區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但下面馬上就是大禹治水，奴隸社會，青銅時代和鐵器的出現。可是並不講清楚夏商周的順序，就到了秦始皇統一中國，然後就是陳勝吳廣起義。下面就更奇怪了，漢唐幾乎沒提到，就講了四大發明，突然又來了個岳飛抗金，一下又跳到太平天國，鴉片戰爭，少年毛澤東，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蔣介石4.12叛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我覺得這樣根本無法講中國歷史，學生學完不可能對中國歷史有一個大概的輪廓。但我也不敢擅自修改講義。就琢磨出一個叫學生把「夏商周，秦漢三國，唐宋元明清」順序背下來的辦法。至於南北晉，五胡十六國等就免了。我個人對背歷史年代一直有反感，就對學生說，你們只要背下這個順序，年代記住兩個就可以了，一個是公元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一個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為了加深六年級學生對中國朝代的印象，我還分兩次，每次把一個班的學生帶到天安門東中國歷史博物館參觀。那裡還是按朝代布置展覽。我自己持講解鞭，從頭講到尾，也正好是從北京猿人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明朝的地方，偏偏還有一個關於海瑞的專題，我當然也就多講了幾句。學生們對這個參觀非常滿意，我也很高興給了他們一個簡單但完整的中國歷史概括。
哪知，在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黨支部書記呂主任把我找了去。這位名義上的教導主任是新派來的黨員，四清工作隊發展了另外兩個年輕黨員，和呂主任三人就成立了我們37個教職員的小學黨支部。這是作為四清突出政治的一項業績，不，那時叫成績。當時的校長是個非黨員，完全是個擺設。真正的權力就在呂主任的手裡。
當穿著藍棉襖的呂主任把我叫到她辦公室里，我非常緊張，因為她一直繃著臉：「潘老師請坐。」，略為頓了一下，接著說：「你是新來的教師，一直沒時間找你談話，你近來工作怎麼樣？」
我當然說不出什麼。於是她開始發問：「你上歷史課講到哪裡了？」
我回答：「講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她盯住我問：「你全講什麼了？」
我緊張地出汗了：「我照課本講的呀，講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翻身得解放。」
「是嗎？」，她的目光更嚴厲了，「有學生揭發你說工人階級是統治階級。」
原來是這樣呀，我放心了：「是的，我講解放前地主資本家是統治階級，剝削勞動人民，解放後，勞動人民翻身了，成為統治階級，鎮壓地主資本家」。我這時從呂主任的眼光里看出來，她並不懂馬列主義的基本教義，而這些是我上高中時的政治課教的。
大約是我鎮靜的態度和出口成章的「理論」使呂主任相信了我的話，她立刻改變了態度，指導我說：「你講的當然是對的，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但對孩子，要講得深入淺出。我是省廳來的，有教學的經驗，今天是想幫助你提高一下業務。你回去努力備課吧。」
我離開了教導主任辦公室。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才知道原來小學黨支部書記就是這個水平。她老講她是省廳來的，其實她是吉林省政府的什麼辦事員，隨她當軍醫的丈夫調到北京，既不懂教學也不懂馬列。這件虛驚的事對我倒是好事，提醒了我講課時千萬要小心謹慎，不能多發揮。當時政治氣氛很濃，天天講階級鬥爭，批判剝削階級，說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統治勞動人民。天真的小學生簡單地以為「統治階級」就是一個貶義詞，頭一次聽我來形容偉大的勞動人民，當然就把我檢舉了。而這樣的檢舉，無論是檢舉老師、朋友還是檢舉父母、長輩，全是得到公開鼓勵和支持的。還有一個術語，這叫「劃清界限」。想不到都快半個世紀了，學生告密老師的講課還是司空見慣，竟然也還能驚動專政機構，令警局立案。
當年我自以為精通馬列主義，比黨支部書記還強，洋洋得意了許久。轉過年來，1966年夏天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說了，吳晗寫劇本《海瑞罷官》就是為彭德懷翻案，就是向党進攻。於是這個北京副市長吳晗只有自絕於黨和人民自殺了，成為史無前例的文革的祭旗品。
畢業了但無法上初中的六年級學生只能留在小學鬧革命。天安門東的歷史博物館也被關閉批判了。一天我猛然看見學生給我的大字報，揭發我把他們「帶到歷史博物館，宣講海瑞，用心何其毒也！」看來我也成為吳晗的幫凶了。當然這次不是告密，是公開的揭發批判，署名的學生全是當時品學兼優的學生，是最喜歡上我的歷史課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