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會划船，擺個樣子而已
一、倒流回城
1966年我高中畢業前夕，文革突然從天而降，在經歷了文革初期的「大轟大嗡」後，我和其他的「老三屆」一樣，別無選擇地去了廣闊天地。
我插隊的地方是雲南省盈江縣太平區蠻腮合作社（註：「九大」以後才成立人民公社）。1969年秋天，在那個靠近中緬邊界的偏遠山村里，我的眼睛受了傷，在當地縣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後，醫生對失明的右眼束手無策，建議我轉到昆明醫治。
儘管醫生出具了轉院的證明，能否得到上面批准還是未知數。因我所在的盈江屬於「外五縣」（即滇西南靠近國境線的五個縣），出入那裡必須有人保組（文革期間的公、檢、法三合一機構）簽發的通行證。若沒有這一紙東西，根本買不到車票；哪怕你有本事混上車，過瀾滄江和怒江大橋時，守橋衛兵逐一檢查證件，也要被攔下。
拿著醫院證明找到縣革會知青辦，辦事人員又把我推到軍代表處，經過一番周折，才從縣革會知青辦獲得了一個月假期。然後以三個月的「安家費」相抵，我從社裡借到三十元做路費，便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那時從盈江到昆明沒有直達車，要從村寨到縣城，再經騰衝、保山、下關等地一路轉車。我有時坐客車，有時搭貨車，晚上住的是兩三角錢的小旅館，旅館之簡陋之髒以及種種場景，讓我想起艾蕪先生筆下的《南行記》。那一路基本都是大山，單翻越高黎貢山差不多就要一天時間，汽車在盤山路上不斷地上坡下坡，旁邊就是深深的山谷。記得從保山到下關一段，天一直下雨，我坐在駕駛室里（貨車），一路上看到翻了八輛車。駕駛員是個四川人，抱怨說：「在雲南開車，簡直就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傍晚時分，雨變成了濃霧，能見度大約只有二十多米，路又滑，平素話很多的駕駛員不再說話，兩眼緊盯著前方小心地開，我的心也懸了起來。天保佑，我們總算在天快黑時平安到達了漾濞（本來計劃到下關的）……
就這樣，我一路輾轉顛簸，回到昆明時假期已過去了四分之一。之後，我開始四處求醫。
每天早上，我懷著希望出門，而每天歸來時卻是無一例外的失望和沮喪，跑了一家又一家醫院，找了一個又一個醫生，全然沒有效果。
我曾經多次想到過死，在盈江縣醫院住院時，這個念頭就反覆縈繞腦際。縣醫院不遠處有條河，一條要匯入伊洛瓦底江要流到印度洋的美麗的大河。許多個黃昏，我獨自坐在河邊，一次次地用手蒙上左眼，期盼右眼會突然看到光明，然而，什麼都看不見了！默默地流著淚用僅剩的一隻跟眺望被夕陽染成血紅的江水，想著遠方關在「牛棚」中的父母和被「紅色恐怖」打殘的妹妹，我真想縱身跳下去，讓滔滔江水把我的痛苦和生命一起帶走……
一個月的假期很快就要結束，我的眼睛仍無任何起色，沒有光明！沒有出現奇蹟！
正在這個時候，昆明開始抓「倒流回城」的知青了。人保組、工宣隊、民兵糾察隊等有關部門半夜三更出動到百姓家裡搜查，抓到的「倒流者」集中到昆明第二十三中學，要家長寫下保證書（保證在多少時間內讓孩子下鄉）並由其單位在保證書上蓋章，才可以把孩子領回家。
我既怕連累父母，又不甘心就這樣返回盈江——絕望中的我還在苦苦掙扎，執拗地不肯接受「瞎」這個事實。我只有二十多歲，怎麼能沒有眼睛？！
為了「掩人耳目」，我只得每天天不亮就從學院圍牆的破牆洞（武鬥時挖開的）爬出去躲避，在外面遊蕩一天，天黑後再從破牆洞爬進來。同時努力想辦法續假。
然而，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誰會輕易給一個「倒流回城」的知青開病假證明呢？
一個同學告訴我，他認識某醫院一個掛號的，是他的小學同學。他陪我去了那家醫院。
「小學同學」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醫生面前。女醫生姓湯。常規的檢查、治療、開處方後，我吱唔著提出開假條一事。為了迴避「倒流知青」的身份，我謊稱自己是某廠的工人，解釋說「其實廠里也沒事幹，只是要個手續而已。」女醫生毫不懷疑地給我開了一周假。
「初戰告捷」使我和同學興奮不已，雖然這位醫生未必能治好我的眼疾，但我心中已湧出一線光明。第二個星期又獲「成功」，我倆得意得幾乎忘了自己身處的逆境。誰知第三個星期卻碰了壁，女醫生說：「這病不是短期能好的，你既然上班沒事幹，就先上班好了。」
我沮喪地走出診室，在醫院門口躑躅著不知該往哪裡去，心又墜入了無邊的黑暗。
同學見狀決定「見義勇為」，他趁診室里無人時，偷偷從醫生桌上撕了張空白假條，摹仿女醫生的字跡，給我開了一張病假，然後，我按捺住怦怦亂跳的心，把證明拿去蓋章。
不料那管蓋章的人接過證明審視了一眼，便大聲斥責道：「你這證明是假的。」
已經來不及逃走，人們圍了過來，像圍住一個被抓獲的小偷……
沒想到，在被押著去「坦白交待」的途中，碰到了那位女醫生，本來還強作鎮靜的我，頓時羞愧得無地自容。此時女醫生已脫掉工作服，看來是下班了。
聽完「押送者」的敘述後，她拿過那張假證明，平靜地說：「這事交給我來處理吧。」
我跟著女醫生走進診室，感覺已無顏面對她，再也說不出任何話了。非常意外的是，女醫生什麼也沒有說，只是坐到桌子旁，重新給我開了一張病假證明。
那一個冬夜似乎格外溫暖，凜冽的北風也變得柔和。像往常一樣，我又用手蒙住左眼檢驗右眼，我的右眼仍然看不見月亮和星星，但我心裡卻實實在在感到了光明，那是許許多多普通人，用他們的真誠、善良和愛心，築成的溫暖與光明……
這一年將近年末時，中央的「一號戰備通令」下達昆明，各高校紛紛開始了「戰備疏散」工作。父親所在的高校即將搬遷大理巍山。66年文革開始不久，父親就以「摘帽右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雙重身份被揪出批鬥。而此時，文革已進行三年，「摘帽右派」問題已被認為是「死老虎」，「反動學術權威」似乎也不再是運動的重點，倒是「老弱病殘」的身軀成了單位「戰備疏散」的拖累。於是，父親的單位讓他自行找地方「疏散」。母親則是被「下放」，而我，更是不知道將會去哪裡。一家人再度面臨離散，因此，我們決定去照一張全家福。
去拍照那天，因怕遭遇麻煩，全家都不敢一起出門，而是四個人分成三批，分別從學校前門和後門出去，再到照相館集中的。照片出來後，母親給每人分發了一張，說：「都留一張吧，萬一失散了也好找。」
如今，父母親已在地下長眠，我重新找出這張全家福時，不禁又想起了這段往事。照片上每個人都強作笑容，誰會想到它背後的沉重與辛酸——在那風雨如盤的年代，人的生命就像一粒草芥，隨時有可能被碾成齏粉，更不要說會被哪陣風吹到哪裡去了……
就在這個冬天，我們變賣了家什做路費，只帶著父親捨不得丟棄的書籍和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全家從昆明遷徙到了蘇北。而且，也像那次去照相一樣，四個人是分成三批走的，這其中的緣由與過程，更是一言難盡了。
1969年12月31日，一個老同學用三輪車幫我把行李運送到火車站，我一人帶著十四件行包（其中有兩隻小提琴和一籃唱片），登上了東去的火車。車開時分正值夕陽西下，再過幾個小時就是新年了，1970年即將開始。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會帶給我什麼，前途只是一片渺茫……
二、走投無路
當時我的要求非常低微，只想在中國的土地上當一個農民，能夠養活自己。
從昆明到盈江插隊時，一落下腳後，上面就發給知青集體戶一本購糧證。儘管那本購糧證上赫然蓋著「借供」的大印，卻沒有誰來向我們要過戶口及糧食遷移證，也就是說，我的戶、糧關係還在我手裡。在頭一年的秋收分配前，集體戶每月用國家提供給知青的安家費去糧站買糧，吃飯是不成問題的。而一離開盈江，我便沒有了口糧來源，只得靠家人接濟了。剛回到昆明的那段日子，我總是挑快吃飯的時候把同學托帶的信啊什麼的送去人家，以便能夠「蹭」一頓飯。可這終不是長久之計，去了一次，沒臉皮再去第二次。況且在那物質匱乏的年代，家家的糧食定量都有限。
而且，我這「口袋戶口」不僅是沒有糧吃，沒有油、肉、布票等等一切計劃供應的東西，還得整天提防著查戶口、抓「盲流」（黑戶口）之類的突然行動。所以，我迫切地想找一個地方落下戶口，能夠有一份口糧，能夠掙工分養活自己。
在安徽馬鞍山當中學教師的表哥，託了學生的關係，在長江對岸的和縣姥橋找到一個生產隊長認了親，好讓我以「投親靠友」的身份到安徽來插隊。表哥說，和縣主要種棉花、花生等經濟作物，收入較一般農村高，基本能夠養活自己。因而，我到揚州不久後，就匆忙去了馬鞍山表哥家。
那年冬天特別冷，年前下了好幾場雪，屋沿上的冰棱有一尺多長。過年剛過，雪一停，我就踩著遍地的花炮殘屑踏上了去和縣姥橋的路。
馬鞍山到姥橋的小火輪上擠滿了人，看樣子多是走親訪友的，人們還沉浸在過年的喜慶中，興致勃勃地抽著煙，磕著花生瓜子，聊著家常，只有我一人蜷縮在船艙角落，憂心忡忡地想像著我此行的前景。
「過年沒回家？」旁邊一個幹部模樣的人主動向我搭訕，看到我疑惑的目光，又說：「你不回上海啦？」原來他把我當成上海知青了（安徽有不少上海知青）。我對他苦笑笑，不知該怎麼回答，「知青」二字仿佛寫在臉上，人家一眼就能認出。
汽笛一聲長鳴，小火輪靠岸了，我跟著下船的人群走上大堤。向那幹部模樣的人問清了路，我要去的村子離江邊有三十來里。其實表哥也告訴過我，只需沿著大堤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頂著凜冽的北風，我深一腳淺一腳地踩在泥濘的大堤上，大堤根本望不到頭。天毫無晴意，厚厚的雲層壓在頭項，只覺得天地間到處灰濛濛白茫茫，好像還要下雪似的。路上起先還有一些行人，後來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無人可以問路，我只得每看到旁邊有村莊時，就跑下大堤去村里詢問。
腳上的鞋早已被冰水浸透，背上的包感覺越來越沉，肚子更是餓得咕咕直叫，其實，我的背包里就有糖果糕點等食品，但我卻不能吃，那是送給人家的「見面禮」。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遠處出現若隱若現的燈光，四野一片寂寥，只有寒風在曠野里悽厲地吼叫，我開始害怕起來，停下腳步茫然四顧，不知遠方閃爍的燈火，哪一盞才是我今夜的歸宿？
然而害怕也只得往前走。為了壯膽，我輕輕地唱起了歌：「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有位年輕姑娘，送戰士去打仗……」「正當梨花開遍了天崖……」抑或是歌聲帶來的運氣，當我再一次跑下大堤到村里詢問時，目的地到了。
雖說是生產隊長，家裡的條件還是很差，幾乎家徒四壁。他們已吃過晚飯，我的到來讓隊長忙活了一陣。他特地取下屋樑上掛的鹹肉鹹魚，切了幾片放在飯上蒸給我吃（樑上這幾掛鹹肉鹹魚倒很讓我這個城裡人羨慕），隨後又讓孩子去姐姐家叫回老母親。
這晚，我和大娘睡一張床，大娘特地從箱子裡拿出一床新被子給我蓋，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仿佛一切疲勞一切痛苦一切委屈，都在這溫暖的小屋裡融化了——別了，「盲流」生涯，我終於找到了一個落腳的地方。
第二天，大娘帶我串門走親戚。這是一個頗大的村莊，沾親帶故的人不少，又是過年期間，許多在外面工作的人也回來了。每到一家，人們都從頭到腳地打量我、誇我，說得我心裡暖洋洋的，我暗下決心：「不管有多艱苦，我也一定在這兒好好干……」。
晚飯後，一家人圍坐在煤油燈旁，大娘神色莊重地對我說：「看你不像是城裡的嬌小姐，我就放心了……」沒等大娘說完，我急忙表態：「我能吃苦……」誰知接下來的事情卻出乎意料。
生產隊長拿出一張照片，說這是他弟弟，在外面當兵，如果我同意和他弟弟結婚，在這裡設籍就很容易。然後一家人輪番說服我。他們說，在這兒軍屬的地位是很高的，可以推薦我去當赤腳醫生、代課教師等等，否則的話，設籍之事他們幫不上忙。
猶如一盆冷水從頭澆下，直到此時我才明白，他們之所以接受我，對我這麼熱情，是想讓我成為他家的媳婦。
我接過那張照片看了看，是張全身照，約二寸大小，人頭還沒有黃豆大，倒確實是穿著軍裝。大娘見我在看照片，轉過頭對生產隊長說：「你明天去發個電報，叫老二快回來，要是趕得及，就正月十五辦掉吧。」
更加意外了！不是看不起農村，也不是對那軍人有什麼意見，而是事情來得太突然，毫無心理準備，我的觀念及所受教育都使我難以接受。一時間只覺得心裡酸酸的，想哭又哭不出來，對此，我還能說什麼呢？實際上什麼話都不用再說了，只能告辭了。
第三天，天放晴了，明晃晃的太陽照著皖江平原，雪開始融化，風卻更加刺骨，路也更加泥濘。我兩手空空地踏上歸途，卻覺得這條大堤比來時更加難走。
我回到了馬鞍山表哥家。表哥有三個孩子，都還小，表嫂沒有正式工作，家庭負擔很重。那時不僅糧食計劃很緊，還要摻大量雜糧，比如霉變的山芋干、生蟲的老蠶豆等。家裡幾乎每頓都是山芋干稀飯，孩子們不願吃山芋干，我就專吃他們不願吃的。儘管如此，我對分食他們的口糧、增加他們的負擔還是很感不安。
在表哥家住幾天，學校治保主任就上門了，旁敲側擊地詢問：「你表妹在哪裡工作？什麼時候走呀？」我知道，麻煩又來了……
表哥重新給我找了一個關係，是他以前的老同事，在和縣白橋供銷社工作。表哥推斷，在供銷社工作可能會認識一些上層的人，可能會有辦法。
於是，我又坐上了擁擠不堪的小火輪，又踏上了那條長長的大堤……
白橋比姥橋還要遠！
在白橋找到表哥的舊同事，他熱情地接待了我，也正如表哥的推測，他真的認識「上層」——一個公社副書記！我的心中再次燃起希望。
第二天，表哥舊同事就帶我去拜訪了公社副書記。很巧，那位書記說，公社正缺一個廣播員，而且當下正在開三級幹部會議，如果我能勝任的話，立刻可以派上用場。
真是喜從天降！我迅速掂量一下自己，對這份工作信心滿滿，便向書記表示，無論寫報導還是搞廣播都可以接受測試或考試。
「可是」書記接著問道：「你家庭成分是什麼？」又說：「在廣播站工作，會接觸到一些機要文件，你必須把檔案拿過來。」
我家庭成分是什麼？我還真答不上來。父親是大學教授，跟「地、富、反、壞」都沾不上邊，可他卻是「摘帽右派」！再說，我們離校時，學校只開具了一張「畢業分配證明」（我是高66屆的，也沒有正式的畢業文憑），甚至連戶口及糧食關係都還在口袋裡呢，我能到哪裡去拿檔案？
又一盆冷水當頭澆下，根本別無選擇！
再一次登上回馬市的小火輪。我站在船舷上，望著江面上如血的殘陽，木然地任刀一般的江風吹拂撕咬，欲哭無淚。我實在不明白，為何連這樣一個低微的要求——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當一個自食其力的農民，都難以實現。難道這廣闊天地間，就沒有我的一條路？
三、運河情
我只得從馬鞍山回到揚州。這時，全家人都到揚州了，但我的「糧戶問題」仍沒有辦法解決，即使是住在自己家裡，也是「黑人」。後來，在揚州某衛生院當護士的表姐，託了七拐八彎的關係，在蘇北運河邊的一個小村莊找到個肯接納我的地方。就這樣，我又以「投親靠友」的名義，在邗江縣一個叫「運河」的生產隊落下了腳。
村莊名副其實地緊靠運河，村里就有一個渡口。這裡農民除了種植稻麥棉花外，還種桑養蠶。按理說，這應該是個富庶的地方，可是不知為什麼卻十分貧窮，一個壯勞力一天的工分只值二三角錢。
雖說是「投親靠友」，實際這裡無「親」也無「友」。給生產隊長送了兩條香菸後，隊長用舊門板在五保戶三老太家支了張鋪，算是安置了我，從此三老太成了我的親人。
蘇北的原野一馬平川，大運河從村邊緩緩流過。夏日的驕陽把赤裸的河堤曬得直冒煙，冬天的寒風尖利地呼嘯著掠過曠野，拼命搖動著小屋的窗欞。我每天混跡在一群純粹的農民中間，勞作、吃飯、睡覺，再起來勞作、吃飯、睡覺。日復一日忍受著艱辛與寂寞，不敢去想未來。
只有三老太關照我。每天我還在夢鄉時，她就在我床邊喊：「小朱，爬了（即起床了）。」我太累，想賴一會兒床，她又催促：「快爬，遲到要扣工分。」收工回來，三老太總是為我煮好了飯。那時農民生活很苦，家家口糧都不夠吃，通常一天只吃兩頓，而且是稀溜溜的大麥糊（他們叫菜子粥）。我的糧戶關係還裝在口袋裡，完全靠家裡親人省出來支援我。三老太心疼我沒糧吃，便也給我煮稀溜溜的稀飯。甚至雙搶時節，從天不亮直到半夜的超強勞動，也只有兩碗稀飯兩根蘿蔔干。我餓得受不了，三老太就把自己種的茼蒿豆角摻在稀飯里煮，好讓我能吃飽一些。
那段日子我像一隻離群的孤雁，沒有同學、沒有朋友，甚至沒有可說話的人，只有村旁的運河能給我一絲快慰。我時常獨自一人坐在運河邊，回想過去的生活。童年和少年時的理想，一切都成了美麗的碎片，簡直茫然極了。我問這條從小學地理課本上就熟知的大河，我要在這裡呆多久？會呆一輩子嗎？運河不能回答我，任何人都不能回答我。
夏天來了，我偷偷到運河裡游泳。當然，我不敢在村旁邊的河裡游，而是跑到遠離熟人的地方游。可還是讓三老太知道了，她就整天給我講大河裡淹死人的事情，苦苦央求我「別去游泳」。我心裡直怪她多管閒事，但因受不了她的嘮叨，只好不去。
這年麥收後，我第一次分到了用自己胼手胝足的勞動掙來的口糧——三十斤麥子。我把麥子扛到麵粉廠換成麵粉又扛回家。三老太顯得比我還高興，她一遍一遍地說：「小朱有糧吃了，小朱有糧吃了。」而對於我，這三十斤麥子的意義還不只是口糧，它給了我一份在艱難與無助中重新振作奮鬥的自信和勇氣……
後來，一個老同學來信鼓勵我，他說：「糧食戶口在自己手中，其實是掌握了極大的主動權……」而且當初下盈江時，因為行動積極，我的戶口遷移證上的遷移原因居然是「分配」。於是我把戶、糧遷移證寄回昆明，在朋友們的努力幫助下，「重新分配」，改遷到了揚州。
落下戶口以後，我就離開了那裡。由於不是正式的知青上調，感覺不好意思面對村里人。再者，有了戶口，又開始為找工作奔忙，也確實沒有時間，我就再也沒去過運河邊的那個村莊。
找工作也頗為周折。之後，我從十三元月工資的學徒工干起，從事過多種工作，直到高考制度恢復，才有機會重拾學業，重返校園。這時我高中畢業已經整整十二年了。
大學畢業後，我成了一名醫生。多年以後，我在異地碰到一個當年同在「運河」插隊的揚州知青，他對我說：「你走後三老太一直掛念著你，三老太老是說，小朱怎麼不回來看我啊？我還穿著她給我的涼鞋呢。」
我的眼淚一下子奪框而出。這些年來我忙這忙那，只顧匆匆趕路，幾乎淡忘了那間在蹉跎歲月中接納過我、庇護過我的小屋。而三老太，這位在我慘澹落寞時用愛心與真情給我溫暖的善良老人，卻還念念不忘我離開時留給她的一雙舊塑料涼鞋……
我一直不知道三老太的姓名和具體年齡，如果她還健在，大概該有九十多歲了吧？光陰似箭，歲月荏苒，轉眼竟四十年過去了！我們祖國早已告別了那樣的冬天，蘇北大地也早已換了新顏，不知何日才能再回去看看。此時，我只能懷著深深的疚歉，在運河南端遙寄心香一瓣：
原諒我，三老太；原諒我，大運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