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儲安平，由於敢言「黨天下」，結束了知識份子生涯，他的死更是撲朔迷離。（網絡圖片）
2013年以來，我在編輯謝泳先生的學術專著《西南聯大與中國知識份子》（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過程中，開始關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命運問題。謝泳在他的這部專著中，以客觀、平實的筆觸和大量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系統地介紹、論述了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聯大的發展歷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運軌跡，其中以四十年代創辦《觀察》周刊而名聞遐邇的儲安平先生最為典型，其命運尤其令人難以忘懷。
謝泳在這本書中說：「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儲安平作為《光明日報》的總編輯，由於敢言『黨天下』，而終於結束了自己作為知識份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所謂「生死不明」即是歷史懸案。而對於儲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結局歷來眾說紛紜，至今尚無定論。就是同一論者在不同時間的說法也是前後矛盾，這就更使儲安平的生死之謎成為「死結」，顯得雲遮霧幛，撲朔迷離。
戴晴在《儲安平、王實味、梁漱溟》一書中，認為他於一九六六年在北京投河自殺。一九九三年《炎黃春秋》第一期刊載王逸馥、鄧加榮的文章，猜測儲在江蘇某地出家。胡志偉在台灣《傳記文學》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發表的《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認為儲「被迫落海」。一九八九年第五期《傳記文學》登載徐鑄成的文章《我的同鄉》，也是「聽說他在『四人幫』最瘋狂時，由天津躑躅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這些說法也都是「猜測」或「聽說」，並無具體知情人或見證人，至今未能得到確證。
如果我們擺脫傳言的主觀臆斷，客觀、冷靜分析，就會發現上述說法都缺乏足夠的事實根據。試想：一九六八年「文革」爆發後，儲安平幾經紅衛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體鱗傷，在青龍橋跳河自盡未遂又被紅衛兵抓回批鬥管制，豈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殺？誰又目擊過他在塘沽跳海自殺？既無確鑿旁證，此說從何而來？至於說儲安平在江蘇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屬無稽之談！這種說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蘇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門這類民間傳說和傳統觀念的影響，多少帶有點傳奇色彩。試想：「文革」時期舉國動亂，「橫掃牛鬼蛇神」、「破四舊」的風暴席捲中華，儲安平這樣的「專政對象」根本沒有行動自由，怎麼可能逃離魔掌，跑到離京遙遠的江蘇某寺出家崇佛，隱居林下？再說動亂之秋，佛門不靜，全國各地寺廟都遭衝擊和破壞，成為「破四舊」的對象，又有哪一個寺廟敢於收留一個像儲安平這樣來歷不明的落難異客？而且，「文革」時期專制統治嚴於鐵桶，當時的公安機關焉能追尋不到儲的下落和隱居之處？
據儲安平的公子儲望華紀念其父的文章《父親，你在哪裡？》回憶：「父親失蹤，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後的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裡已經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於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幾個穿著軍裝的幹部來找我，說他們是『奉周恩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儲望華正要離開北京到澳大利亞留學，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別坐進汽車前往機場時，忽見他原來所在單位中央音樂學院辦公室主任匆匆跑來，手中拿著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儲望華沉痛地寫道：「在父親失蹤十六年之後，在全國範圍上上下下幾度調查無結果之後，而在我即將離別多災多難故土的瞬間，竟以獲得父親的『死訊』來為我離國壯行送別，心中猛然泛起一種莫可言狀的感慨與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