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政協常委擴大會議期間，梁漱溟與毛澤東爆發激烈爭吵，一度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毛澤東多次插話，聲色俱厲，言辭激烈，怒批梁漱溟說：「我認為你是放毒。」「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最有骨氣的人，台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你梁漱溟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你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是「以筆桿子殺人的殺人犯。」
對此，梁漱溟要求發言澄清誤會，但遭到不少與會者反對，大喊：「梁漱溟滾下台！」
在一片怒吼聲中，陳銘樞站起來發言，請毛澤東澄清梁漱溟問題的性質，他說：「現在看來，梁漱溟的問題是很嚴重了，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不明確，要請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錯誤究竟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如果是政治問題，那就是革命與反革命之分，應該用別的辦法解決，而不必在此多費口舌；如果是思想問題，那就可以另當別論，採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辦法，使他逐漸醒悟，而不必操之過急。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隨即回應稱：「沒有發現他暗中有什麼活動」，「仍屬於思想範圍的問題」，並表示會繼續保留梁漱溟政協委員的資格。
這一表態後來被廣泛認為是陳銘樞的發言起了關鍵作用。
而且，陳銘樞提出區分問題的性質，也在客觀上保護了梁漱溟，使其免於受到嚴厲處置。
除陳銘樞外，民盟主席張瀾的緩頰也起了一定作用。當梁漱溟與毛澤東爆發爭執時，毛澤東當面怒斥梁漱溟「反動透頂」，在場的張瀾神情肅默，未發一言。但散會後，他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歷數梁漱溟作為民盟會員的貢獻，實事求是地為梁申辯：「說他反動透頂，一貫反動，其言重矣，其論有失公正矣。」他希望毛澤東網開一面，保留梁漱溟政協常委的待遇。從後來梁漱溟工資照發的情況看，毛澤東接受了張瀾的建議。
像陳銘樞、張瀾這樣堅持正道，敢於仗義執言的人，是需要極大勇氣的。而多數人，會選擇屈從權勢，僅有極個別的人，會不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
1951年，舉國批判電影《武訓傳》，山東大學的師生們也緊隨潮流，積極參與，唯獨呂熒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武訓也是你們山東的一個聖人，他辦義學錯在哪裡？沒有錢，到處募捐甚至乞討，正表現了他對辦學的堅韌執著，怎麼就成了罪人？」
更有甚者，1955年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作協召開聯席擴大會議，到會者700餘人，全是國內一線的文化名流。大會以《請依法處理胡風》為主題，由主持人郭沫若率先提議，撤銷胡風的一切職務，對胡風等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要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
郭沫若話音剛落，台下就響起了無比熱烈的掌聲，隨即，700多人齊刷刷地舉手贊成，通過了將胡風開除出文聯和作協、並依法懲處的決議。接下來，有20多人踴躍上台發言，在強烈譴責胡風的罪惡之後，都一致表示支持大會決議的堅定態度。
此時，身材瘦弱的呂熒站了起來，大步走到主席台上，旁若無人地坐到郭沫若和周揚中間，從容地拿過話筒，對著台下700多人的會場大聲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學術問題，是文藝觀的一種爭論，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
此話一出，舉座皆驚，所有人都被震驚了，主持人郭沫若哆嗦著嘴，一時間竟然沒有反應過來。終於，短暫的沉寂之後，大家開始回過神來，郭沫若側過身來想讓呂熒停止發言，台下的人開始爭先恐後地斥責和叫罵。詩人張光年第一個衝上台去，搶奪呂熒手中的話筒，想把他趕下台去，並大聲威脅說：「不要再說你那一套了，先交代你和胡風的關係吧！」
呂熒不為所動，緊握住話筒，堅持著想要把話說完，但台下的人已經齊聲歇斯底里地發出怒吼：滾出去！滾出去！緊接著又跑上幾個人來，奪過他手中的話筒，將他反剪雙手推下台去。隨即被帶回家中，宣布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從此不讓出門，直到一年後軟禁才被解除。
仗義執言的呂熒，不但沒有使胡風的處境有絲毫改善，反而把自己也搭了進去。
到了1966年，文革來襲，對他的迫害驟然升級。一伙人闖進門來被抄家，但除了幾件破舊的家具和用三塊磚頭支起的一口鍋，呂熒的家中就像水衝過似的，沒抄出任何反革命證據。但有一天他終於被人抓了現行，那天他正在家裡削蘋果，鄰居來找他說事，兩人因生活瑣事發生爭吵，他跟對方說話時，拿水果刀比劃了幾下。這下不得了啦，竟然拿刀威脅革命群眾，立即遭到逮捕，押往北京良鄉農場（後轉到清河農場）強制勞動改造。
這個書呆子啊，真是不可救藥了，自己都衣衫襤褸，赤腳穿雙膠鞋了，被押送農場勞教，臨走時還不忘帶上自己的手提箱，裡面裝著他心愛的英文打字機，幾包熬夜照明用的蠟燭。手提箱的夾層還藏著未完成的美學論文，以及《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譯文草稿。到了農場他才知道，繁重的體力勞動、吃不飽的粗糙飯食，成了壓垮他的兩座大山。幾十個人擠在一個大通鋪上睡覺，臭氣熏天的馬桶就擱在旁邊，哪裡還有擺放打字機的位置？
很快，他的打字機被沒收，書稿被撕毀，為了活下去，那幾包蠟燭也不得不拿去換成了果腹的窩頭。
更加殘酷的是來自肉體和精神的摧殘，由於他總是沉默寡言，既不帶毛主席語錄，又不肯「早請示晚匯報」，他成了農場大會小會批鬥的靶子，每次都招來羞辱謾罵，和毫無人性的拳打腳踢。
長期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使他的精神疾患又犯了。難友看見他打飯回來，沒有筷子，就站在囚室前用手抓著吃。他常常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詞，眼神里流露出慘痛和悲憤的情緒。他身穿一件女式背心，外面罩一件髒得發黑的舊風衣，赤腳在地上行走……從進勞改農場起，直到死，他沒換過衣服，沒洗過澡。但他仍然喜歡美麗的事物，他囚室的門前是一片稻田，田野上有開著白花的茨菇。瘦弱不堪的呂熒披著破舊的衣衫，拄著一根柳條，繞著白花轉圈，一轉就是幾小時，口裡不斷喃喃自語：「美呀，美呀，真美呀！」
令人驚異的是，神智有些失常的呂熒，每次打飯，他都要同炊事員點點頭，說句「請」和「謝謝」。而當發給他生活費時，他總一次不落地強調：「我是文化部的，這是借，請給我記在帳上，我以後要還的。」在他靈魂深處，他始終維護著做人的自尊和深入骨髓的教養。
從維熙的《歲月筆記》裡，記錄了從維熙和右派分子、北京大學水利系畢業的姜葆琛最後去看望呂熒的情景。那時呂熒已經瘦得皮包骨頭，體重只剩下50斤，下半身蜷縮在破棉絮里，上半身裸露著。牢房黑暗，充斥著酸臭，溫度在零下20度，卻沒有燒炕。他虛弱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命如遊絲，無助地等待著死神的降臨。無衣可換又無法洗澡的呂熒，渾身長滿了虱子。
1969年的春天，是呂熒生命的最後一個季節，他已經等不到冰雪的融化了。3月5日那天，他忽然想抽支煙，難友姜葆琛為他買來了煙，替他點燃。他輕輕地吸了幾口，就永遠地閉上了眼睛。這一年，他55歲。
這個挺直脊樑的人死了，那些脊樑彎曲的人卻依然活著。
呂熒死後葬於蘆葦灘，墓碑是一塊紅色的磚頭，上面用白粉筆寫著「呂熒之墓」。
2026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