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對六四的研究，應當充分引進當初民意這個維度，將其作為影響事件走向的關鍵變量來分析（維基百科）
37年前的六月，在中國，一場史無前例的愛國民主運動在血腥鎮壓中戛然而止。時光流逝，歷史的傷口仍在隱隱作痛，但對於這段歷史的敘事權和解釋權之爭從未停歇。在紀念六四37周年之際，我想有必要提出兩個新的概念，作為六四研究的新的內容，與關心此一議題的朋友討論。
記憶倫理：還原歷史的比例原則
對於八九六四事件的評價，我始終認為可以概括為「政府有罪，學生有錯」。然而，在當今的公共討論中，一股思潮正在形成，它以看似「反思」的姿態，完全避而不談「政府有罪」的部分，轉而將全部的焦點集中於「學生有錯」，不斷要求當年的學生檢討自身在策略上、組織上、甚至道德上的「不足」。
我認為，這種做法嚴重違反了記憶的比例原則。在任何一場由公權力對民眾施加暴力鎮壓的事件中，是非的衡量必須以前後因果的嚴重程度來判定。六四事件的本質，是和平請願的民眾遭到了國家機器的武裝屠殺。政府動用正規軍，持最具殺傷力武器，造成了數以萬計的傷亡。相較於這場由國家發動的、目標指向人民的「屠城」罪行，學生方面即使存在經驗不足、策略失誤等「錯誤」，其嚴重性與政府的罪行相比，完全不在一個量級。
如果任由這股思潮主導輿論，不斷地要求受害者檢討、卻對施害者避而不談，其後果必然是是非混淆，歷史扭曲。特別是對於年輕世代而言，如果他們接收到的歷史訊息只有關於學生「不夠理性」、「不夠成熟」的討論，那麼他們最終接收到的歷史就會是片面的、扭曲的。他們會誤以為那是一場因學生激進而引發的悲劇，從而失去了對暴政本質的認知。
因此，我們必須堅持記憶的倫理：應當先充分地還原「政府有罪」的歷史事實在先，檢討受害者在後。只有在充分認知了鎮壓的殘酷性、還原了死難者的犧牲與公權力濫用的真相之後，任何關於學生策略的討論才具有嚴肅的反思價值，而不是為遺忘與開脫提供藉口。
隱藏的主角：民意的作用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六四事件回顧與研究中，傳統上通常聚焦於兩個核心主角：學生與政府。學生作為事件的發動者和主體，政府作為鎮壓的決策者和執行者，構成了主流的敘事框架。然而，我們必須引介和重視第三個，也是一個「隱藏的主角」：民意。事實上，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洶湧的民意不僅構成了事件的背景，更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政府和學生雙方的行動軌跡。
首先，民意影響了政府。八九年春夏之交，全國上下，從知識分子、工人到普通市民，都以空前的熱情和同情捲入了這場運動。北京市民在戒嚴部隊進城時築起人牆、提供支持，正是民意洶湧的體現。這種廣泛的民意支持，正是政府感到極度害怕、並最終採取武力手段進行「斷然措施」的原因之一。對於一個以「代表人民」自居的政權而言，全民反對的民意洶湧，是對其統治合法性的最大威脅，從而促使其選擇用最血腥的方式來震懾社會。
其次，民意也深刻影響了學生。現在有人從「革命」的角度進行事後諸葛式的批判，認為「當年應當衝進中南海」、採取更決絕的激進方式。但實際上，當年的學生領袖們並沒有採取這些激進的行動，正是因為他們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的社會民意並不期待學生做那樣激進的事。當時的民意主體仍是溫和的、要求對話和改良的，學生對民意的順應和自我約束，恰恰反映了運動的非暴力和和平本質。簡而言之，民意這股力量，既是政府暴行發生的催化劑（政府因恐懼而施暴），也是學生保持克制與和平訴求的穩定器（學生因尊重民意而自律）。
我認為，未來對六四的研究，應當充分引進民意這個維度，將其作為影響事件走向的關鍵變量來分析。只有這樣，才能更全面地理解這場運動的覆雜性、歷史參與者的動機，以及非暴力抗爭在極權環境下面臨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