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465萬個孩子出生。2023年,這個數字是902萬。四年,減少563萬,降幅31.5%。2025年,跌至792萬,相比2019年,6年減少了673萬,降幅達46%。
這批2019年的孩子,今年正好在讀小學一年級。而五年前的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是1786萬,史上最高。也就是說,現在讀小學的這批孩子,比五年前的峰值少了563萬。

現在很多縣城小學特別是民辦小學,已經招不到足夠的孩子了。
2025年以來,從河南到陝西,從湖南到廣東,一批縣城小學的辦學許可證被教育部門公告註銷。不是辦學困難,不是暫停招生,是徹底關門。這不是預測,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消失的,是一代孩子
先說清楚一件事,民辦小學的關閉,不是突然發生的。它的根子,在2016年就已經埋下了。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那一年,中國出生了1786萬個孩子,是本世紀以來的最高點。民間和資本的判斷簡單直接,孩子多了,學位會緊張,辦學有市場。
所以2016年到2018年,大量民間資本湧入縣城,建學校、建幼兒園、辦培訓機構。那是縣城教育的黃金時代,需求在、政策松、競爭少,很多人是閉著眼睛賺錢的。
但沒有人注意到,峰值也是拐點。
從2018年開始,出生人口開始斷崖式下跌。2018年1523萬,2019年1465萬,2020年直接跌到1200萬,同比跌幅18%。
這是中國出生人口減幅最快的一年,教育部後來把2020年稱為「建國以來最小一年級」。
更少有人注意到的是,這批2019年出生的1465萬孩子,正好在讀小學一年級。而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是1786萬,史上最高。
也就是說,現在讀小學的這批孩子,比五年前的峰值少了563萬。這不是遠期預測。這是已經發生的現實。

2025年6月,河南省民權縣教育局發公告,9所學校辦學許可證被註銷,其中包括2所小學。同一月,河南省湯陰縣2025年度檢查結果,64所受檢學校,13所停辦,超過兩成關門,這意味著每走進5所縣城學校,就有一所已經不存在了。
陝西西安臨潼區,2024年底到2025年初,7所民辦學校辦學許可證被廢止。湖南桃江縣直接出了11年的學校撤併規劃,2025年一年就要撤併11所。廣東廣州番禺區,一所民辦小學2025年2月停辦。城中村拆了,租住人口散了,學校連等下一代的機會都沒有。
這不是哪個縣的問題,這是全國性的收縮。而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面。
因為2019年入學的這批孩子是1465萬。隨著出生率的年年下滑,到2025年已跌到792萬,首度跌破800萬。一屆比一屆少,等這批孩子升初中、高中,生源還會繼續萎縮。
更讓人不安的是,2024年出生人口短暫回升到954萬。龍年效應,補償性生育,各地補貼刺激。但2025年又跌回792萬。
這不是反彈。這是慣性中的偶發波動。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是1.0,全球最低區間,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的2.1。
事實上,縣城民辦小學正在經歷的,已經是第二波關閉潮了。
第一波關閉的是鄉鎮小學。2001年《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啟動撤點並校,20年間有近34萬所的鄉村小學消失,這是政府主導的、有序的人口遷移,家長帶孩子進城,學校跟著合併。
縣城民辦小學的關閉,是第二波。節奏比鄉鎮晚,但邏輯一樣,生源減少,撐不下去。不同的是,鄉鎮學校是被「遷移」走的,縣城民辦小學是被市場直接出清的。
沒有政府兜底,沒有學區劃分保障,沒有編制留住老師。市場好的時候,這是靈活性的優勢;市場差的時候,這就是致命的劣勢。

三道坎:市場、政策
還有公辦回流
出生人口下降是根本原因。但壓垮縣城民辦小學的,不止這一根稻草。
這三者不是並列的。人口下降是「必要前提」,政策收緊是「加速器」,消費降級是「催化劑」,它讓家長用腳投票的速度快了一倍。
第一道坎:政策關閘。
202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確實印發了《關於規範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意見》,其中明確要求縣域內民辦義務教育在校生占比控制在15%以內。
很多人沒意識到這條政策的殺傷力。2016年到2018年,縣城民辦學校之所以能快速擴張,依賴的就是「超量招生」,公辦學位不夠,學校補位,兩者並行。但15%的紅線一畫,擴張空間被政策直接封死。

周口鄲城縣,全縣105所民辦義務教育學校,101所停止招收新生,僅保留4所合規辦學。一個縣,學校從105所壓縮到4所。
第二道坎:公辦回流。
把時鐘撥回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後,全國曾掀起一輪持續數年的「學位焦慮」。「二孩來了,孩子去哪兒上學」幾乎是每個城市的頭條議題。
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入學高峰,各地大規模擴建公立學校,從一線城市到縣城,新建校區、補充編制、推行「優質師資下沉」,幾乎是一場全國性的教育基建運動。
但沒有人預料到,入學高峰並沒有持續太久。從2018年開始,出生人口斷崖式下跌。當年為了應對高峰擴建的公立學校,如今學位開始富餘,而民辦學校的生源,就成了最先「回流」公辦的部分。
第三道坎:消費降級。
經濟壓力傳導到教育消費。縣城家長的教育預算普遍收緊,在「公辦夠用」的前提下,沒有理由多花錢上其他學校。
三道坎疊加,政策收緊、生源減少公辦回流、消費降級。任何一條單獨拎出來都夠受。三條一起來,沒有特色、沒有規模、沒有差異化優勢的縣城學校,根本沒有還手之力。
而這三道坎,沒有一條會在短期內消失。
過去兩個月,我們訪談了河南、山東、安徽三省的十幾位縣城民辦學校校長,也逐份查閱了各地教育局的公告。
下面這個案例,來自公開報導,但它的結構性問題,在幾乎所有縣城民辦學校身上都能看到。

一個縣城民辦學校校長的帳本
說一件具體的事。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縣,北街學校。2018年創辦,巔峰期約1000名學生。
創辦這所學校的人,大概也是這樣想的,縣城有需求,自己懂教育,投進去的錢會有回報。2018年是教育擴張的尾聲,他是踩著最後一波生源高峰起步的。
這所學校的營運邏輯,是預收「助學金」,家長一次性繳納多年學費,學校用這筆錢維持運轉、支付老師工資。這個模式有一個致命bug:一旦招生下滑,就沒有足夠的現金流。
2022年3月起,學校開始拖欠工資。老師們多次討薪,校長每次都說「下個月一定給」,每個月都在重複同樣的承諾。
2023年3月22日,學校突然宣布解散。沒有通知,沒有安置,沒有解釋。當天,全部學生被教育部門分流。停辦之後,家長們組織維權,涉及金額可能超千萬元。後來,校長被逮捕。
這是一個極端案例。但極端背後,是一個普遍的結構,縣城學校的成本結構,是按照「擴張時代」設計的。
房租是簽了合同的,一簽五年。師資是配好的,一個蘿蔔一個坑。招生團隊是養著的,地推要做、家長群要維護、節日活動要辦。這些固定成本,是基於高峰期的生源規模測算的。
當生源下降30%,這些成本不會同比例下降。房東不會因為你少招了30個學生就給你減30%的房租,老師簽了勞動合同也不能說裁就裁。收入在崩塌,成本是剛性的。中間的窟窿,只能靠積累硬撐。
而大多數縣城學校的創辦者,本身資金積累有限。他們不是貪婪,是在時代洪流里做出了一個理性的個體選擇,然後撞上了一堵牆。
不是他們不懂風險。是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公辦進不去,大城市打工不現實,辦學是唯一能想到的出路。
一個典型的豫東縣城,假設能容納3000名小學生的學位需求。2018年,這個縣城有8所學校,每所平均招生350人,大家都能活,有的還能活得不錯。家長排隊報名,挑學校,挑班級,挑老師。
2025年,一年級適齡兒童可能只剩1500人。8所學校還在原地,每所能分到不到200人。
總有人分不到。分不到的那所,就關閉。
但這還不是最殘酷的部分。最殘酷的是,即便你今年撐住了,你也不知道明年會不會成為那個「分不到的人」。因為生源每年都在減少,而學校不會每年都減少。供需剪刀差,只會越來越大。

不是優勝劣汰,是結構性出清
很多人會認為,民辦小學關閉,是因為這些學校不夠好,質量差、管理差、理念落後。優勝劣汰,正常。
但這個判斷,掩蓋了真正的真相。
真正的原因,不是這些民辦小學不夠好,而是「民辦小學」這條賽道上的玩家,在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時代命題下,註定要經歷結構性收縮。
這不是市場競爭。這是結構性出清。
就像2016年的鋼鐵煤炭去產能,不是鋼企管理不行,是整個社會的需求端發生了變化。好的鋼企和差的鋼企,一起被壓縮產能。
理解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很多縣城民辦小學的創辦者,至今仍在用「提升質量、打造特色、改善服務」的思路試圖自救。這當然是對的,但僅靠這些,不足以改變結構性收縮的大勢。
真正的生存策略,是回答一個問題,在生源總量持續減少的前提下,我的學校,是否具備讓家長願意把孩子從公立學校拉出來的足夠理由?
如果答案不堅決,不清晰,不稀缺,那撐下去,也並不能改變草越來越少的現實。

一個粗略的時間線:2025年,2019年出生的孩子進入小學,縣城小學感受到第一波衝擊。但這只是開始。
真正的收縮效應是疊加的,2031到2032年,當這批孩子升入初中時,更後面出生的、數量更少的孩子正在進入小學,這意味著初中階段的總需求將從這一時間點開始加速下滑。
同理,2034年前後高中需求下降。每一波衝擊都比前一波更猛,因為漏斗在逐級縮小。
他們面對的,不是一次性衝擊,是長達十年的持續收縮。等這批孩子自己成為父母,出生人口的新一輪下跌,又會到來。
而這十年,剛好是很多縣城學校創辦者職業生涯的黃金期。他們本以為建學校是「一輩子的事業」,結果發現,可能只是一段下行曲線的起點。
2016年,家長們徹夜排隊報名。2026年,很多縣城學校的教室,已經空了一半。中間隔了不到十年。
悲觀沒有用。但看清了,就知道錢要花在刀刃上,精力要用在真正有價值的地方。
對於還在這個行業的從業者,最重要的不是相信奇蹟,而是回答一個問題,五年之後,我的學校,靠什麼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