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9日，我們江一中高六六(2)班在重慶巴南區東泉聚會，以紀念我們「畢業」五十周年。這也是我們「畢業」後第一次真正經過認真籌備的全班意義上的聚會。然而最後參加聚會的同學卻只有二十七人。這個事實使積極參與籌備的我不由感覺有些淒涼，二十七人，剛好是我們畢業時人數的一半。
老師呢，則一個沒請。還健在的老師們都年事已高，聚會地點又太遠。事後我們幾位同學代表都去一一作了探望，但幾乎都是蜻蜓點水，點到為止。每處呆了不過十多二十分鐘就匆匆離開，留下一張匆匆離影。每次離開，我都有些不忍，然而還是匆匆離開了。
事後，我便多次想到「畢業」這一個話題，我的思緒又有些迷糊起來，我們高中真「畢業」過嗎？關於「畢業」，有哪些值得我回憶和珍藏的呢？我似乎想不起。我盡力去想，去回憶，去梳理大腦中僅存的記憶……
我的一生中經歷過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學五個階段的系統學習，也就是說「畢業」過五次，然而關於「畢業」「畢業典禮」「畢業晚會」，畢業時同學間、師生間的惜別，卻幾乎是空白。
一、初小
我們那個時代小學要分初小和高小，初小四年，高小兩年。我初小所在的初五八(3)班，在班主任傅浩雲老師的帶領下，曾是一個十分紅火的班級，是全縣第一個「紅領巾」班，是專門改造「落後分子」的班。
然而，1957年的「反右」鬥爭改變了這一切。傅老師被劃成了「右派」，一個好端端的班級從此改變了模樣。因為傅老師是右派，也就成了敵人。同學們不再尊敬他，調皮的學生也不再害怕他。同學們上課不再起立，課堂上不再自覺遵守紀律。課堂開始變得鬧哄哄、亂糟糟的，最後連課都上不下去了。
到畢業那一學期，傅老師等「右派」被趕出了學校，雖然我們班換了不少老師，但是情況並未有多大好轉。就這樣，在這紛亂的局面下我初小畢業了，那個曾經紅紅火火的「紅領巾班」也永遠在歷史中消失了。沒有畢業典禮，也沒有畢業證書，沒有全班畢業合影，只留下一些殘存的「亂象」。
二、高小
我的高小兩年是在大躍進的瘋狂中度過的。
到畢業的1960年，這種瘋狂的後果儘管已經開始顯現，人們開始餓肚子，我們幼小的心靈也知道什麼了是饑荒，但大躍進的瘋狂勁卻仍然沒有過去。
在「一年普及小學、兩年普及中學、三年普及大學」的口號吶喊聲中，我們學校在畢業班中辦起了「實驗班」，一些同學令人羨慕的分到實驗班，嘗試「中學教育」。於是原來的班級打亂了，我們這些不能到實驗班的同學重新編成幾個大班，我所在的班被安排在會議室上課。
過去熟悉的同學分散了，新的班級太大，一時令人難以適應。我已經記不清那混亂局面下我究竟分到了哪個班，誰是班主任，在新班是怎麼上課的，有哪些老師上過課。我印象中只有那些掛在牆上的以大字報形式寫成的很多語文問答題及答案，而且我也同樣記不清我去背過這些東西沒有。
我們就又一次在這樣紛亂的局面中畢業了。沒有畢業典禮，也沒有晚會，沒有畢業合影，也沒有畢業證書。關於畢業我只記得畢業前的體檢結果：年齡快13歲的我，身高1米27，體重39斤半（市斤），營養狀況（居然是）「中等」，視力0.2和0.3。就這樣我又一次稀里糊塗的畢業了。
三、初中
1962年9月，我念初三了。那時的中國終於從大饑荒中喘過氣來，緊縮的教育開始復甦，從「反右」開始「向左轉」的知識分子政策剛剛開始有些「回暖」的跡象。學校又重視教學質量了，甚至實行了獎學金制度，對那些努力學習而成績優秀的學生實行獎勵。記得學校的一、二、三等獎學金的獎金額分別為7元、4元和2元。這絕對是一個誘人的數字，要知道當時我們一月的伙食費才6元。記得我姐姐就獲得了二等獎。我們就在這種有希望的空氣中進入了學畢業班。
儘管形勢不久又向「左」轉，但由於慣性，我們還是基本正常的畢業了。
我們正常地進行了畢業考試，一共考了十科，有語文、政治、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衛生、歷史、地理、農業氣象。我也開始嶄露頭角，畢業平均成績達九十分以上。但因為我基本上不交作文，（一學期只交了一個，不是沒寫，而是沒交。）因此占百分之二十的平時成績就幾乎是零分，所以語文總評只有79點幾分，主科總評不到八十分，這樣我就基本與獎學金無緣了。
（後來有同學計算了我平均每科在九十分以上，達到了三等獎學金資格。於是在下學期開學時，作為高一新生的我，被補發了三等獎。不過此時獎勵不再是金錢，而變成了學習用具。）
初中畢業了，我生平第一次照了一張二寸的個人半身象，記得姐姐取照片回來時說相館的攝影師說我（相片）像一名新聞記者，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借別人的口）對我說的一句恭維話。
畢業證也發了，我那張「記者」像端端正正的貼在了上面，可惜這張畢業證不知什麼時候遺失了。
這次畢業我們全班還照了畢業合影，這也是我唯一的一張畢業合影，上面還有老師、主任和校長。老師們坐在第二排。那是1963年，是中國從那著名的大饑荒走出來還不到兩年的時候，前排的男生們瘦小的個子，還留著大饑荒潮水退去後的印跡。
最近我再次審視這張珍貴的照片時，我驚異的發現，我們的校長竟坐在很靠邊的位置，而不是像現在的學生的畢業照那樣，校長總是像眾星拱月似的被人簇擁在中間。
四、高中
1966年我們又進入了畢業季，但這時的情況卻比我經過的所有畢業季更複雜、更紛亂，更令人不安和惶惑。
我們已經進行了畢業考試，完成了高考報名和自願填報。離高考時間僅有半個月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宣布高考延期半年。幾天後，我和另外四個同學就以「思想反動」的罪名被驅趕出了學校。其餘三分之二的同學去農搞「社教」，三分之一的同學留校繼續搞文化大革命。
往後，眾所周知，一浪比一浪高的、越來越詭譎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把我們，不，把整整一代中國學子打得暈頭轉向，使青春凋零、歲月空拋。
這就是我們的高中畢業。畢業證書其實學校早已填好放在檔案室，但是卻沒來得及發放，在後來的派性武鬥中，檔案室被一派武裝占領，這些證書就此散失了，幸運的是這個派別中我有一個朋友將我的畢業證書取出來給了我，我終於有了一張能證明我文化程度至少是高中畢業的「硬拷貝」。
畢業合影、畢業典禮當然也一概沒有。不過有幸的是在畢業那學期，曾經與我們班搞過聯歡的重慶第24中高六六(1)班來回訪時照了一張合影，這張照片就成了我們江一中高六六(2)班曾經存在過的有力「證據」，也是我們曾有過的青春記憶，儘管上面差不多有一半不熟悉的然而是同樣年輕的面容。
五、大學
十年動亂終於結束，我參加了1977年冬季的高考，雖然優異的成績曾引起相當的轟動，我甚至成了當地的有傳奇色彩的名人。然而我還是落榜了，那是幾句話難說清的經歷。
幾年後，我以高等專科同等學歷考入大學本科帶薪學習。我同時被某師範學院繼續聘任為高等師範函授數學本科兼職函授輔導。除每月為函授學員上2~4天的面授指導外，我同時還在中學兼職上課以䃼家用。那時我已36歲，是我們班上同學中年齡最大的，並有一個剛滿一歲的孩子。
兩年後我們畢業了。但畢業時一些同學不知從什麼地方知道了畢業證書的樣式，認為證書太小而且太不氣派，於是掀起了一陣不小的抗議浪潮。通過與院方和省教廳交涉，畢業證書變大了，封面有燙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畢業文憑》字樣，這些同學終於如願以償，而我始終對此淡心莫腸。
不過在中國，這個文憑倒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它曾被複印過不知多少次，被繳驗過不知多少次。不過如今它只剩下唬人的封面了，有用的內頁已經遺失了。畢業合影還是沒有，大概是大家忙於要一張「體面」的文憑把這事忘了吧！當然也沒有畢業典禮和畢業晚會。
據悉，現在所有的高校畢業證書都是又大又體面，不管是什麼學校。
以上就是我的關於「畢業」的故事。我至今留下的有初中畢業全班同學合影，兩寸半身脫帽相片一張，高中畢業證書一張，「擬畢業合影」一張，大學畢業文憑封面一本。它們無聲地記錄著我們光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