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旨在推動產學研合作、促進科研成果服務社會的橫向項目，在中國高校績效考核、學科排名和財政壓力等多重因素疊加下，逐漸從一項科研合作，演變成部分教師不得不完成的考核指標。當「科研經費」成為更重要的評價標準，一些大學教師發現，自己不僅要教書、做研究，還要想辦法給學校「掙經費」。
吳彬是中部地區一所公辦本科高校文科教師，2021年入職時，正趕上學校申請碩士點，「兩年招了三四百個博士」，他很順利地獲得了這份教職，卻沒想到這僅僅是壓力的開始。
入職後，吳彬才知道自己每年要完成7萬的橫向項目。橫向項目是與縱向項目相對的一種科研項目，指由企事業單位委託學校承擔的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服務、技術諮詢等項目，縱向項目則是指列入國家、地方政府科技發展計劃並由政府財政撥款資助的項目。
吳彬說，這對他來說是很難完成的任務，「一個橫向項目的出發點，是企業覺得學校的老師具備專業的技能，因此給學校資金，讓學校的團隊為它服務，解決實際的問題。理工科做橫向相對容易，一個項目動輒幾十甚至上百萬，但我們文科，企業委託我們做什麼呢？」
學院的領導在大會上解釋，學校申報碩士點，核算科研經費後，發現還有不少的缺口，所以將錢攤派到各學院，吳彬所在學院被分配到兩三百萬，學院按照每位老師的職稱進行了分攤，講師每人7萬，副教授及以上職稱每人10萬以上。前兩年，隨著材料提交截止時間的臨近，領導不斷強調經費的缺口和重要性，在大會上告訴大家如果再不完成，就要扣績效。2025年起，科研處更是每個星期通報經費缺口。吳彬能感受到，院長也是焦頭爛額，召開了好幾次專題會議，召集沒有滿足要求的老師，一個一個詢問橫向經費的進展，神情和語氣都非常嚴肅。
《鋼鐵森林》劇照
吳彬說，橫向項目和他們的年度考核、職稱晉升都直接掛鈎。吳彬學校的年度考核採用積分制，例如，副教授每年需要完成150分的科研分，包括論文、著作、縱向項目和橫向項目，如果一年內沒有完成指標，會被扣績效。其實，發一篇C刊論文就能滿足年度考核條件，但發C刊很難——他們專業的一些期刊每年只收錄十幾篇論文。國外的文章相對好發，但版面費要2萬到4萬，吳彬一年的工資只有十幾萬。縱向課題更是僧多粥少，80%都由頭部院校拿走，20%分配到數量上占80%的普通院校，各個專業每年只有1-2個，普通老師望塵莫及。省級的項目一個只有2萬元，整個學校一年也只有3-4個名額。市級項目的金額更少，5000元一個，「搞了像沒搞一樣。」
《重啟人生》劇照
因此，橫向課題就成為了最容易的選項——一萬元的橫向課題就有15分，30萬的橫向課題被認定等同於一個國家級縱向課題。吳彬了解到，學院有些教授發不出文章，領導暗示他們自己儲值橫向。吳彬告訴本刊，「儲值橫向」是「找一個熟悉的企業，自己花錢，讓它把錢以企業的名義打到學校，委託老師做這個項目，老師自己再慢慢把錢報銷出來。」職稱晉升相當於「有求於學校」，學院領導還會額外下10-30萬的橫向經費任務。
吳彬一個幾萬元的橫向，也是自掏腰包做的。他算了一筆帳：資金進入學校，就成為了學校的經費，老師們可以報銷，但要損失10%左右的稅點和5%的管理費。報銷也並不容易，他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把那筆經費報下來。「文科的橫向一般是諮詢服務，不能購買機器。交通費、住宿費等不能用旅遊的發票，而是要真的參會，出具邀請函等證明。」也是因此，吳彬說，一些老師會選擇開假發票。這樣做的風險很大，當教育廳審計時，如果發現發票、交易或項目是假的，老師不僅需要退回報銷的資金，還可能受到處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做這樣的事其實挺羞恥的。」
必選項
即使在一些地方重點院校里，橫向項目在教師評價體系中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突出。北方一所省屬重點高校新聞傳播學教師趙啟恆告訴本刊，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橫向在他的學校被「卷」成了必選項。趙啟恆2021年左右評上講師，接下來面臨的就是副教授的評審，學院有100多名講師，但每年只有三四個晉升副教授的名額，獲選的要求遠遠高於申請的標準——副教授評選的基礎要求是一篇核心論文，有的老師會發表三到五篇。當大家的論文和縱向項目水平相當，橫向就成為了競爭的重要籌碼。據趙啟恆了解，如今其所在學校的橫向課題競爭已經前置，一些剛入職的年輕人為了獲得更強的競爭力，已經開始拉橫向。他也觀察到，自掏腰包、借款甚至貸款做橫向是一個常見的現象。
《花束般的戀愛》劇照
韓建明是一家傳媒企業的董事長，2025年被引入北方一所普通本科高校，成為教授。最近幾年，他陸續聽一些地方高校教師說起「假橫向」，「這已經成為了學術界公開的秘密」。韓建明告訴本刊，在縱向項目拿不到、真實企業找不到的情況下，花錢「做」一個橫向課題，成了部分教師眼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選擇。部分中小企業則發現這是一個商機：通過「配合」教師簽虛假合同、走帳，可以賺取一筆服務費或過橋費，且沒有任何研發成本和風險。根據現行稅法，企業研發費用可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因此，企業有動機將非研發支出包裝為研發支出，從而避稅。還有一些企業是為了借用高校的名頭來包裝自己的「產學研合作背景」，以便申報高科技企業或獲取政府補貼。對於高校來說，橫向關乎其資源獲取和學科排名，因此在審核環節流於形式，對資金來源和真實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主要研究高校績效評估和教育科研評價改革，在她的印象里，自她1986年進入同濟大學任教時起，橫向課題就是教師評價體系中的一部分，但過去不太被重視。「對於985、211院校來說，各方更強調縱向課題的申請。其實，橫向可能更難做，因為出資方有明確的要求，最終要拿出解決實際問題的成果，往往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因此，老師們更傾向於抓緊時間寫論文和申報縱向課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教育界出現了「為指標而指標」的現象，比如發論文是為了滿足指標，而不是為了推動研究領域的創新和進展，申請項目也是為了滿足指標，而不是為了實際的產出。為了滿足指標，甚至弄虛作假，教育和科研的目的發生了異化。
《玫瑰的故事》劇照
2018年，教育部及多部委聯合啟動了「破五唯」（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2020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和教育部發布的《教育部關於深化高等學校教師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規定，不再簡單統計論文總數量，由參評主體挑選有限數量、最能體現自身學術創新與貢獻的高水平成果，交由同行專家重點評議質量，弱化期刊分區、收錄資料庫、總發文數量等量化指標。同時，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在這些政策的引導下，高校對科研項目，尤其是橫向項目越來越重視。孫志平是湖南一所本科高校的人事處老師，他告訴本刊，這兩年，他們學校在促進產學研融合方面下了很大的決心，提出了一項政策：學校引進的博士，入職的第一年會被派到企業掛職工作一年。「教師主動對接社會的需求、服務社會，能夠產生實際的社會價值，其實是一種很好的科研類型。」樊秀娣說。
但在執行的過程中，橫向項目的價值又發生了異化。樊秀娣觀察到，這兩年，高校出現了「比經費」的趨勢。「大家認為，有本事爭取到科研經費代表學校有實力。很多高校為了提高經費預算，都會把指標攤派到各個學院，包括縱向和橫向，甚至還有校友捐助。」普通本科院校也受到這種趨勢的影響。樊秀娣說，這跟近些年財政撥款在縮減也有關係——部分高校自籌經費的比例在上升，橫向經費是其中重要的來源。孫志平說，頭部的院校拉橫向比較容易，學校收取一筆管理費，可以用於學校科研的投入，彌補學校收入的不足。但是地方性本科院校真實的橫向少，為了鼓勵橫向，一般不收管理費，還會給老師幾個點的獎勵。
《安娜》劇照
在孫志平看來，地方院校鼓勵橫向，是因為申請碩士點、博士點，高校的學科排名、年度辦學績效中，有一項指標是師均科研經費，大約6-10萬，且逐年增加，這個要求對地方性本科院校來說很高。雖然科研經費包括縱向和橫向，但地方高校的老師很難在縱向課題的申報上和頭部的高校競爭，只能依賴橫向來完成指標。「但進帳也很難。」孫志平說，地方性本科院校接觸更多的是地方性企業，大多是十幾萬、幾十萬的小項目，平均到每位老師頭上，對完成指標來說杯水車薪。然而，地方高校不能因此而退出學科排名的競爭。「學科排名在本科招生時是考生的一個重要參考依據，如果排名靠後，可能連學生都吸引不到。高校之間競爭激烈，排名更高的學校在學科領域也更有話語權，申請經費會相對容易。如今他也很頭疼，「怎樣讓教師和社會理解橫向的價值和重要性，做更多真實的橫向？」
被忽視的教學
在樊秀娣的觀察里，在「破五唯」執行7年後，高校教師普遍感受到的是「越來越唯」，「在原來的基礎上，還要加上一個『唯經費』。」樊秀娣說，這是因為以量化指標為基礎的評價體系沒有改變，量化指標數量還在變多，內涵在擴大。這樣的評價只注重結果，而不關注教學和科研本身的質量，會導致目的功利、異化。「現有的評價體系太過簡單，像教學的質量、課堂受學生歡迎的程度、教師對學生的關心，很難直觀地被量化成可比較的指標，因此大多被排除在評價體系之外。」
南方一所職業技術學院理工科的教師周航也發現，學校里很多老師為了評職稱而做假橫向。「有的老師做基礎研究，一年卻能拉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橫向，資助他們的公司是服裝店、五金店。」造假的人多了，造成一種錯覺——做橫向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他覺得不公平，「他們把認真做事的人的空間擠走了。」
周航過去一直在企業工作，有一些人脈和資源，但如今合作更多的還是前單位。為了拿到項目，他要時不時地請前同事吃飯，暗示對方自己最近項目結題，有很多空閒的時間。但他很清楚，「橫向的合作，老師再努力也沒有用。只有公司有需求，老師的研究方向又恰好對口，合作才能達成。」周航這兩年拿到的橫向都是10-20萬的小項目，沒有學生幫忙，全靠自己。除了每周12節課，他的精力全部都花在這些項目上，一年也只能完成一個項目，非常辛苦。但是他能夠完成的橫向經費總額總是不如直接儲值的老師，在晉升副教授這件事上，他已經不抱太大希望。
《黑鏡》劇照
吳彬博士畢業於一所專業型頭部院校，選擇進入高校是因為氛圍「相對單純和自由」，為了不「非升即走」，選擇了如今這所地方院校。他觀察到，在學校里，還是有許多教師受困於績效考核，功利一些的把幾乎所有精力放到了滿足職稱晉升的條件上，還有一些整日憂心忡忡，擔憂隨時下崗。吳彬的科研分足夠申請副教授的評審，但他不想晉升。「評了副教授，科研分要提高，最後如果達不到考核要求，就要扣績效。很有可能拿著副教授的頭銜，背更重的任務，拿的卻是講師的工資。即使在這個學校評上教授，社會地位不會提高太多，資源也不會變多。」
吳彬說，當初選擇進入高校，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和年輕人交流，分享知識和就業方面的技能。但如今他發現，在高校的價值排序里，教學是最不重要的事。吳彬說，備一門新課經常要熬夜到凌晨兩三點，指導學生比賽、論文也要花費很多精力，但是這些「沒有回報」，遠不及一個科研項目受到認可。一名大學老師則在會議上聽領導說，一天上那麼多課有什麼用，別人一個課題就把你們的課時費掙回來了。
吳彬告訴本刊，教學現在變成一件「全憑良心」的事。在他的價值排序里，「把課上好是底線。」吳彬從小在城市長大，家庭條件不錯，來到這所地方院校，很為學生們的情況觸動。這所學校吸納了很多附近縣鄉的學生，很多人是家族幾代唯一的大學生，憑藉著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走到這裡，父母對他們寄予厚望。吳彬說自己希望有時間多為同學們提供一些知識、技能和建議。
根據媒體深度調查以及各省教育廳近年頻繁下發的自查通報：
按高校類型劃分的「重災區」比例：
地方普通二本/新建本科/民辦高校（占比約60%-80%嚴重波及）
省屬重點大學/一部分211高校（占比約20%-30%存在）
頭部雙一流/頂尖985高校（比例極低，小於5%）
按教師群體劃分：
青年教師（青椒）與新進博士：「中招率」高達50%以上
擁有行業資源的「大牛」教授：0%
這個現象不僅普遍，甚至已經催生了成熟的灰色產業鏈。在小紅書、知乎等平台上，長期活躍著大量「橫向課題代辦」、「企業開票配合流水」的仲介。老師給仲介錢，仲介找皮包公司和學校簽假合同，錢在學校帳上轉一圈，扣掉稅點後把剩下的錢洗回給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