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宣布對七百多個美國商品稅目徵收報復性關稅，名義上是「逐美元奉還」，實際上算盤打得比海關稅則更精細。鋼鐵、鋁、乳製品、農業機械、家用電器，儘量選擇能夠迅速傳導到美國就業、物價和選舉政治的行業。
加拿大當然知道，單憑經濟實力不可能壓倒美國。它真正押注的，是美國人會先在內部打起來。
這套戰術並不新鮮。外國政府受到美國施壓時，往往不會平均還擊，而會精準打擊執政黨的票倉和敏感行業，讓農民、工人、企業和地方議員把壓力送回華盛頓。加拿大這次同樣希望，美國國內有人把加拿大造成的損失全部記在川普帳上，進而向渥太華傳遞一個信號：再堅持一段時間，只要美國政權輪替，政策便可能重置。
站在加拿大立場，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國家算計；但美國國內若有人主動配合，事情的性質就不同了。
反對川普當然不是罪。民主政治本來就允許反對政府，更允許爭論關稅政策是否正確。然而，若明知外國正在精準打擊美國企業和選民，仍把這種打擊當作本黨奪權的助力，甚至希望加拿大堅持得更久、打得更痛，那就不再只是政策分歧，而是在拿美國的實際利益支付黨爭成本。
問題還不止關稅。加拿大一面利用北美經濟一體化獲得安全與市場紅利，一面又向中國電動車和部分鋼鋁產品打開缺口。加拿大政府已經給予首年四萬九千輛中國電動車低關稅配額，並對部分中國鋼鋁產品延長關稅豁免。加拿大有權制定自己的貿易政策，但美國同樣有理由擔心：中國企業可能藉助加拿大這個北美供應鏈節點，逐步穿透美國為限制中國產能、資本和技術影響而建立的安全網。
如果加拿大相信，美國內部總有人會因為反對川普而替它抵擋壓力，它自然會認為這種兩面下注成本很低。
空軍少校傑森·沃森事件，反映的是同一種制度漏洞。
普通公民可以要求彈劾總統，退役軍人也可以公開參加政治活動；但現役軍官尤其穿著軍裝時，受到更嚴格的政治活動限制。這不是為了保護某一位總統的尊嚴，而是為了維持軍隊的非黨派性質和文官統帥原則。沃森以現役軍官身份穿軍裝參加政治抗議，公開要求罷免總統和副總統，隨後又被指違反命令，因此面臨《統一軍事司法法典》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二條和第一百三十三條等多項指控。這些後果並非不可預見，他本人及律師也承認，他事先知道職業和人身自由可能受到影響。
可是，知道會受罰，不等於這筆帳一定虧本。
在高度黨派化的環境中，一名軍官越過軍紀紅線，可能失去職位、薪酬和退休待遇，卻也可能立即獲得媒體曝光、募款、法律援助、政治聲望以及退役後的職業機會。未必需要證明他背後存在組織策劃，也不必斷言他本人已經計算好每一筆收益。真正危險的是，客觀上的獎勵機制已經形成：軍紀處分可能被政治市場重新解釋為「榮譽證明」，違反規則的成本反而成為購買名聲和未來政治資本的門票。
一旦這種激勵成立，受損的就不只是某位總統的權威，而是整個美國軍隊的制度基礎。今天可以因為厭惡川普而讚揚現役軍官越線，明天另一批軍官也可以因為厭惡民主黨總統而拒絕服從。到那時，軍隊效忠的將不再是憲法秩序，而是各自認定的「真正正義」。
加拿大的算計與軍官越線，看似一外一內，實質上利用的是同一個空隙：只要能夠得到美國某一政治陣營的支持，損害美國共同利益的成本就可能被抵消，甚至轉化為獎勵。
加拿大賭的是，美國黨爭足以削弱對外政策的連續性；越線者賭的是，政治聲援足以抵消制度處罰。兩者都不需要陰謀，也不需要秘密協議。只要各方都按照自身利益行動，結果照樣可能是美國的安全網被穿透、軍隊紀律被黨派化、盟友對美國承諾的穩定性失去敬畏。
這正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
可以看不起川普，可以反對他的戰爭、關稅和外交政策，也可以通過選舉、國會、法院和公開辯論阻止他。但不能因為反對川普，便把外國對美國的精準打擊視為政治助力；更不能因為認同某名軍官的觀點，就把現役軍人越過政治紅線包裝成值得仿效的行為。
這些行為傷害的不是川普個人，而是美國繼續作為一個國家行動的能力。
美國的力量從來不只在於美元、航母和國內生產總值，也在於一些不隨黨派輪替而改變的共同規則：外國不能借美國黨爭瓦解美國政策，盟友不能一邊享受美國安全體系、一邊替中共打開側門，現役軍人不能根據個人政治判斷決定哪些命令和紀律值得遵守。
當這些紅線可以因為「反對的是川普」而被重新定價，美國付出的便不是一次選舉的代價，而是制度信用的永久折損。
外部力量甚至不必擊敗美國。它們只需不斷尋找美國內部願意把國家利益兌換成黨派收益的人。久而久之，美國的正門依然堅固，側門卻已經被自己人一扇一扇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