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下一代，大概率比我們更難、更窮」

老周今年五十歲，在國企待了二十多年，部門主管，收入不算高，但勝在穩定。他有一個兒子，去年畢業，投了三百多份簡歷，面了四十多家公司，到現在還沒有一份確定的工作。老周說起這件事的時候，沒有抱怨，只是很平靜地陳述了這個事實。然後他說了一句讓人想了很久的話：我們的下一代，大概率比我們更難、更窮。

老周說這話的語氣，不是悲觀，更像是一種不得不承認的清醒。先看一組數據，2026年8月，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8.9%，環比上升1.0個百分點，回到了近一年的最高位。2026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達1270萬人，同比增加48萬，再創歷史新高。而就在同一個月，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為7.5%，30-59歲為3.9%。三個年齡段擺在一起，差距一目了然：越年輕，越難找到工作。

老周兒子投了三百多份簡歷這件事，放在數據里看不算誇張。2025年7月，16-24歲失業率從6月的14.5%跳升到17.8%，8月又漲到18.9%。每年夏天，一千多萬年輕人同時湧入就業市場，而市場能提供的崗位，跟他們在學校里學的東西，越來越對不上。學機械的在投行政崗，學新聞的在考公務員，學計算機的在送外賣。過去二十年，高校畢業生人數一路漲，從2001年的114萬漲到今天的1270萬，而GDP增速從兩位數降到了5%左右，蛋糕還在變大，但分蛋糕的人多了十倍。

老周這代人趕上的，是那個蛋糕快速變大的年代。他1998年進國企，那時候大學還沒擴招，大專學歷就夠用了，工資雖然不高，但單位分房、看病報銷、退休有保障。他買第一套房的時候，房價還沒起飛，月供只占工資的三分之一。他兒子現在看的那類房子，月供要占工資的百分之七八十，還得掏空兩邊老人的積蓄湊首付，這不是老周的兒子不如老周努力，這是兩代人站在完全不同的起跑線上。

更讓人心裡沒底的是，事情不是「難一陣子」就過去了。有研究測算，中國「70後」、「80後」和「90後」的代際收入彈性係數分別為0.502、0.605和0.685，呈上升趨勢。這個數字越大，說明子女收入越受父母收入影響，社會越不容易流動。換句話說，父輩混得好不好，對子女的影響越來越大，而子女靠自己翻盤的空間越來越小。老周那代人，多少人是從農村考學出來、在城裡紮根的，他兒子的同齡人里，這樣的故事越來越少了。

2026年國考通過資格審查人數達到371.8萬，歷史首次超過考研的343萬，國考錄取比是98比1，年輕人從「考研延緩就業」轉向「考公求穩」，背後是對市場的信心在收縮，他們不是不想闖，是闖了一圈發現，闖的成本太高，容錯的空間太小。

老周說的「更難、更窮」，其實不只是錢的問題，他兒子現在每個月靠家裡補貼兩千塊錢過日子，投簡歷、跑面試、等消息。他不懶，不頹，也不是眼高手低，他只是發現，那些他爸當年踩準的台階——進一個穩定的單位，慢慢熬資歷，攢錢買房——現在都已經不在了，而新的台階，他還沒找到。

中國正陷入自1960年代大躍進以來時間最長的通貨緊縮，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2025年的情況會逆轉。圖為2024年10月15日，北京中央商務區新辦公樓施工現場，建築工人下班後在工地外等候。（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這就是老周平靜底下真正讓人不安的東西，他五十歲，還能幹十年，有工資，有積蓄，還能幫兒子兜著。等他兜不住的那天呢？他兒子四十歲的時候，能不能像他今天這樣，回過頭來兜住下一代？

老周那句話其實還有一層沒說出來的意思：我們這代人享受了增長的紅利，但下一代人要面對的是增長放緩之後的存量博弈。紅利期結束的時候，帳單落到了最年輕的那批人頭上。他們還沒開始賺，就已經在被收割了。

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錯，是經濟轉型期必然要經歷的陣痛，是人口結構變化和產業升級疊加在一起的結果。但陣痛歸陣痛，不能讓一代人的希望就這麼耗掉。有活路、有盼頭，不只是一句安慰的話，它得變成具體的東西：讓年輕人能找到工作，哪怕不是理想的工作；讓努力和回報之間還有基本的對應關係；讓「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至少還留著一點可信度。

不然的話，老周那句話說出口的時候，就不是平靜，而是認命了。而一個讓父輩開始替子女認命的社會，才是真正麻煩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