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5日，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南亞與中亞小組委員會將舉行公開公聽會，主題為「特洛伊木馬：美國境內的隱蔽外國惡意影響力行動」。圖為美國國會大廈。（Samira Bouaou／英文大紀元）
9月15日，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南亞與中亞小組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行了題為「特洛伊木馬：外國在美國的隱蔽惡意影響力行動」的公開公聽會。
與會的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馬修‧強森（Matthew Johnson）警告，中共更具隱蔽性、也更難防範的手法，並不是由中共官媒直接向美國受眾灌輸政治訊息，而是退居幕後，藉助美國境內的機構、組織與個人介入公共論述，讓符合北京戰略利益的訊息由「美國人自己說出來」。這就是「特洛伊木馬」比喻的危險所在。
強森的警告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段時期以來中共滲透、瓦解美國社會的現實，不但危險性極大，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這次公聽會的一大意義就在於它讓公眾明確意識到，如何防範中共的「木馬」滲透，是擺在美國面前的一道全新的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我認為，美國為此必須儘快構築「六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不是「禁止言論」，而是查清楚「誰在出錢」。
這是最重要的一條。
美國不能因為某個人發表了親華、反戰、反軍工、反AI數據中心或者反美外交政策的觀點，就把他視為外國代理人。觀點本身不是證據。
真正需要追查的是這些聲音的背後，是否存在未公開的資金往來、組織聯繫或其它形式的外國影響？如果存在，那麼錢從哪裡來？誰給誰提供資金？有沒有外國政府、外國企業或與外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個人參與？美國機構與外國組織之間有沒有未披露的合作關係？某項活動、研究、宣傳項目是否存在隱性資助？資金經過了幾層基金會、非營利組織或者中間機構？這就是強森強調的「透明度」。
換句話說，問題不是一個美國人恰好說出了北京喜歡聽的話，而是北京是否通過隱藏的資金、組織關係和人際網絡，使這個美國人能夠獲得異常的傳播能力和政治影響力。這才是防範中共「木馬行動」的關鍵所在。
因此，真正有效的反制不是思想審查，而是資金透明化。
第二道防線：建立「資金—組織—人員—傳播」的完整鏈條。
傳統宣傳模式是從北京到中共官媒再到美國受眾，美國人很容易識別。但更複雜的模式現在已經變成了從北京到美國機構，再到美國活動人士、學者、媒體，直至美國公眾。
這才是所謂「特洛伊木馬」的真正含義。
此次公聽會涉及的上海美國商人內維爾‧羅伊‧辛格姆（Neville Roy Singham，中文名「羅一」）的資金網絡，就是一個受到國會關注的案例。報導援引的調查稱，辛格姆向多個美國組織提供了大量資金；相關組織和辛格姆本人則否認受中共政府指揮，而且目前並沒有因為這些指控而被定罪。
所以這裡應該堅持一個原則：資金關係≠自動證明中共控制。但如果資金關係+組織關係+人員關係+信息協調+政策目標高度一致這些因素同時出現，就值得進一步調查。
第三道防線：特別關注「議題操縱」，而不是只盯著「親中宣傳」。
這一點其實比傳統宣傳更加隱蔽。
中共沒有必要讓美國人天天宣傳「中國共產黨偉大」，這種宣傳在美國基本沒有市場。更有效的方法是推動一些本身就在美國社會具有合法性和吸引力的議題。諸如和平、反戰、環保、反帝國主義、社會公平、勞工權益、反核武器、反軍工產業、反數據中心、反人工智慧擴張。這些議題本身完全可以是真誠的美國社會運動。
問題在於，是否存在中共利用這些真實存在的社會矛盾，把它們朝特定戰略方向放大？
這其實就是強森所說的「中間層」。
報導引述他的證詞稱，一些與辛格姆網絡有關的組織，被指把與北京戰略利益相關的主題——例如反帝國主義、環境危害、軍事化、不平等以及反對美國力量——翻譯成美國社會更容易接受的激進主義語言。
所以，美國真正應該防範的不是有人提出反戰觀點，而是中共有沒有在系統性地選擇、包裝、資助和放大某些議題，以改變美國社會對戰略競爭的認知。
這兩個問題完全不同。
第四道防線：保護美國自己的媒體、大學和智庫免受「隱性影響」。
這可能是最關鍵的一層。
因為現代影響力行動最終爭奪的不是普通人的一句話，而是誰有資格定義問題。
比如北京到底是不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AI基礎設施是不是應該繼續建設？對華科技限制到底是國家安全政策還是「經濟霸權」？美國增加國防投入究竟意味著安全還是軍國主義？
如果中共能夠影響大學教授、智庫專家、媒體評論員、政策顧問，那麼它實際上已經進入了美國政策形成的「上游」。
所以應該加強大學外國資金披露，智庫和研究機構資金來源披露，政策顧問利益衝突披露，媒體和研究項目外國資金披露，外國政府、外國政黨及其代理人的登記制度，對外國影響網絡的調查和審計。
但仍然必須強調一點，披露應該優先於禁止。
先讓公眾知道「這個觀點是誰提出的？」「誰給這個研究提供資金？」「這個組織和哪些外國機構存在關係？」然後由公眾自己判斷。這比政府直接規定哪些觀點可以說、哪些觀點不能說，更加符合美國制度本身。
第五道防線：AI時代的「算法透明度」。
這次公聽會把問題延伸到AI和數據中心，我認為非常值得關注。
因為傳統宣傳的基本模式是一個媒體發表一篇文章，而AI時代可能變成先由一個組織製造議題，接著再由社交媒體放大，進而大量帳號傳播、算法推薦、AI訓練數據吸收、AI生成內容，再反饋到社交媒體。
這樣一來，中共的影響輸出就不再是「北京告訴美國人應該怎麼想」，而是通過信息生態改變美國人每天看到什麼。
此次公聽會上，薩姆‧萊曼（Sam Lyman）還提出與AI數據中心抗議活動有關的研究。報導提到，他的研究識別出21個跟社會主義與解放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有關的活動，在14個州影響了數據中心項目。與此同時，他也明確承認，數據中心引發的電價、環境和地方發展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並非所有反對意見都可以解釋成外國影響。
這一點恰恰說明了問題的複雜性：真實的美國民意，可以被中共利用，但被利用並不意味著這股民意本身是假的。
因此美國不能把正常的社會抗議一律「外國影響化」。
第六道防線：不要把「反中共」變成「反華人」
這一點尤其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線。
如果美國把外國影響問題處理成只要是中國人、華人組織、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的人、主張與中國合作的人，就簡單地列為可疑對象，那麼北京反而可能獲得一個巨大的宣傳機會。
因為中共完全可以把美國的反外國影響行動說成是「美國迫害華人。」
因此，美國必須把判斷標準牢牢鎖定在行為、資金、關係、協調和代理活動，而不是國籍、族裔、觀點和政治立場。
這也是為什麼「透明度」實際上比「意識形態審查」重要得多。
最後，我覺得可以把上述內容濃縮成一句話：不是禁止美國人說出讓北京高興的話，而是讓美國人知道這個聲音究竟是誰在資助、誰在組織、誰在放大、誰從中受益。
這可能才是美國民主制度面對「木馬式」外國影響時最有效的辦法。
因為真正危險的並不是中國進入美國輿論場，美國開放社會本來就允許外國思想進入。真正危險的是中共隱藏自己的身份，進入美國社會的組織網絡，利用美國自己的價值觀、社會矛盾和政治自由，把它的戰略目標包裝成「美國人自己的意見」。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次公聽會使用「特洛伊木馬」這個比喻。國會討論的重點並不是「美國有沒有親中聲音」，而是這些聲音背後的組織、資金和影響鏈條究竟能不能被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