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天贏歌廳便發生了爆炸。
用來在附近開礦的超過400磅的硝酸基爆炸物，把天贏歌廳炸成一片廢墟。許多參加生日聚會的人，連同幾個路過歌廳的行人被當場炸死。附近的建築物也被炸毀，被震碎的住宅玻璃讓幾位正在家中看電視的居民受傷。
華盛頓郵報8月1日發表長篇文章介紹了遼寧省本溪市本溪滿族自治縣田師付鎮天贏歌廳的爆炸事件，以及遼寧省當局如何對當地媒體進行審查和限制報導。文章稱， 7月4日那個悶熱的晚上所發生的一切無論被任何人定義，似乎都是一個「爆炸性」新聞。它是這個有4萬多居民的小鎮歷史最嚴重的爆炸事件。
但遼寧省和本溪市的中共新聞監查官員卻作出另外的決定，他們阻止爆炸新聞被披露出去，不准當地的報紙和電視台，還阻擋來自省會瀋陽的新聞媒體對這起爆炸案展開調查。
爆炸現場。
華盛頓郵報說，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構一直以控制國內媒體而聞名，長期以來對各省的報紙和電視台進行著最嚴厲的新聞管制。那些會讓北京對地方官員有不好印象的不利的消息和信息，正例行公事般地遭到鄉鎮、縣、市、省各級宣傳部門的打壓。
因此，居住在城鎮或是鄉村的中國絕大多數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習慣於生活在對周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的環境裡，因為不敢追問更多的真相而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嚴密控制信息的手段，一直是為共產黨維持其壟斷權力的一個有效工具。它在過去20多年來甚至變得更加重要，尤其是腐敗已蔓延到中共各個階層，許多地方官員都急於掩飾他們與當地企業家的密切關係。
「我們老百姓不知道都發生了什麼，」在已被炸毀的天贏歌廳後面的露天食品市場擺攤的一名當地婦女說，「他們還沒有告訴我們。」
華盛頓郵報接著指出，在北京，胡錦濤的中央政府官員已多次表示，在手機和網際網路時代，採取更開放的態度是必要的。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7月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曾表示，由於新技術的出現，地方官員想阻撓負面新聞的作法是「幼稚的」。
爆炸現場。
至於國新辦所呼籲的更多公開性，還不知道是否有誠意，但這個信息顯然沒有在象遼寧省這樣的各省級宣傳部門得以傳遞。在這個級別上，宣傳部門的高官們往往密切關切著當地報紙和電視台的編輯，他們參加同樣的黨內會議，遵循相似的職業生涯。對本溪市田師傅鎮天贏歌廳爆炸案的報導，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遼寧省委宣傳部部長知道如何控制媒體，」一名當地記者說，「他以前就是一家報紙的編輯。」
一位來自省會瀋陽的記者說，在天贏歌廳發生爆炸後不久，他從一位朋友的電話中獲知這個消息後，便立即上報給他的編輯，希望報社立即派記者去現場。但這位經過多年審查磨鍊的編輯卻告訴記者要等一等，看看省政府要求如何去報導這個案件。因此，這家報紙象其它報紙一樣，都沒有在7月5日出版的報紙上報導本溪歌廳爆炸案。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指出，與此同時，本溪市和遼寧省的宣傳喚查官員卻採取了立即行動。在7月4日晚媒體對爆炸案都保持沉默後，遼寧省官員批准在該省官方的東北新聞網上發布一條消息。這條在7月5日早6時20分被發布簡訊稱，爆炸炸毀歌廳，導致25人死亡。兩個小時後，這條只有幾句話的簡訊出現在新華社的網站，這意味著全中國都知道了這起爆炸案。
爆炸現場。
大約在同一時間，遼寧省宣傳部門給遼寧省的報紙和電視台發去傳真，稱他們只能發表官方通訊社的相關報導。據一位看過這份傳真的當地記者說，傳真還明確要求，不得派記者赴現場調查此案，報紙必須淡化這起爆炸案，報導中不准配上任何爆炸現場的圖片。
與此同時，新華社的記者被要求收回有關爆炸案的報導，只能依靠官方調查人員通過宣傳部門所發布的調查結果。一篇網上報導引述鬧情緒的當地記者的話說，遼寧省宣傳部門還要求，任何與爆炸案相關的報導和發現只能在內部報導，只有那些被允許的官員才能看到這樣。
據當地一名新聞從業人員透露，儘管遼寧省封鎖本溪歌廳爆炸案，但在爆炸後的第二天早晨仍有不少記者出現在田師傅鎮，不過這些記者很快就被警方「護送」到另一家歌廳，並告訴他們不得再繼續工作。在被問道為什麼就沒有記者站起來挑戰這項禁令時，一名記者回答說，「誰敢啊？」
7 月5日下午，東北新聞網和新華社發表了有關這些爆炸的最新報導，稱死亡人數已升至25人，警方正在調查爆炸原因。據幾位遼寧省記者說，這就是當天全中國媒體對這起爆炸案的報導，也是被當地的電台、電視台和7家主要報紙中的5家報紙播發的「新聞」，而另外兩家報紙根本沒有出現這條新聞。
「正因為它發生在我們的後院，所以我們才不能報導，」一位失意的瀋陽記者說，「一家報紙或電視台想調查這條新聞，那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清楚知道，他們無法進行報導。」
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檔案照。
這位瀋陽記者透露說，這種緊張的氛圍幾年前就出現了，現任商務部長、前遼寧省省長薄熙來曾下令，不得對瀋陽和大連這兩個遼寧省主要城市進行負面報導。遼寧省委宣傳部新聞處負責人李鮮平(音譯)說，諸如此類事件的「標準做法」是，政府調查人員應該是唯一的消息來源。他說，正是這種情況下，當地出版物和電視台才被告知要與新華社的報導保持一致。
華盛頓郵報指出，李鮮平還說，「對於一些社會問題，記者可以進行他們自己的調查，但在一些嚴重事故上，那是政府部門應該做的工作。如果記者可以對所有事情進行調查，那麼政府部門還有什麼用？」
在本溪歌廳爆炸案的第4天，新華社發出了一份簡訊引述調查人員的話說，最後共有25人死亡，爆炸原因是歌廳內的炸藥「自燃」。報導沒有提供更多的解釋。
當地一位46歲自稱姓謝的男子對華盛頓郵報記者說，爆炸發生的當晚，他正與一些同伴在洗浴中心享受，爆炸前他們聞到強烈的煙味，他說，由於滿屋都是煙，所以他們就從緊急出口逃了出來。
在本溪第一人民醫院接受治療的謝姓男子說，「我是最後一個跑出來的，當我跑到門口時，歌廳就發爆炸了。」爆炸讓他的頭部和大腿多處受傷。謝說，他不知道是什麼引發了這次爆炸。但田師傅鎮的其它居民說，他們聽到的故事是，一位在天贏歌廳地下賭場輸了很多錢的男子，返回賭場進行報復。還有人說，歌廳老闆的長期情婦對他新找情人進行報復，有可能想跟他「同歸於盡」。
警察封鎖爆炸現場。
天贏歌廳的主人名叫曲乙傑，當地人都叫他「曲娃子」，他也在爆炸中喪生，當晚正在歌廳慶祝康復出院的曲家大哥和大嫂也無一倖免。據當地居民說，「曲娃子」的老情人已被警方帶走問話。
據附近的居民介紹，天贏歌廳於2006年冬季開業，以前只有個洗浴中心，並不屬於「曲娃子」。4年前，他將洗浴中心買下，去年進行了翻新擴建，增加了歌廳，取名「天贏」。
「社會上的人」這是當地人對歌廳老闆「曲娃子」的第一印象，再追問，得到的回答就是「大老闆，開煤礦的」。有媒體介紹說，「曲娃子」家中兄弟4個，他排行老四。父親早年在本溪礦務局下屬的林業處上班，由於孩子多，家裡生活很困難，「就靠著父親一個月70多塊錢的工資，養活6口人」。
上世紀80年代初，當兵復員的曲乙傑到本溪車務段工作，在田師付火車站擔任連接工。小鎮上的鐵路是日偽時期修建的，主要是往外運煤。結婚後，在車站上班的曲乙傑開始和大舅子合作，做起了「發煤」的生意，「找買煤的客戶，當個聯絡人，發一噸煤提十幾塊錢」。
靠著「發煤」的生意，曲乙傑開始結識當地的礦老闆。一位開小煤礦的老闆說，90年代初，小煤窯開始在當地興盛，曲乙傑承包了大堡村煤礦，「六七十人的規模，是家大煤礦，有執照」。此後，在這張合法執照的掩護下，曲乙傑又陸續開了五六家小煤窯，「拉上十幾個人，就用鐵杴、洋鎬挖，投入萬八千塊錢，一年就能掙個幾十萬塊」。在那位煤老闆的眼裡，「曲娃子」是個「厲害人」，「一般事都能擺平，別人不敢放炮的時候，就他的小煤窯天天放炮」。
爆炸現場。
「曲娃子好賭」，在當地幾乎人所共知。一位曾經去過天贏的煤老闆告訴記者，「有個耍錢的地下室，一晚上輸個十幾萬元也正常」。爆炸發生時，正在洗浴中心的鎮派出所一名副所長和一名警官喪生，更增添了人們的猜測，「曲娃子能量大著咧」。
除了死亡人數，引起人們猜測的還有炸藥的數量。事後，有居民看到武警從廢墟中搬出8箱炸藥。一位曾開過煤礦的人說：「國家對開礦用的炸藥採取限量供應，一般大點的煤礦，一天也不過用兩箱，一箱就能開上百噸煤。」但他也承認，「即便當天不用，也可以去領兩箱存著」。按照國家規定，煤礦必須建有專門的火藥庫用來存放炸藥，「但也有些小煤礦老闆，從山西、撫順等地的私人炸藥廠買來，不用的時候就放在家裡」。
因為開礦用的炸藥一般必須使用通電後的雷管才能引爆，煤老闆們的警惕性並不高。對於這次爆炸原因，政府給出的結論是「自燃」，這令很多人不解，「扔到火里都不會爆」。但大家的擔心卻是相通的，「誰知道哪個老闆家裡還有炸藥？一箱一百來塊錢，很容易搞到」。
華盛頓郵報說，不受遼寧省新聞管制限制的外地記者和數家大城市報紙，都在報導中披露了一些有關這起爆炸案的細節。北京新聞和設在北京的法制日報在官方媒體未正式公布爆炸原因的頭兩天就指出，爆炸可能是歌廳老闆曲乙傑私藏炸藥引發的。而網易的一篇報導則引述當地警方的話報導說，他們不能排除有人故意引爆炸藥的可能。
爆炸現場。
但遼寧省內的媒體則遵循政府方面要求保持沉默的命令。此外，田師傅村的居民還說，警察已警告居民不得談論這起爆炸，甚至要求居民間也不得談論。為此，這些居民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都要求隱去姓名。
當地居民說，政府已向遇難者家屬提出賠償，最高可獲得2.6萬美元的賠償費。但當地居民還補充說，如果在這個小鎮要與警察站錯了邊，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危險的。
在華盛頓郵報記者要求解釋一下歌廳爆炸原因時，一位當地居民說，「每個字可能都會引來麻煩，我們甚至不能與鄰居談論這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