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汪先生的公開信的影響超乎尋常，除去網上的熱評之外，當他的公開信出來後，又一位安徽人士，即鄭存柱先生幾乎以同樣的方式向中共高層開了「第二炮」。而且，鄭先生毫不掩飾自己曾經是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且是被中共視為洪水猛獸的中國民主黨的成員。他不僅像汪先生一樣，要求當局為「六四」平反，為殘酷鎮壓法輪功道歉、恢復名譽，而且要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條文，允許中國民主黨以一個合法的在野黨公開活動。應該說提出這些公開要求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總覽兩位先生的公開信，可知他們以自己的良知以及對中國社會的關注，將積存於心的良久思考與政治改革的主張公布出來，那初衷無非是為了中國的未來以及百姓的福祗。而在現實的中國，在中共十七大剛剛閉幕的當兒能夠公開這樣的信函，的確需要驚人的勇氣與膽識。因為人們都知道，此前類似於這種內容的信件，即使不公開發表，其後果也是極為嚴重的。有多少異議人士僅僅因為發表了同樣的主張，或者只是撰寫了幾篇文字而被扣上「顛覆國家」的罪名而被拘捕、被投入大牢！因此，汪先生可謂在這個非常時期毅然高舉起一面旗幟，其後續的效應與影響令人關注。
作為一名祖籍安徽人的後裔，筆者深知安徽人的豪爽與正直。歷史上陳勝、吳廣被逼得走投無路而揭竿起義、包青天的大義凜然、胡適的大家風範、徽派商賈的儒雅、鳳陽縣小崗村農民以血書形式拒絕「人民公社」的悲壯，等等，無不為安徽人樹起了榜樣。而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先生也是安徽人，可最後卻成了中共內鬥的犧牲品。十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共九名常委中安徽人竟然占了三分之一――胡錦濤、吳邦國與李克強均進入中共、當然也是國家最高領導人行列。你也許可以得出結論，安徽人才輩出。但往昔的安徽人與現今的安徽人，尤其是那些現今的掌權者，他們之間竟有天壤之別了。看看今日的安徽，在中共統治幾十年之後，那一片土地到底成了什麼模樣？鄭存柱先生的信中列出了諸多事實，而從媒體報導的情況更可見一斑了：
•安徽官場貪污腐敗橫行，三個省級高官成了巨貪，一個被槍決、一個被判無期，一個尚在等待判決，更多的地縣級官員都成了大貪、中貪、小貪。在安徽政壇，完全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組織部長賣官、市委書記以在中央黨校所學的NBA知識管理一幫情婦、副省長和小舅子市委書記共用情婦、地區法院院長成了副省長和省委副書記共用情婦而藉機升任省級廳長。買官賣官早已不是「潛規則」而成了「顯規則」；官商勾結成了極為普遍的現象。記得一次老同學聚會，其中一位乃一個縣的局級官員，他說該縣有一百多名官員「出了問題」，我隨即問他：「你到底貪了沒有？」因為是老同學，當然也就無所顧忌，他說：「我只是小貪而已，還到不了雙規的標準。」也就是說，他貪了，但「沒出問題」！可見貪腐之風何其猛！另一次出差途中，一位外省籍人說，他去過大部分省市，感到安徽省的腐敗最為嚴重！
•一本《中國農村調查》揭開了安徽農村與農民的悲慘境況，但那本書卻被中宣部列為禁書。
•橫跨全省的淮河成了極度被污染的河流，沿河癌症村見證了安徽農村的悲苦。就此而言，現在的農村又比中國哪個朝代的農村好。
正是這些令人不忍目睹的慘狀以及憂憤於中國的前途，汪先生義無反顧地站了出來，抨擊官場的腐敗，對中國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勢、經濟現狀進行了極為深刻的剖析，站在一個有良知的公民的立場上大聲吶喊，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只有滅亡！他以一首激昂的詩作結束了那封公開信：
「――――
真理、正義把一切暴力摧垮！
專制集權的所有構件，
如多米諾骨牌
嘩啦，嘩啦……
讓我們用智慧和開闊的胸懷，
建設自由民主的大廈，
我們交給兒孫們的中國。
光明，偉大！」
安徽出了個汪兆鈞，又出了個鄭存柱，這是安徽人民的驕傲。汪先生的建言能否為安徽帶來曙光，為中國帶來曙光？人們正拭目以待。也許胡溫看到這封公開信怒髮衝冠，但他已不可能像鄧小平命令全副武裝的軍人開進天安門廣場以槍炮、坦克屠城，他也不可能像江澤民那樣對法輪功進行鎮壓，中國的社會已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社會，你要鎮壓嗎？也許會導致揭竿而起。也可能胡溫看到公開信後騎虎難下，因為十七大的權爭剛剛告一段落，而黨內爭權奪利的鬥爭尚未結束，稍有不慎可能導致災難。但不管怎樣，現在的中國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刻，仍然想靠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想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想繼續剝奪、扼殺公民的民主自由權利，那是再也行不通的了。
總之，胡溫以及中共高層如何對待汪兆鈞的公開信？這是個問題，而且不是一般的問題。安徽出了個汪兆鈞已經把中國暗藏的不穩定局勢明朗化了，如果能夠順應民意切切實實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朝著憲政民主的方向邁出步伐，那麼，也就會朝著社會穩定的方向邁出步伐。不然的話，那後果也是已經顯現的，且已有前車之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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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3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