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算是寓言吧
一群孩子跟著一對夫婦，據說是他們的父母。這對夫婦花天酒地，可孩子們經常吃不飽，上學不能保證。於是他們請求父母少上館子，讓他們能夠好好讀書，少干一點活。這對夫婦對他們吼道：「我們養活你們，你們居然敢頂撞父母？」孩子們不想輕易放棄，繼續要求「父母」讓他們能夠跟鄰居的孩子那樣上學。這對夫婦拿出鞭子和棍子：「你們膽敢再鬧，看我不揍你們」。孩子們想，我們又不是沒挨過打，挨揍也要鬧，畢竟他們是父母，總不會把我們往死里打吧？我們的要求不算過分，也許再堅持一下，他們就同意了我們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們的「父母」不只是動棍子，還動刀子殺人！
（二）「事後諸葛亮」可以休矣！
「反思」是對自己以前的認識，或對過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訓，為以後處理類似情況有所改進。比如以前因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騙，以後對便宜的東西送上門來，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須在明白真相後才有意義，否則就是「胡思」。現在對六四的一種「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學生怎樣…… 結果就會怎樣」。據說劉曉波也「反思」，說「如果四君子絕食起到了和他們意願相反的作用」。這種「事後諸葛亮」式的「反思」，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謂的「學生領袖」也就是敢於站出來，口才還可以的人。人們參加那場運動沒有幾個是因為看在學生領袖的份上，而是出於自己的利益，出於良知和公義，出於對國家未來的希望。人們參加那場運動，都是按照各自以為最好的方式，沒有幾個人能料想到鄧小平會是那樣的無恥和殘忍。
類似的運動不會再有。即使有，劉曉波們也不會有機會扮演類似的角色，而新的「領袖」不會聽這種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後悔當初沒有聽老人言，聽不進旁人的勸告，……，以後墜入愛河的年輕人還是照樣犯同樣的錯誤，重蹈婚姻的悲劇。學生運動也是一樣，如果以後還有類似的學運發生，它還是會按照它自身的軌跡和當時的氣氛發展。再說，任何人對自己憑良知所作，對後果無法預料、不能控制的事，沒有必要後悔。
其次，在中共沒有解密當時決策的全過程——從學生遞請願書，到４·２６社論，到戒嚴，到屠殺——來談「要是學生這樣，結果就會怎樣」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實施屠殺的一方對學生運動的每個階段的反應，我們如何知道「要是學生早點撤離廣場，就不會有屠殺呢？雖然屠殺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製造學生鬧事的藉口，對「鬧事者」「嚴打」。
最後，在屠夫還沒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義得到聲張之前，讓受害者「反思」「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也是不公平的，這種「反思」只能起到為兇手開脫的作用。
（三）學生為何沒有早些撤離廣場？
首先，當時幾乎沒有人能想到動用機槍坦克所進行的屠殺。除了少數幾個屠夫，六四前絕大多數人預計不到共產黨會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開殺戒。那時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清場：工人民兵拿著棍棒，半夜上陣，把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惡不赦」的四人幫乾的，鄧小平據說比他們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網友說的，柴玲所說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為她當時所知道的最壞情況，也就是四五清場式的「流血」（雖然中共早已在西藏，雲南等地用正規軍殺過平民，但那是相對秘密的，普通百姓並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間的學生運動無聲無息地終結的後果是，同情學生運動的胡耀邦被逼下台，強硬派李鵬當上總理（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成為總書記）。通過「反思」兩年前的學運人們可以預料到，在沒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諾的情況下撤離廣場，趙紫陽等一些改革派會被清算，學運領袖被秋後算帳。李鵬的「我現在不說 」和趙紫陽的「老了，無所謂了」便是明顯不過的佐證。
有人拿西方的遊行和那場運動比，說是西方的遊行、示威，完了就走。他們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國家，民眾表達了觀點之後，政客們就會重視，這既是為他們下一輪的選票，也是為他們所代表的選民的利益。而在獨裁國家，如果當時沒有達到承諾，民眾的要求不但以後不會考慮，「出頭者」反而會得到整肅。
再說，學生運動推動國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沒有，鄰國南韓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１９７９年），伊朗的群眾運動也導致了政權的替換。堅守廣場，畢竟還有一些希望，因為緊急人大會議的召開已經有足夠的人簽名，有望一個月內召開，到時，學生的訴求就會被重新考慮。而他們如果撤離廣場，召開人大會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就會大打折扣。再說，很多軍隊不是被百姓勸回去了嗎，還有軍方人員也參加了遊行呢！三十八軍軍長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證實了的。那會想到鄧小平會從外地去調動毫不知情的野戰軍呢？
早點撤離廣場，就是等於學運的完全失敗（官方沒有答應任何學生的要求），學生們不甘，市民們也不甘。「溫和」如王丹者也承認「如果我們撤的話，我覺得，怎麼說呢？這叫縱容惡人！我覺得從感情上沒法接受。」「所以我個人當時有這個感受，讓我很理性地來很冷靜地說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我說對不起，我沒有那麼高的理性，因為我沒有面對理性的對手」。
其實，當時的學生已經夠溫和了，任何「出格」的行為都會被學生制止，連弄污毛像的人都被他們抓起來。如果說學生們在沒有得到任何承諾的情況下撤離廣場，才算「溫和」，當初沒有學生運動不就更加溫和？任人宰割是最溫和了。這種「溫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動機槍坦克所要達到的。如果東歐和前蘇聯的民眾都這樣「溫和」，那裡的共產政權依然存在。
總而言之，從４·２６社論到戒嚴，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學運推上了不歸路。當時陷入了一個坑裡，各種力量交集綜合，沒有一種智慧能夠把它帶出來。
（四）５.３０撤退了還會有屠殺嗎？
這是一個偽問題。首先，歷史不能假設。這種問題就像「如果太陽從西邊出來會怎樣」一樣沒有意義。其次，這個問題本身暗示學生（領袖）要對屠殺負（部分）責任。
儘管是偽問題，我還是就我所了解的當時的形勢作一些分析，因為有太多人問這樣的問題。
如果學生完全撤離廣場，也不見得沒有屠殺。比如按照劉剛的」校園割據」，誰能肯定屠殺不會發生在校園？
（五）《天安門》的功過
《天安們》作為記錄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殺的意義。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殺，或者否定有屠殺的發生，我會推薦《天安門》給他，因為它記錄了一些重要的史實。只要有起碼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簡單的結論：中共的無恥和殘酷，因為用機槍和坦克去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完全越過了現代文明的底線，就好比一個大漢用刀槍去對付一個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就像ＬＡ Ｔｉｍｅｓ的Ｋｅｖ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對記錄片《天安們》的評論中所寫的：「ｉｔ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ｉｌｅｄ，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ｎｏ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ａｎｄ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卡瑪在做紀錄片時說她只想把事實真相告訴觀眾，問題是在幾個小時的影片裡如何剪裁「事實」。在取材的過程必然取決於製片人的認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對兩個記者的話放在一起，極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視」掉運動期間學生和市民的克制和理性，幾乎沒有提及訴求的合理性。兩年多前的學潮被「 平息」而導致胡耀邦下台，這一重要的背景知識更是隻字未提，那是運動的導火線，也是學生不肯撤離廣場的重要原因之一（見第三段：學生為何沒有早些撤離廣場？）。另一方面，影片中所採訪的人基本上都是所謂的「溫和派」，沒有嚴家祺、包遵信、鄭義、陳明遠、方勵之、徐良英、沈澤宜等那些對學運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吳國光等人的話，就把８９民運和文革相比，把學生要求改革的訴求說成是革命，並為中共屠殺開脫，比如說４·２６社論就表明了中共的強硬態度（美國那時駐中國大使李潔明也有類似論調，說是鄧朴方曾傳話給學生，表明中共一定會屠殺）。好像一個歹徒對著無辜者有言在先：「把東西給我，否則我就殺了你」，殺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話「毫無理性的學生和毫無理性的政府」，則把２０來歲的學生的天真對等於久經沙場的屠夫們的冷酷。如果說前面只是「剪裁」 的問題，在屠殺後的一段解說詞：「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ｗａｓ ｅｍｐｔｙ．Ｂｕｔ ｓｋｉｒｍｉｓｈ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ｗｅｎｔ ｏｎ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ａｙｓ．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ｄｅａｔｈ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則非常明顯的表明了她是怎樣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學生當成交戰的一方。
如果人們對卡瑪把學生和政府放在對等的位置還有懷疑的話，她的自序里對當時的一段描述就再清楚不過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門廣場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澤東的肖像。當時一位外國記者在現場拍照，立即有學生上前去搶他的照相機。那位記者模仿著學生們遊行時的樣子，高喊「新聞自由！新聞自由！」而學生則說：「這對運動不利，就是不許拍！」這些學生的考慮當然是怕給政府造成鎮壓的口實。但這一場景十分耐人尋味。向政府要求新聞自由的人，忽然發現新聞自由對自己的事業不利，而感到有必要加以封鎖。人們對於社會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這樣的自相矛盾。……
卡瑪用個人的不民主行為來否定學生的民主訴求。「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任何個人都不可能絕對自覺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ｃｈｅｃｋ ＆ｂａｌａｎｃｅ）正是為了防止個人權力的濫用（不民主）所採用的機制。傑弗森成為總統之後就有大權獨攬的嘗試。有「民主之父」之稱的人尚且如此，從來沒有行使過民主權利的學生，又能要求他們什麼樣的境界？「民主制度」本來就不是一幫「自覺遵守民主」的人建立起來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協形成的機制。「民主」不是要求每個人自覺地「民主」，民主是防止有權力的人濫用權力，是防止個人的權利被隨意踐踏。再說，學生們並沒有他們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執政者進行民主改革。
卡瑪這樣的認知是不奇怪的。她後來拍的《八九點鐘的太陽》（簡稱《太陽》）里，基本是沒有什麼反思，倒是給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講壇自辨（維基百科就以《太陽》為依據對宋彬彬進行了開脫），而不採信其他不同的看法。記者心遠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對卡瑪的採訪里寫道，卡瑪這樣做是因為她「相信」宋彬彬，而故意這樣的。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卡瑪完全缺乏一個「中立」的嚴肅製片人的資格。影片的結尾的解說詞，不但絲毫沒有對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為「希望的象徵」。指望這樣一個與毛時代的極左思潮藕斷絲連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紀錄片可以說是緣木求魚。
有人說，如果《天安門》為中共屠殺開脫，那為什麼中共還恨它呢？就像前面說的，用機槍和坦克去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完全越過了現代文明的底線。中共連自己拍的《平暴記實》都被禁放，胡耀邦、趙紫陽的名字在歷史教科書中被抹去，８９、６４都成了被屏蔽的詞條。中共現在對待六四屠殺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人們從記憶中抹去，任何提及六四的東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門》絲毫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更不能因此給《天安門》加分。
（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話，現在聽起來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門》以及一些電視台的渲染，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殺的罪魁禍首之一。
５月１２日開始的絕食，就是「用摧殘自己的方式，來爭取國家的進步」（王丹語）。那一代的學生，從小受的是愛國英雄主義的教育，看到絕食未能達到目的，他們就想用更為激烈的辦法，那就是「流血」。當時持那種想法的人絕不是個別的，只是柴玲在語無倫次中說出了實話，再加上她又說了「我想我不會的（堅持在廣場）」。於是，柴玲成了「想流別人的血」的卑鄙者，這自然有卡瑪的功勞。
其實，柴玲在５.２８講話中的矛盾，正是體現了她當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獻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願望，加上當時對一些不同意見的失望。使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有很多人不能理解這樣一種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過那種經歷的人。
至於柴玲在屠殺後的話，「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打倒李鵬偽政府！誓死捍衛天安門！至到最後一個人！」那是很多民眾（尤其是熱血沸騰的學生）在屠殺的ｓｈｏｃｋ後的反應。有人回憶道，「六月九日了，華東師範大學有上千人莊嚴宣誓與黨中央決裂 」，「六月中旬，上海學生還在開追悼會，人民廣場簡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這樣一個公然與人民為敵的）中共政權不出幾年就會倒台。這些「預料」也沒有完全錯，柏林圍牆、蘇聯、東歐不久就轟然倒塌。只是他們低估了中共，低估的中國人：低估了中共的殘暴與狡猾，低估了中國人逆來順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麼需要給眾人一個交代（或者道歉）的話，那就是她在５月３０日突然否定「愛國維憲各界聯合會議」的決定。儘管我認可「溫和派輸給激進的柴玲，實際上『是輸給了廣場當時的氣氛——激進的上去，溫和的下來』」這樣的說法，柴玲的舉動畢竟是與他們正在爭取的民主背道而馳的。不論她怎麼認定她是如何正確，「程序公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環；民主並不保證每個決定的正確性，民主只是尋求決策過程的正當性。
六四屠殺已經過去了二十年，願意參與紀念的人已經不多。這既是恐懼於中共的淫威（害怕上黑名單，害怕回國時有麻煩，害怕國內的親友受牽連），也是中國人對正義的冷漠。在劊子手沒有收到懲罰，正義得到聲張之前，就像一位網友說的，劊子手害怕記錄他們的罪行，我們就是要不斷地把他們的罪惡反覆記憶、述說，公諸於世，這就是對他們的精神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