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翼星先生是50年前的北京大學學生右派分子，現在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我所知道的黃中奇》（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0794）是張教授為紀念他的被殺害的同學、右派難友黃中奇而寫的。
文章中重現的黃中奇被陷害、被虐殺的情景，任何一個有人性的人，都是不忍卒讀的。太惡毒、太卑鄙、太殘忍、太喪心病狂了。
學校，本來是傳承知識、培養青少年，省思過去、研究現在、憧憬未來，所謂「傳道、授業、解惑」的快樂園地。然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卻把學校也變成了殺人的屠場；變成了埋葬過去，摧毀未來的血腥衙門。
中共成立80多年來，到底幹了多少好事？我以為只有兩件。一是「殺人放火，賣國求權」，二是消滅知識和消滅知識分子。
特別，竊國篡政60年來，幹得更起勁、幹得更變本加厲。以北京大學為例，這個學校在反右派運動中，至少把811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近全校人數10%。這些右派分子無辜的受了20多年折磨，許多人被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些人還含冤而死。
被餓死、害死於勞改農場中的右派分子有胡稼胎、黃恩孝、劉奇弟、朱祖勛等。
被打成右派分子後不久就失蹤或者自殺的有孫敦新、鄭光弟、周鐸、朱家玉等。
十年文革中，僅僅在學校內遭到迫害，被毆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毆打和折磨後「自殺」的教授、講師、助教、幹部、學生、職員，直至家庭婦女，共有63人。（王友琴：《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
被共產黨專政機關直接槍殺的有林昭、沈元、任大熊、顧文選、張錫琨等。
中共怎樣滅絕人性的迫害和虐殺林昭，人們已經耳熟能詳了。但是卻不知中共殺害任大熊、黃中奇的殘忍度，也不遑多讓。
任大熊等被執行死刑以前，都被五花大綁，放在卡車上，在大同市遊街示眾；每個人的下巴都被弄「脫臼」，使他們無法開口說話；寫有他們姓名的標牌從脖子後面直插肉中，鮮血淋漓。（王友琴：《三名相關聯的文革受難者---任大熊、莫興齡、章漢夫》）
我在收集1957年反右派運動資料的過程中，看到了右派分子朱紹文的名字和行狀。
官拜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賜「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頂戴的朱紹文原來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同期同學。
1985年4月28日《經濟日報》發表朱敏《中曾根和他的中國同學》的報導說，朱紹文中學畢業後，東渡扶桑尋找救國之路。在日本攻讀學業長達11年之久。他先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後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部，再入該校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書學習期間，朱紹文組織同學宣傳抗日救國，於1944年5月22日被東京憲兵隊拘捕審查。後在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努力干預及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他與弟弟朱正文及其它十多位留學生不久被無罪釋放。
1945年回國後，朱紹文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投入中共懷抱，為中共奪取天下大出牛馬力。
毛共王朝建立，朱紹文因功賜民建中央委員、民建北京市委秘書長職。可惜好景不長，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跌入十八層地獄，當了22年賤民。
1979年，朱紹文被「糾正」後應邀重渡東瀛，當年保釋他出獄的恩師、原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大河內一男問他：「你怎麼不告訴我們你曾經當過22年的右派？」朱紹文卻說：「想當年，為了在留學生中間宣傳抗日，我在貴國蹲了半年的大牢，什麼苦都嘗過了，當個右派算不了什麼。」
朱敏馬上吹捧說：朱紹文「表現了一個愛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襟懷。」好一個「愛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襟懷。」
其實錯了。甘地說過：「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印度人。」魯迅說得更好：把淪為異族奴隸之苦告訴國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結論：「那麼，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罷。」
對於朱紹文、朱敏這一類「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的東西，只是比秦暉所說的「偽民族主義」（《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分子更不堪的奴才，是一群徹頭徹尾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症患者。
他們既不真的愛國，也不正直。
朱紹文還是個說謊者，我絕對不相信他在日本蹲半年牢，就「什麼苦都嘗過了」。許多革命家都同時坐過日本、國民政府、共產黨的牢，從他們的話語中都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的牢最難坐。」例如賈植芳先生，「他呆了四次監獄，每換一個朝代都要呆一次監獄。北洋軍閥的，日本人的，國民黨的，還有共產黨的。說起來，還是共產黨的監獄呆得最苦了。」（舒瑜：《先生之風》）
再說，真的「當個右派算不了什麼」嗎？也許朱紹文有由於出賣同夥而立功等原因，被從輕發落，所以在他是「算不了什麼」。但千千萬萬右派分子，卻沒有朱紹文這樣的幸運，千千萬萬右派分子血淚斑斑的苦難史說明了「算不了什麼」是無恥的謊言。
還有一個剛剛去世的季羨林先生，1935年至1945年留學德國；他自己說，1940年12月至1941年，「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為什麼再沒有過呢？他好像沒有告訴我們。但是我卻知道，他自從回到可愛的祖國、得到了偉光正的眷顧之後，就只有被洗腦、被改造、被批鬥、被關牛棚的份兒了。然而，當朝廷給了他「國學大師」（雖然他並未笑納）的光環後，他便忘乎所以的鼓吹起「孔教該成國教」來了。他與主流保持高度一致，對中共數十年的倒行逆施、文化專制，居然不置一詞，他本人也沒有一點反思的意思。
明明是狼外婆，偏偏叫它「黨媽媽」；明明它在要你的命，你卻自作多情的說是「媽媽打孩子。」
毛澤東感謝日本人，是因為日本皇軍幫他打倒了蔣介石，幫他顛覆了國民政府。我也要感謝日本人，是因為日本的大學校長和老師，保護了他們的學生，哪怕這些學生是來自敵國，哪怕這些學生在反對本國政府。
我也要感謝德國的希特勒政府和他的人民，他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卻給了中國的學生以良好的學習條件，給了季羨林先生以「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使他有機會做了中國的「大師」。
反觀中共獨裁統治下的新中國，在和平的環境中，卻大肆迫害、大量屠殺本國的，甚至是本黨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
在風調雨順的年歲卻人為地製造了大饑荒，餓死4千萬中國人民，其中有數以萬計的在各勞改農場、礦山、工廠被迫接受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
我想，中國人應該記住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話，「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尤其受過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恩惠的人，不要成天盡說昧良心的話去取悅竊國團伙，為他們的永遠爬在中國人民頭上、永遠奴役、壓榨、鎮壓中國人民製造輿論。
中國的大學校長本來也有保護學生的傳統，例如蔡元培、胡適，都有反對政府逮捕學生，從警察局把學生要回來的動人例子。
然而，新中國的大學校長們卻成了統治者的幫凶，有的本身就是窮凶極惡的劊子手，如陸平。或者是掩蓋歷史、篡改歷史、與民主科學為敵的幫凶和幫閒，如吳樹青、任彥申、周其鳳等等。
以甘當鷹犬為榮，以毒害、迫害、殺害青年學生為政績的新中國的大學校長們，我詛咒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