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青在緬甸
1968年至1970年，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進入高峰時期，年青的紅衛兵們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抱著充滿熱情的情懷，打著紅旗奔赴各地。
上海、北京、四川、昆明的「老三屆」們，在中緬邊境地區的鄉鎮、山寨「紮下了根」。儘管，很快他們發現自已仿佛被人愚弄了，從一個紅色的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許多人當時都認為是一種個人的悲劇。但是，近30年後的今天，再來回味這段歷史，應該說，一種現代的文明，當時已經進入到雲南邊遠山區還處於原始自然經濟狀態的地區。這股清新的空氣，對於目前雲南邊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歷史性作用。
這種作用當時並沒有人看到。「知識青年」生活中所具有了，更多得是苦悶、寂寞、悲觀和彷徨。
雲南境外，緬共武裝如火如荼的發展，給了這批青年中的活動分子以極大的啟示。當時被認為，緬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在那樣極「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緬共人民軍，政策也就定為是參加「革命工作」，有了與生產建設兵團戰士截然不同的待遇。在七十年代的雲南邊疆，兵團戰士與後來「農場工人」的戶口，是最低一級。這種戶口還不如農村戶口。因為，農村戶口還有「農轉非」的可能，然而，兵團與「農場」戶口，意為著一輩子在這裡「紮根」，沒有一點希望。
於是，從1970年底至1971年，數百名抱著找出路的「知青」們跨出的國界。在「國內」，他們被有關文件規定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
這一批中國人進入緬甸北部，很快參加了果敢地區的「滾弄戰役」，在與緬軍對峙衝突的42天裡，剛學會打槍的「知青」們真正嘗到的戰爭的苦頭。許多人在這一戰鬥中犧牲。少數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緬北，有的走投無路，唯有靠肉體出賣維持生計。這一仗後，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團，並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們出境「革命」。沉綻在緬共隊伍中的知青，許多終於熬過了「吃苦關」，一些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到1989年3月緬共瓦解，已經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崗位上。雲南知青羅常保升任中央警衛旅政委，雲南知青蔣志明升任東北軍區副參謀長，李自如升任中部軍區司令員，車炬升任中部軍區旅長。這些人，至今絕大部分仍然活躍在緬北的各支武裝之中。
用歷史客觀的態度看問題，在整個70年代，緬甸國內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裝就是緬甸共產黨與人民軍。至1975年與緬政府軍處於對峙膠著狀態時，緬共已經控制了薩爾溫江以東的大塊土地，在薩爾溫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據地。它的勢力範圍，北邊是幾乎所有的緬中邊界地帶，除了雲南瑞麗對面的木姐縣形式上還在政府軍手中外，其它的國境線上，全是緬共被人民軍占據。往南走，它的勢力範圍已達緬老邊境，在緬泰邊境的萊朗等地，也有緬共的正規武裝與游擊隊。其鼎盛時期，緬共控制了近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萬人口，武裝力量達到近3萬人。中國派出了一個由某著名將軍領導的編號為八零八團的參謀團（毛澤東逝世後撤回）。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國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中國方面為支援緬甸共產黨，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對於中國與緬共的極為密切的關係，引起緬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兩國領導人接觸的不同場合，緬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國支援緬共武裝以及供給各種物質的情報，成為當時緬甸軍事偵探部首要的任務之一。政府軍在與緬共武裝交火中多次受挫後，採取了僵持對峙，等待時機的策略，待情況變化後，再伺機下手。
轉眼已經是70年代中期。中國與緬甸共產黨都在發生變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接近尾聲，緬甸共產黨也已進入了內部矛盾衝突不斷加劇的階段。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逝前後，中國派往緬共人民軍的軍事「顧問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國內。由此，緬共也進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國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與緬共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獨立自主，互不干涉」開始付諸實現。由於經濟上長期對中國的嚴重依靠，使得緬共自身幾乎沒有任何造血的財政收入功能。長時間的打仗，軍費與根據地的巨大開支越來越成為了問題。尤其是在被「斷奶」之後，更是亂了章法，終於做起了鴉片生意。毒品的巨額利潤，反過來又使許多中高級幹部私慾膨脹，成為了「拜金主義」者。最終由腐敗走向了崩潰。
1976年，中國武裝邊防人員破獲了第一起緬共人民軍參與鴉片貿易的案件。其實，為了解決經費問題，緬共部分單位早已經開始選擇了這一見效快的「傳統貿易」。
應該說，緬甸共產黨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於組織較為嚴密及中國的影響，對於鴉片貿易，採取了嚴厲禁止的措施。中央發文明令禁止進行各種與鴉片有關的交易。更不准各級幹部與官兵參與，如有發現，從重處罰。這些規定和措施，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對於老百姓的傳統種植，緬共中央也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適當放寬。
但在中國的援助逐漸減少之時，緬共領導層開始考慮今後經費的來源問題。在緬共中央「創收」口號的鼓勵下，各軍區紛紛各顯神通，開始自籌經費。東北軍區首先成立了「特貨貿易小組」。這個「小組」，當時每年給東北軍區提供近千萬緬元的收入，成為其最為重要的財政來源。東北軍區因此而「先富」了起來。其它軍區與單位，當時已經或明或暗的知道東北軍區的「生財之道」，因此也紛紛效仿。
緬甸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東北軍區的財政來源，於是乾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屬的進行毒品貿易的機構，代號「8.19」。 「8.19」的總負責人就是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佩丁。「8.19」的成立，不僅標誌著緬共進行鴉片貿易與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時，鴉片貿易的利潤成為其各種經費的直接來源。
在1985年以前，中國與緬甸接壤的雲南邊境地區，幾乎並沒有出現過精製毒品海洛因。邊疆鄉鎮中少數50年代遺留下的癮君子們，多以吸食鴉片為主。但是 「8.19」出現之後，整個緬共控制區瞬間一片狼煙起，「海落英」的加工廠，似雨後春筍，遍地開花。據不完全統計，到80年代中期，緬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廠多達85家！
在緬共內部，各級幹部逐漸認識到了毒品就意味著財富與金錢，於是紛紛捲入這股謀利的濁流之中，最終無法自拔。到80年代中後期，緬共中高級幹部，幾乎全部捲入了鴉片貿易之中。整個緬共的武裝幾乎沒有不做毒品生意的。從黨的高級幹部到一般士兵，翻江過海，各顯神通。據外國有關機構透露，至緬共瓦解的1989 年，除黨的「主席」德欽巴登頂未捲入鴉片交易外，所有高級幹部均在從毒品交易中謀利。
進入80年代中後期，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東歐巨變，蘇聯也在動盪之中，面臨解體。國際共運進入了最低潮。緬共內部的人心因此也進一步渙散。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都在尋找今後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聲在果敢發動了兵變，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黨」和「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同時組建了「臨時軍事委員會」。彭家聲出任主席和同盟軍總司令。彭家聲的隊伍迅速接管了果敢縣大隊、緬共果敢縣委員會，以及各種機構與倉庫。13日，彭部兵發勐洪，緬共東北軍區1 旅的4個營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彈一槍，占領了緬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國境內外，其餘大部人馬投降彭部。
緬共中央主席德欽巴登頂，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開始，中央判斷是「兩兄弟鬧分家」，是屬於他們兄弟之間的事情。很快，他們發現了這個錯誤。馬上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在這次會上，彭家聲的「易幟」，被定為「敵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有緬甸政府背景的，有組織、目的、有預謀的反革命叛亂。」是緬甸反動政府對革命的又一次挑釁。於是，3月18日，派了兩個連計程車兵，抄了彭家聲在賀島的老家。接下來，就再也沒有下文。當時，緬共已經無力對付自已內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國雲南臨滄地區滄源縣永和第三生產隊當過會計的佤族趙尼來，時任緬共中央後補委員、北佤縣長。中國雲南思茅地區西盟縣佤族頭人的後裔鮑友祥，時任緬共人民軍中部軍區副司令。二人率中部軍區全體官兵「起義」。17日，鮑、趙二人在緬共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等人的「內應」下，包圍了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緬共主席德欽巴登頂及其它中央領導人。鮑、趙二人很快「有禮貌」地將這批「領導人」全部送入中國境內的孟連縣。4月22日，成立了以趙尼來為總書記的「緬甸民族聯合黨」和鮑友祥任總司令的「緬甸民族聯合軍」。
鮑、趙二人正在起事之時，緬共中紅極一時的「八一五」軍區，也於4月19日宣告脫離緬共領導，率部成立了「緬甸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軍政委員會」。「八一五」軍區司令林明賢任「主席」和同盟軍「司令」。林部絕大多數領導人是從中國出去的「知青」和「回鄉知青」。
失魂落魄的緬共中央領導人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於6月16日在雲南召開了秘密會議，決定成立由德欽巴登頂、政治局委員吳覺敏、耶博吞、欽貌基和北方分局書記吳丹組成一個臨時中央領導機構。6月26日，中央遷至101軍區所在地板瓦。經歷了「樹倒猢猻散」的緬共中央，十幾人寄人籬下地生活在101軍區。黨的主席與政治局委員們在最後時刻仍然在發號使令，仍在不厭其煩地開會。
1989年9月，他們終於走到了革命的盡頭。101軍區司令員丁英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克欽新民主獨立軍」。當丁英將最後的決定通知德欽巴登頂主席時，這位戊馬一生的領導人落下了眼淚。不得已，德欽等人只有再次離開了101軍區。他們的去向也只有一個地方，德欽巴登頂將在中國度過他的餘生。
總之到後來還是有許多知青留在緬甸，他們大都是混出了地位的。到1989年脫離緬共時止，中國知青有中部軍區副司令鮑有祥（雲南思茅人），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昆明知青)，815軍區司令林明賢（廣東海南知青）、東北軍區副參謀長蔣志明（雲南畹町人，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中部軍區司令員李自如（知青），中部軍區旅長車炬升（知青）。還有更多的中國知青在第一，二，四特區中擔任領導職務。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國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並且，中國方面為支援緬甸共產黨的正義事業，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應該客觀地承認，在整個70年代，對於緬甸共產黨的援助，是中國對中南半島其它國家「共產主義事業」支援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革」極「左」路線的必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