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自曝：我不是西安事變主角

張學良和楊虎城

在西安事變中，楊虎城是張學良的親密合作者。我在美國閱讀張學良的口述史及其相關檔案資料時，楊虎城是注意的重點之一。結果，發現部分新資料，有助於西安事變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陪襯？主角？

　　1956年12月，蔣命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時，曾特別指問楊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在回答張之丙姐妹的訪談時，張學良卻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那是楊虎城不平啊。」又說：「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從「陪襯」到「主角」，反映出張學良晚年對楊虎城在事變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計。

　　根據張學良所寫《西安事變反省錄》，在事變前，楊虎城曾兩次向張學良進言，希望張對蔣介石有所行動。

　　第一次在1935年。當年10月初，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一一?師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嶗山受到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部伏擊，全軍覆沒，何立中等被擊斃。同月2日，將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總司令部，蔣自任司令，以張學良為副。10月9日，蔣、張命楊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線設防，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當時，楊虎城已對「剿共」持消極態度。他向張學良陳述，無錢又無補給，並且發牢騷說：「剿匪」等於「無期徒刑」。「以中央軍之數量，東北軍之精銳，皆未能消除共匪，區區如彼之軍隊，能何為乎？」同年11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師牛元峰部在陝北直羅鎮受到為毛澤東指揮的紅軍圍攻，被俘5300 人，繳槍3500餘支。這兩支部隊先後被殲，編制也就失去，蔣介石並不從兵員、財政上給予補充。張學良覺得這是蔣介石借剿共消滅異己，曾向楊虎城透露「倦於剿匪」的心情。楊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過相當損失，同樣得不到補充，對蔣介石也有怨氣。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題名《活路》的小冊子，提倡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合抗日。楊虎城同意高的主張，便向張學良建議：向蔣公進言，停止剿匪，團結抗日，節省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當年11月，蔣介石飛抵洛陽，進一步策劃「剿共」。張學良於12月2日隻身飛洛，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七君子。雙方發生尖銳衝突。張指責蔣「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蔣嚴厲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在閱兵時，蔣甚至聲色俱厲地聲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蔣的頑固態度使張學良「有如涼水澆頭 」，對蔣絕望。回到西安後談起有關情況，向楊問計，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內戰。楊在張立誓抗日後，對張稱：「待蔣來西安時，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楊的這一想法，已經包含了武力扣蔣的內容，可以說，西安事變的計劃已經成形。後來的西安事變基本上是按照楊的這一思路發動的。

　　對楊虎城的建議，張學良的最初反應是「愕然」，可見，此前他從未有過類似的念頭。直到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一再碰釘子之後，才採納楊議，「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稱：假如自己當時與何成浚或張群共處，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發生。可見，楊虎城「造謀」的重大作用。張學良晚年之所以稱楊為西安事變「主角」，當是基於這一考慮。

　　楊虎城的「小傢伙們」

　　「挾天子以令諸侯」雖出自楊虎城之口，但是，張學良認為楊虎城出身草莽，不會懂得這一歷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寫《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文中，又進一步補充說：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夥伴――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願剿匪。這是由於他有兩種心情：一為保存實力，一為趨向時髦。我們兩個人雖非故交，短時間卻結為好友，彼此間無話不說，無事不談。在當時，他已竟（經）被共匪滲透，是利用他另作一個角色――關於這個問題，我並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寫這篇文字，盡力的十分忠實，除非我記憶上小有差錯。我準備任何人向我挑戰……）現在我已曉得，中共的重要幹部，他的偽大使王炳南，當時是在楊的幕中。我在洛陽歸返西安之後，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於他，他沉吟了一下說：「我那些小傢伙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傢伙們」，那證明他背後已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根據張學良的這一回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創意者不是楊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傢伙們」，張學良怕別人不明白，還特別加了一個括弧，說明「小傢伙們」就是楊虎城的「智囊團」。這是張學良前此在任何場合都沒有談到過的。

　　楊虎城的「小傢伙們」是哪些人呢？張學良只談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波蘭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親原系楊部高級參謀，與楊私交極好。王在日本、歐洲求學，經費均由楊提供。1936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到西安，與楊商談停戰抗日問題。此後，王就住在楊的公館裡。

　　張學良在和張氏姐妹的談話里，進一步談到了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他說：

　　楊虎城要緊的是王炳南。楊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厲害。不但是文人，還有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他自己實實在在，他的太太是共產黨。我判斷他的太太就是帶著任務來的……就是當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時候在新城，共產黨的幾個都是女的。

　　王炳南實實在在的名義就是楊虎城的秘書……楊虎城很聽他的話。

　　張學良聲稱，楊虎城「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顯然誇大了，但是，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確係共產黨，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

　　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比張學良所知還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准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於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200餘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託楊的駐北平代表申伯純向楊傳達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澤東、彭德懷派汪鋒攜親筆函件會見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楊虎城會談。1936年，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定。此後，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秘書名義長駐楊部。西安事變前，在楊虎城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除王炳南、張文彬等外，還有米暫沉、宋綺雲、王菊人、申伯純等人。他們都深得楊的信任，參與機密。楊虎城所稱「我那些小傢伙們」，顯指在他身邊工作的共產黨人。

　　張、楊衝突

　　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載，12月24日夜，「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與張爭幾決裂」。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也曾述及：在送蔣離陝問題上，與楊虎城發生歧見，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但是，《反省錄》所記，仍覺語焉不詳。關於此事，張學良《敬告世人》書有更詳細的敘述。

　　張首述楊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態度及楊所受影響：

　　楊虎城的反對蔣委員長返京，那不是出諸他自己，而是出諸楊的幕中滲透分子煽動楊，說我出賣他。所以當時楊虎城對我說：「你是受了蔣夫人、宋子文、端納情感誘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溫情主義，你是同蔣宋兩家有私誼上的關係，可以和平了結。我楊某可是不肯作斷頭將軍的，要干就干到底。

　　張繼述本人的「氣怒」：

　　我說：「這樣的國家大事，豈是私情問題，我們不顧一切的行動，是為了發動要求蔣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今日已確知抗日前途有著，那麼我們還要蠻幹下去，必使內戰擴大發生，而使蔣委員長失去領導，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嗎？你若是怕死，何必要發動這種大膽的叛變行為？我將隻身護送蔣委員長入京，上斷頭台我一人承當，我決不牽連任何人。」

　　楊、張之間的這一段對話，不見於其他記載，可補西安事變史乘之不足。

　　端納、宋子文、宋美齡等到達西安後，經過談判，雙方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改組行政院等協議，但是，蔣介石只同意以「領袖人格」保證，不肯簽字。這樣，在放蔣問題上，西安方面就出現分歧。有的人主張繼續扣蔣，命蔣在西安發號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蔣，但堅持蔣必須簽字；還有人則提出，讓蔣在西安對全國做廣播講話。從張學良的上述回憶看，楊虎城最初是反對無條件放蔣的，二人的衝突即由此發生，並且迅速激化。

　　張、楊激烈衝突之際，周恩來在場。他勸張「小加休息，容他們會議商討商討」。其後，經周恩來說服，楊虎城同意放蔣。關於此，張學良回憶說：「他們的這一番爭論，經周恩來一說之下，即為平息。」

　　米暫沉的《楊虎城將軍傳》稱：「一時盛傳有楊不同意放蔣的說法」。上述資料證明，張、楊衝突，並非只是「盛傳」，而是的的確確發生過的事實。（楊天石 ）

　　（摘自《炎黃春秋》２００２年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