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西方企業界和境外媒體競相提出中國投資環境「惡化論」。3月下旬，某西方國家駐京商會在其調查結果中提出，「由於中共政府採取一些措施，將外資企業排除在中國一些蓬勃發展的市場領域之外，在華跨國公司的不滿情緒日益抬頭。」比如，有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新規定，以及使外資企業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政府採購政策。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向《瞭望》新聞周刊解讀說，「一些政策的調整是為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力求讓企業在公平、規範的市場環境下競爭，是對吸引外資政策的進一步改善。這是改善外資的綜合政策環境，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根據9號文規定，中國對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節能和環保產業的海外投資表示歡迎，但對重污染和高能耗及產能過剩的產業的投資則受到限制。合格的外資公司甚至可以在華上市，發行公司債券或開展中期票據業務。
    　　「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很正常。」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也指出，「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好的，只要是在中國規範投資，不是靠以前『超國民待遇』生存的外資企業都不會有太大問題，已經規範的企業不會把這當作一個很大的負擔。」
    　　事實上，外資內部也有相當的肯定意見。例如，還是上述某西方國家，其駐滬商會同時發布的調查報告則顯示，約90%的會員表示，過去6個月內，自己的企業在此期間經營狀況持穩或有所改善；近2/3會員表示，其在華業務計劃沒有改變；即使改變，也是在增資而非減資。這與其駐京商會公布的結果形成鮮明對照。
    　　「不過，外企針對國內投資環境的抱怨，也並不全無道理。」在黃衛平看來，作為政策制定部門，對於外企的抱怨都應該認真傾聽，「被投資國有責任有義務為投資者創造好的投資環境。何況國內市場本身不完善之處還非常多，比如市場公平和政策透明等。要多聽外資的抱怨也要善聽抱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關乎國家信用的大事。」
    　　對於9號文的出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為《瞭望》新聞周刊解讀說，「這實際上是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為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水平，更加重視利用外資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的作用，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的需要。」
    　　因此，在黃衛平看來，外資在華投資環境當然會有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必須的，「但這種變化不是惡化，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待此次外資新策不能誤讀，外資在中國享受的超國民待遇不可持續，應該站在發展的立場來看待政策的著力點。」
    　　具體到9號文，從利用外資目標上來看，主要是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結合國家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要求，擴大開放領域，鼓勵外資投向高端製造業、高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
    　　「改革開放30年後，適應新的形勢，就會有一些新的要求、新的變化」。張燕生舉例說，2009年重慶成為引資的熱點地區。除了傳統的沿海地區比較吸引外資以外，現在外資開始看重中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前景。重慶大量吸引外資很大程度上與此因素有關，此次利用外資政策也是適應這個變化，鼓勵外資更多地走向中西部。
    　　至於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等內容，張燕生認為，這不僅僅是跟我國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聯繫在一起，而且也是全球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的大勢所趨。就中國來講需要節能減排，這就需要國內的企業節能減排，而外資在中國投資也理所應當承擔減排的責任。
    　　「這些政策變化也是全球性的，不只是為了切合中國的需要，全球都需要可持續發展。」張燕生表示，中國抑制「兩高一資」的政策並不是只針對外資企業，國內企業也一樣受限，實際上是一個公平的政策調整。
    　　黃衛平解釋說，在改革開放的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在土地、勞動和資本三大要素中，最缺的是資本，「當時甚至是一些污染較大的企業也引進到中國，對維護勞工利益和環境保護缺乏足夠的重視。現在，在經濟發展由追求快轉向提高質量的情況下，一些口子肯定會收緊。他指出，這不是中國獨家個案，而是世界經濟向著更高水平發展的客觀需要。」
    　　「現在，隨著政策的出台，一些外資存在著被擠的可能，但這恰恰說明這些外資在污染環境上存在問題。」他告訴本刊記者，就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來看，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資在國內不會有光明的前景，「這對已經規範的外資沒有太大影響，而那些有問題的外資、靠著超國民待遇活著的外資，可能有很大的生存壓力。」
    　　9號文的另一著力點是創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而享受慣了超國民待遇的部分外資企業當然會一時不適應。黃衛平曾就此回應歐洲和美國駐京商會人士，「這不是要限制誰，而是把平台搭得更大一點，取消超國民待遇也是希望大家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這是中國完善市場經濟的舉措。」在其看來，「對於規範的跨國企業來說，其自身也明白，長期實行雙重標準是不可能的。」
    　　張燕生進一步指出，過去我國對國企的稅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下來是12%左右，如果在同一個行業經營的話，對於國企和民企來說是不公平的。從市場競爭原則來看，要市場化就需要進行調整。一些政策調整實際上是中國市場化的結果。
    　　「現在有些企業會認為，你過去對我這麼好，現在怎麼不好了？難道為市場競爭創造公平條件不應該嗎？為什麼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如此成熟的條件下，不能跟中國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公平競爭呢？」張燕生強調，看待政策不能有偏頗。
    　　例如，針對外界對政府採購的質疑，黃衛平指出，「美國的救市提出要買美國貨，英國的救市提出雇英國人，這些都和政府採購沒有什麼兩樣。在此方面，外界對中國的看法存在著雙重標準。部分國家甚至到現在為止還不承認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
    　　「兩稅合一等政策進一步為企業公平競爭創造了條件，這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也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趙晉平也表示，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基本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主體也發生了變化，包括一些國有企業也通過改制、上市等方式實現重組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已經形成多元化的企業結構，公平競爭的呼聲也就越來越高漲，「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份，外商對華投資累計設立企業近69萬家，實際使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連續17年位居開發中國家之首。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下降近40%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吸收外資仍保持在900億美元的高位，僅下降2.6%，居全球第二。
    　　在中國30多年的發展中，外資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投資、技術以及管理技巧和觀念的衝擊，也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其功績不能抹殺。張燕生表示，伴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鼓勵和歡迎外商來華投資的社會環境沒有變，也不會變，「30年來，外資在中國的獲利情況也沒有出現大的變化，而且向好趨勢還在進一步加強。」
    　　現在，我國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需要花錢」和「有錢可花」的地方並不匹配，中西部地區經濟建設仍舊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外資企業的設籍，在創造稅收和就業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管理理念。因此，張燕生認為，招商引資對於中國來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對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仍然非常重要。
    　　這個背景下，對於外資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抱怨，尤其是那些針對我國市場制度不完善的意見，也要高度重視。比如，各級政府和部門的政策和行為不穩定導致市場環境不可預期。坦率地說，這個問題也並非只有外企才感受到，內地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更感受深刻，一直是影響我國經濟市場化的重要障礙。對此，黃衛平認為，政策主管者應該接受這種「抱怨」，傾力消除這種「抱怨」。
    　　更具體的案例還包括針對汽車領域對外資併購的限制，不准外企直接在中國設廠造車。中央黨校學者鄧聿文指出這沒有必要，「政府這樣做原本是為了保護弱小的汽車工業在開放後免受衝擊，但十幾年下來汽車合資的結果表明這種限制並未起到應有的效果。外企在和國內車企的合資中，照樣大賺利潤，而國內車企所希望的核心技術並未得到，自主研發水平不高，競爭力不強。」
    　　為此，他提出了一個觀點，任何時候中國都需要外資，「但需要外資的理由，不是其技術、管理經驗和治理機制比國內的企業先進，這方面的差距隨著中資企業的發展，終究會縮小和趕上的。很簡單，需要外資來『攪局』，即需要外企來促進和激活國內的市場競爭。」
    　　就當前而言，在國有企業壟斷市場，民營企業力量還比較弱小的情況下，鄧聿文認為外企作為管理相對規範，技術相對成熟的企業，比民企更有實力去撼動乃至打破國企的壟斷地位，「即使將來民企主導中國的市場，也需要一個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競爭以保持市場的活力。」
    　　「所有這些，需要有雄心、有遠見的外資和中共政府一起共同推動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深化開放政策，營造更加穩定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黃衛平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