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曰
內地《文史參考》第八期刊發了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的回憶文章《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揭露文革期間，瞿秋白一下子從無產階級革命家變為「貪生怕死的叛徒」，他的家屬以及生前好友均遭株連。文章透露，那時候自己人整自己人，比當年國民黨整我們還厲害。很多在盛世才的新疆監獄裡都沒有受過刑的人，在「文革」的時候卻被整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親楊之華，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的。文革初期，不僅瞿秋白本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墳墓被紅衛兵挖掘毀掉，還曝骨揚灰，就連他家鄉父母的墳墓，也都統統被摧毀踏平了。
瞿秋白評價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是誰讓「瞿秋白九泉之下仍遭受莫大凌辱」的？文章的結論是，「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不顧事實，才硬把她父親打成「叛徒」，使瞿秋白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的。可以說，這樣的定論，依舊還是老一套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結論，生拉硬扯，牽強附會，缺乏說服力，也直接影響了這篇文章的力度與可信度。
歷史不容戲說，中共在對瞿秋白評價問題上，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天壤之別的褒貶損譽，有著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據《瞿秋白年譜》記載，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屆七次擴大全會作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瞿秋白作出高度評價，稱他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一封覆信中，熱情頌揚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給他以崇高的評價，信中說：「秋白同志畢生服務人民大眾，卒以成仁。耿耿丹衷，舉世懷仰。」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是瞿秋白殉難二十周年，由周恩來主祭，中共中央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舉行瞿秋白同志遺骨安葬儀式，周恩來親自抬著瞿秋白的骨盒，放進墓穴內。
然而，到了一九六二年後，重提「階級鬥爭」的毛澤東先後在香港出版的司馬璐所著《瞿秋白傳》附錄上看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以及在《歷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便急切地想把這兩者與他要解決的「黨內叛徒問題」緊密聯繫起來，作出異乎尋常的重大政治判斷。於是，便有了流傳甚廣的「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終，不足為訓」的最高批示。他質問道：「《多餘的話》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
周恩來往瞿秋白頭上大潑污水
這時候，馬上站出來討好和迎合毛澤東旨意、將這一事件推波助瀾並往瞿秋白頭上大潑污水的，不是別人，正是在歷史上與瞿秋白過從甚密的周恩來。手中有一本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師大井岡紅軍編寫的《瞿秋白批判集》，內中詳細記載了周恩來在不同場合中提到瞿秋白是叛徒的幾次談話，茲摘錄如下：
一九六四年六月，周恩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首次揭發了瞿秋白投敵變節的事實。說：「抗戰初期曾經有人問我們買不買瞿秋白的《多餘的話》，當時我們認為是偽造的，沒有買。現在了解，瞿秋白確實寫過這篇文章。」
到了這年七月中旬，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講到李秀成問題時說：「瞿秋白也有這個問題，也是晚節不終。」這時，毛澤東插話了：「《多餘的話》我看不下去！以後宣傳烈士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多宣傳方志敏。」
一九六五年十月，經中央軍委批准，軍事博物館撤掉了瞿秋白的照片。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時提到：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像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刑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文章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狀就看出了。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去，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要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來在接見中國科學院雙方代表時講話指出，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表現不好，晚年叛變了。我在政治局做了一個報告，還未發表，紅衛兵知道了，就去八寶山公墓把碑給砸了。在知識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樣，晚年變節了。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後還是被國民黨殺掉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接見廣西聯指時，周恩來仍提到「就拿中國共產黨來說吧。前五代的領導人都有問題，這不影響我們黨的光榮、偉大、正確。第一代陳獨秀是托派，是反革命；第二代瞿秋白，是個叛徒，我還要寫篇批判文章。」
可見，在不到三年多的時間裡，周恩來在不同場合下曾多次提到瞿秋白，每次都說到瞿秋白是叛徒，而且言之鑿鑿，直言不諱。文革期間，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里的瞿秋白墓地被紅衛兵砸毀，屍骨無存，周恩來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的多次談話與提議，對無法無天的紅衛兵來說，就是最大的動員令。而當其時，「四人幫」這個所謂的反革命政治集團還沒有形成，除去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之外，王、張、姚還未進中央，何來的如瞿獨伊文章中所稱的「叛徒」帽子是「四人幫」強加給我父親的？
冤有頭，債有主。如果說有人「強加」的話，那只能是周恩來個人強加的；如果追溯歷史責任的話，源頭正在周恩來身上。而周恩來之所以非要把叛徒的帽子扣在瞿秋白頭上的目的，一是逢君之惡，投其所好；二是撇清自己在歷史上與瞿秋白的親密關係。
而這段史實，對周恩來個人的負面形象來說，也許正是另一種「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