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特立獨行，有時特立得崇高，有時特立得猥瑣。牛人被埋沒不了，沒人因為你牛而壓制你，壓也壓不住。但凡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國史北洋時期，給人的印象，就是亂，眼花繚亂。十幾場仗同時開打，幾十個人物上上下下，說東道西。北洋統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換了好幾位，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至於內閣，就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一個加強排。真是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其實，大家還都沒唱完，觀眾連角兒都沒看清楚，就換人了，跑龍套的，就更無所謂了。
    
     那個時代，有自律甚嚴的軍閥，比如吳佩孚;也有渾身流氣的軍閥，比如張宗昌;有人辦大學，辦得有模有樣，比如張學良、唐繼堯;有人搞實業，比如張作霖、劉湘、劉文輝;有人搞農村建設，比如閻錫山;很正面，很值得說。但也有人濫發軍用票，胡亂徵稅，田賦預徵到了21世紀，強迫人民種鴉片，種得本土鴉片到處都是，進口的印度煙土沒人要了，徹底實現鴉片的國產化。連軍閥裡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會主義的陳炯明，也有信基督的馮玉祥，還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劉湘。
    
     知識界也是如此，有學問大的泰斗，也有混飯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學辦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爛的野雞大學也比比皆是。同樣是海歸，有名副其實的名牌學子，也有克萊登大學的高足。自由主義流行，保守主義也流行，連馬克思主義，一度都是學界的時髦，歷史界不搞唯物史觀，大家都看不起。
    
     至於風光無限的媒體，更是這樣，有引領潮流的大公報、申報，也有專門登載明星緋聞的晶報。媒體人有志向高遠，參與政治謀劃的高人，也有專門泡胡同，尋找花邊新聞的里手。張季鸞的社評，每每聳動天下，但晶報的流言蜚語，也照樣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還就是喜歡後面的花邊，不樂聞大公報的高論。
    
     色彩斑斕的時代
    
     那個時代，演戲的喜歡談政治，演半截戲，停下來發表演說，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歡唱戲，不會唱兩口西皮二黃的，就不算那個時代的官人。興致高的，還花了大錢下海做票友。軍人喜歡做文人，不穿軍服，偏愛長袍馬褂，跟文人詩酒唱和。文人喜歡談兵，有機會就穿回戎裝，掛上指揮刀，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統一，無論是袁世凱、段祺瑞還是吳佩孚，甚至包括孫中山。在北邊的要統一，在南邊的也想統一。但小一點的人物卻想分治，搞聯邦，聯省自治，比如陳炯明和趙恆惕。想統一的，統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問題是，國家實際上是分裂的，大軍閥控制數省，大聲吆喝，小軍閥控制一個縣，也自己當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市場不統一，貨幣不統一，國家弱，政府窮，最窮的時候，連中央政府各部都發不出工資來，各個駐外使節，下旗回國——因為沒有了經費。好不容易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卻名列末等，只能派兩個代表。自家的山東，被列強當成戰利品爭來爭去，自己卻說什麼都不好使。更讓人難堪的是戰亂，上千個大小軍閥，你打來，我打去，老百姓沒有一個穩定的統治者。通商口岸還好，但是內地，則飽受戰亂之苦。這樣的國家，離仁人志士富國強兵的理想，實在太遠。
    
     要說好的，也有得說。資本家感覺，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戰亂，沒有什麼人干涉他們。教授和學生感覺也好，但凡提得起來的大學，無論國立、私立還是教會大學，個個像樣，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他們感覺校長不像話，立馬就可以起鬨驅逐。一做了教授，就是總統來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課堂上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從不擔心因為學術以外的原因被開了。報界的人士更是牛氣，民國時期的牛記者，儘管在北洋末期被殺了兩個，但那是真正牛氣的時代，不管政要還是軍閥，記者想罵，也就罵了。罵了之後人家給錢，收了錢還是罵。連國粹京劇，都是民國時期得到的光大，什麼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鬚生，都是民國人弄出來的好事。
    
     總的來說，民國，尤其是北洋時期的民國，是個色彩斑斕的時代。人人都特立獨行，有時特立得崇高，有時特立的猥瑣。牛人被埋沒不了，沒人因為你牛而壓制你，壓也壓不住。但凡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後勁沒了。各種各樣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這個本錢。這是個連小偷、流氓都有個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沒有絕活，就別想混好。那個時代，中國有國際知名的學者，王國維、陳寅恪和陳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響的企業家范旭東、吳蘊初和盧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蔣夢麟、張伯苓、陶行知。連名聲不好的軍人，也有上過時代周刊封面的吳佩孚。這個吳佩孚，晚年沒落潦倒，但卻從來不墜青雲之志，一直牛哄哄。
    
     民主受尊重的時代
    
     議會自打成立之後，好像沒做過什麼事情。京里坊間傳說，兩院議員對於逛八大胡同比參政議政更有積極性，沒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鶯鶯燕燕。但是，既沒有人把他們的高額補貼取消，也沒人敢於蔑視議會。實在不行，就換一個議會，但換了之後，議員還是在胡同里泡著。曹錕賄選，原本心裡也沒有賄選這回事，無非是公開付給議員的辛苦費，付費，是為了尊重議會，尊重議員。
    
     記者在報上罵了當政者，罵也就罵了，當政者硬著頭皮，裝不知道。學生上街遊行，抗議政府行為。不管做得多麼過火，都欺負到警察頭上了，就是不敢鎮壓。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覺不能做——因為現在是民國，民主政體。
    
     但是，當時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大眾，既包括底層的民眾，也包括內地的鄉紳，他們對民主沒有感覺，沒有認識。對於戰亂，有切膚之痛，卻沒有多少發言權。另一部分上層人士，知識界人士，對戰亂的感知相當弱，但發言權大，聲音大。對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於他們。只是，他們對於民主的喜好，往往帶有強烈的功利意味。這個時期，上層人士和知識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進化論。無論推崇軍國民主義(即後來的軍國主義)，還是聯邦主義，社會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的，骨子裡都是進化論。進化論頑固地相信歷史的進步主義，篤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歷史進步的產物，迷信西方歷史的新事物。在那時，他們相信，只要堅持這個制度，堅持這個制度的信條，中國就能走到富國強兵的路上去。即使後來一部分知識界人士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也沒有拋棄進化論，只是覺得發現了西方某些比現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東西，更為科學，更為民主的東西。
    
     這樣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對於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麼在意。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文學運動，道德運動。投身運動的青年，開始最在意的是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為了從傳統家族中掙脫出來，他們為之奮不顧身地奮鬥。但是，掙脫出家族繩索的青年，一旦趕上五四愛國運動，輪到自己為國家、為民族爭利益的時候，就紛紛放棄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強迫別人也放棄自由。在抵制日貨的時候，自己可以不惜代價無條件放棄自己所有的日貨，也逼著商販這樣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遊街。像孫中山這樣的大人物，則公開鼓吹人們為了國家民族的自由，放棄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國家的自由中去。當然，這樣也就沒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