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樹皮，天山深處的苦澀恩愛
■頭三年供給制一律不許戀愛結婚
■不管是抓到沒抓到的，開除撤職
■一個嬰兒在那兒，都不知道誰生的
■兵團一大怪，大姑娘儘量不對外
◎文/張力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十萬上海青年在天山南北戰天鬥地，幾年過後，他們真的如人們期待的那樣，在大漠戈壁紮根了。隨著歲月的推移，在艱苦的環境和勞作中，在遠離家鄉的土地上，男女青年感情的種子也是要播撒，要萌發，要開出各式各樣的花。還要在這裡生根，在這裡結果，直到設籍安家。
每次總是想辦法
多招一些女青年
何立雲(農一師14團，老職工子弟)：人這個東西，你光男同志在一塊兒，他興趣不高，他要回家，對吧，他到了年齡第一個就是要老婆，沒有老婆他不高興。
兵團第一批的人，那都是分配的，把內地來的姑娘分配給哪個團長、營長，一個配一個，願意也配，不願意也配。有的工作方法好的，就專門把差不多的配給哪個，你們自己再慢慢磨合，交往一下，溝通一下，然後結婚。
王祖炯(1963年進疆，農二師34團)：動員上海青年去新疆支邊，當初做計劃的時候，就是要女的多於男的。原因是新疆那邊男的少，女的去了以後，還能解決上海青年之外的配偶問題。所以新疆每一次來動員的時候，總是想辦法多招一些女青年去。
朱靜華(女，1963年進疆，農一師14團)：頭幾年，連隊裡面開會的時候總在講，不許談戀愛。可是慢慢的，這個已經克制不住了，畢竟都是這樣同年齡的男男女女，他有交往的需求。但如果說抓到了，就說你作風不正派，或者把男的關禁閉，就是這樣。
王祖炯：去了以後，有一個規定，有沒有文件我不知道，但肯定是開會宣布過，說我們三年供給制期間不允許談戀愛，更不許結婚。
何立云：我們外地人和上海青年要想談朋友，那不行，要受處分，開始連上海青年跟上海青年談都不行。我們那個地方，很多青年一直表現都很好的，當排長、當班長，就為了和上海青年談朋友，就為了和上海女青年摟摟抱抱，人家反映有關係，這個情況蠻多的。不管是抓到沒抓到，開除團籍，撤銷排長。有的撤職了，有的黨員給抹掉了。女孩子肚子大了，要生，怎麼辦，不像現在做個墮胎，那個時候誰養。因為這個，勞改的都有，判刑的都有。
趙國勝(原農一師副師長，一野進疆老戰士)：因為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十萬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我聽說個別團場，在上海青年身上犯作風問題的也有。師裡頭要求，一犯作風問題，馬上撤職到底。
王祖炯：有這麼一對，他是社會青年，我們同一年去的，也是我們那個區的。他在上海已經待業多年，兩個人好上了，好得不可開交，最後偷吃禁果，女的懷上了，不得已而為之，報名去新疆。他們想的是，離開上海，起碼不丟人了，到新疆就變成自己說了算的地方。他們倆到了新疆，次年，1964年就生下個兒子，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團1700多上海知青中間，唯一進疆就懷孕生孩子的。但是沒想到，懷孕也不准結婚，生了孩子照樣不准結婚。
因為有規定，三年不能談戀愛，不能結婚，你生孩子還行？不行。這女的還住在集體宿舍，帶著孩子，那么女同胞就幫她。這個孩子有很多阿姨，但是不知道爸爸，因為他的爸爸不能去管他，只能有時候幫著提點水放到門口。
採訪旁白：
在偏遠的大漠戈壁，和上海青年們一起勞動的，還有歷次運動中所謂的反革命、右派分子，以及勞改犯。在兵團，習慣上把刑滿或解除勞教人員稱作「新生人員」。上海青年頭三年的每月津貼，是供給制的三、五、八塊，而新生人員作為農場職工拿的是幾十元的工資。於是，一個上海女青年和連里放牛的新生人員惹出了事端。
安康(1963年進疆，農一師5團)：我們班有三個刑滿人員，帶我們勞動，教我們勞動技術，就是平整土地，怎麼看這個地。教的過程中呢，這些人就跟上海青年打交道，那麼逐步地出了一些事情。都是女孩子和刑滿人員有關係，因為他們比較有錢，一個月幾十塊工資，我們一個月幾塊錢。
他們的歲數都很大了。有一件事情，我們一起到新疆的一個女的，她和一個放牛的刑滿人員不知怎麼掛上鉤了，說是談戀愛，有的說她認他做哥哥，看到她往放牛的地方去找他。
這個女的月經不來了，大概在宿舍裡面傳開了，結果放牛的新生人員自殺了。事情一鬧大，團裡面政法股的股長過來，開大會，把槍往桌子上一放，說不像話，跟上海女青年搞七搞八！最後結論，宣布那個放牛的畏罪自殺。
朱靜華：有一次我們發現，那么小一個嬰兒在廁所裡面，我們都嚇得不得了，因為都是姑娘沒看到過，但是也不知道是誰生的。像我們連隊有幾個人，在那時候就懷孕了。懷孕以後，沒有結婚證，找領導去不給批。只好還是各自住在男女宿舍的大通鋪，兩個人還是分開的。生了小孩，坐月子也是在集體宿舍。
我們一天到晚，下工了就把他當玩具一樣，你抱到這裡，她抱到那裡。有時他媽媽找不到，到處找這個小孩，在誰的手裡也不知道。
女的省下來苞谷饃給男的吃
採訪旁白：
十幾、二十歲的姑娘、小伙子在一起朝夕相處，甘苦與共，儘管是在半軍事化的管理下，兩性的吸引還是會悄然滋長。
毛國勝(1963年進疆，農三師43團)：我們最多的是幫她們做一些重活，比如挖渠、挑土這些重體力勞動的時候，男的多出力，可以讓她們少干一點。這樣子，就開始萌發感情，歲數大一點的就談戀愛了。
王祖炯：應該說當初剛支邊，純粹是一種男女生之間的友愛，後來進入生產和生活的狀態，年齡也在增長，互相之間越來越有吸引了。那麼本連隊的，往往在勞動中結下好感，還是很單純。
朱靜華：為什麼到了那邊以後我們女的都急著要談對象，想早點嫁人，因為有時候生活艱難得沒辦法。光是冬天到井台提水就沒辦法，旁邊的冰比井台還高，一不小心就要滑下去。
十月份以後，要穿棉衣棉褲了，這時候取火怎麼辦，就要劈柴，柴火也都是自己背。從工地下班以後，每人都有一根繩子，不管身體怎麼樣，都得背，因為都沒結婚，集體宿舍，每人都要背。好多女的到後來沒辦法，覺得生活太難了，早早地就想找個老公結婚。
安康：在新疆的生活有個特點，它要提水的。男的比女的力氣大一些，真要碰到休息了，你看都是女的在洗，男的提水，都是這樣子。開始也不是什麼我跟你談戀愛，沒有的。就是女的幫你洗衣服，男的提水；男的吃不飽，她們都知道，女的省下來苞谷饃給男的吃。
王祖炯：她們比如說五個人，領了五個苞谷饃，吃三個，湊下一兩個整的，留著，切成片，擱爐子上烤一烤，然後一包一包地給我們。
安康：好多女孩子都這樣，把饃吃上一半，還有一半呢，有的時候馬上分給你，或者曬成干，到時候給你們男的。
毛國勝：為了不讓我們面子上過不去，她們不是給我們剩下的，而是她們假如十二個人，那麼大家合著吃八個饃，剩下四個整的端來，放在我們的窗戶下或門外面，然後叫一下。當班長的出去一看，這饅頭是給我們的，興高采烈地拿進來，大家馬上分了吃。
安康：談戀愛結婚，是違反紀律的。開始都偷偷摸摸，就是你下班的路上跟我講，今天晚上在哪裡等，或者怎麼樣。然後就到那兒，無非是林帶里，苞谷地里，都是男男女女，一對一對，互相如果看見了，也是你不講我，我不講你。
王祖炯：比如女的大一點，男的小一點，姐弟相稱；男的大一點，女的小一點，兄妹相稱。這樣相稱相稱，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成為一對戀人了。而且上海青年戀愛呢，選擇的範圍很小，因為我們在新疆這塊地方，一個農場就孤零零的，周邊沒有居民，到另一個團場起碼幾十公里，不可能跨團去找對象；第二個，就是在一個團，每個連都是相對獨立的一片，不大可能跟另一個連隊的發生聯繫。除非那個連隊有青梅竹馬的同學，這樣走動走動，才有可能，但一般都是在本連隊裡面找。
倆人做小鍋飯，就是有點意思了
採訪旁白：
到1968年，對知青的三年供給制已經解除，他們轉為農場正式職工。隨之解除的還有禁止婚戀的約束。艱難的環境裡，互幫互助的男女可以正常開始那個時代特有的戀情了。
王祖炯：我們這個戀愛的形式，實際上是很平淡的，我們說什麼呢，當初叫「剝樹皮」，一說「剝樹皮」，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兩個人去找個地方，悄悄摸摸，到林帶里走一走，咱們種的樹已經形成了防護林。到裡頭走一走，說說話，然後停下來，站在一棵樹的邊上，手扒拉扒拉，無意識地剝剝樹皮，這就叫「剝樹皮」。
朱靜華：一談戀愛怎麼辦呢？真的就是在林子裡面，麥場垛裡面，兩個人就這樣幽會了，男女之間總是這樣吧。
李小女(1963年進疆，農二師34團，余加安妻子)：實際上說起我談戀愛，真是前世有緣了，腦子裡沒想過要跟他談戀愛。就是有一次，因為我在托兒所工作，我們托兒所里三個女的，苞谷粉可以稱一點回來自己做糊糊。他們都是單身漢，他們一頓一個饃，吃完就沒了，吃不飽。但是他們有時候肚子餓了，一下吃兩個，中午把晚上的都吃掉，到月底就沒飯票了。
那麼我們女生呢，覺得怪可憐的，有時候他們沒吃的，我做點糊糊，叫他們來，五六個人，他也一起來，到我們托兒所來吃點。這樣我就和他慢慢熟起來。
王祖炯：還有一種是吃小鍋飯，你要看到某個男的和女知青，他倆開始做小鍋飯，在一起吃了，哎，這就有點意思了。
比如勞動回來，都在房子門口，然後你就看，搞兩塊土坯一支，上面放個小鍋，上海帶去的鋼筋鍋，弄了一點什麼糧食，擱裡頭煮煮，或者擀個麵條，在那兒下下。然後兩個人在那兒忙前忙後的，像個小家庭，吃好，涮乾淨，男的走了，或者女的走了。就這樣，就說明他倆已經有點意思了，別人一般不會再插一腳。
安康：人在接觸過程中，到了一定年齡，男女產生感情，談戀愛，很自然的。所以我們那裡的人普遍談戀愛早。為什麼，一個無聊，單調，勞動強度大。再一個吃不飽，結婚有個好處，比如女青年和老職工結婚之後，有家，可以在自己家裡燒飯了。集體吃大夥，定量是一個饃，自己開小灶，把糧食拿回去自己做，就可以燒苞谷糊什麼的，或者在家裡擀點麵條，改善改善，把肚子撐一撐，就這麼個好處。
那麼衝著這一點好，都想早點結婚。我當時也這樣想，想早點結婚，最起碼可以在家裡擀麵條吃。否則的話很想吃麵條的時候，還要醫務室開病號飯的條子，連長不簽字不批就吃不成。連長審批好了以後交給伙房，伙房說今天給你吃一天病號飯，很大個事。
我想一定要找個出身好一點的
採訪旁白：
那個年代的唯成分論，使得人們的家庭出身，往往成為選擇對象的首要條件。當年，上海姑娘韓培芬和同是知青的北京小伙白振傑走到了一起。
韓培芬(女，1964年進疆，農二師21團)：戀愛這個事，實際上我跟他以前，都談了好幾個。以前找的幾個都是上海人，可好了。找的頭一個你看一談，他說他爸爸是國民黨警察在台灣，那時候成分特別重要，我又在值班連嘛，值班連就是武裝民兵連，好，我就不同意。
後來等過了可能一年多又找了一個，醫院的藥劑師，河南的，你看多好，談了半年，他說他是右派，我又不能要，你看那時候成分多厲害。後來就找的現在這個，跟他一談就成了。還是姻緣，我信這個。
朱靜華：像好多家庭成分差的女青年，選擇對象唯一的標準就是你家庭出身好一點就可以了。這樣你家裡不挨批鬥，以後的日子也不受影響。
徐佩君(女，1963年進疆，農二師21團)：我呢，人家給介紹的山東人，老職工。總的來說，我們那個時候不像現在考慮那些條件。人老實，對自己好就行了，我是這樣想的。自己家庭成分不好，我父親資本家呀，不是在淮海路那邊有房子嘛，所以我就找個成分好的。
王祖炯：因為父親打成反革命，「文革」中間我很悲慘，這個情況下，本來交的一個女朋友離開了我，她是出身很好的，所以對我的打擊很大。而後來我的愛人恰恰是在我最低谷的時候，跟我好了，我們兩個很有感覺。她的父母為這個要跟她斷絕關係，不理她。她父母是從湖北武漢支邊的，她跟著父母進疆。我們兩個在演出隊裡認識的。
李雯蘭(1963年進疆，農一師14團，何立雲妻子)：因為當初到新疆去，是我自己積極要去的，在街道在家裡都影響比較大，既然我去了，就下了狠心，一定要在新疆這邊紮根。
再加上我們上海人，好多出身不太好，我父親是個右派，我想一定要找個出身好一點的。當時人家介紹，他爸爸在我們那裡是營長，我老公他當時開拖拉機。我想想，看他比較忠厚老實，家庭也可以，工作又好，那麼我就同意了。
如果嫁給駕駛員，覺得挺有面子
何百成(1963年進疆，農一師13團)：能夠去開拖拉機，能夠開汽車，能夠調到衛生隊，當醫生護士，能夠到學校教書，能夠進機關的，那都是人人羨慕的工作。
韓培芬：像開拖拉機的，醫院的，護士什麼的，當個小幹部，那都是吃香的。誰都想找個好的嘛。
朱靜華：一般的，都希望嫁給駕駛員，如果嫁給駕駛員，覺得好像挺有面子，而且挺吃得開。為什麼呢？駕駛員經常跑外面，灰色收入比較多，不光靠那點工資吃飯。而且人緣比較好，因為我們出去，沒有公共汽車的，全都找他們搭車。所以駕駛員的關係比較廣，誰能嫁到駕駛員，那她的檔次就比較高了。
另外比較好的，就是嫁給技術員，農業技術員，畜牧技術員，技術員一般都是浙江的，他們去的時候也都單身，中專畢業，大學畢業，所以嫁給這些人好像幸運一點，檔次高一點。
還有一種，嫁給普通工人，也是稍微有點技術的，比如在連隊干點技術活，不是一般的農工。再下來，就是自己文化層次比較低的女性，她們沒什麼要求，只要能比在連隊裡的集體伙食好一點，就願意嫁了。
何百成：開拖拉機的不得了。在大田勞動的時候，我們最希望乾的是什麼事情？就是給開拖拉機的送飯，送的白饅頭他吃不了，我們也能留下一個兩個。
歐陽璉(1964年進疆，農一師14團)：拖拉機開到連隊去，是要當菩薩供的。為啥，你照顧好我，給你地犁得深一點，播種播得勻一點。所以你一定要照顧得好，如果再給我吃苞谷饃，對不起，犁地就在表面拉一條線走了，你接下來還得再來求我。
上海可能是中國第四大城市吧
採訪旁白：
在上海市的高興花園小區，居住著幾十戶從新疆兵團退休回來的人。何立雲、李雯蘭夫婦是其中一家。李雯蘭當年的選擇讓人羨慕，這個漂亮的上海姑娘，嫁給了團場幹部的子弟，先開拖拉機又開汽車的何立雲。
何立云：上海青年到我們那個地方去，女同志反而比男同志多，多了以後呢，就是說各個行當都要培養上海青年，像開拖拉機、開汽車、當幹部、老師，都要培養。所以我開的這個拖拉機上，要配六個上海女孩子，讓我帶她們，我一直和這些女孩子在一塊工作。
這種情況下，弄得不好你就犯錯誤了。男女在一塊，都是十七八歲，二十歲的，那個時候要求很嚴，要是有男女關係，那都要開除，甚至判刑，壓力多大。所以說我很謹慎，儘管有的女孩子要給我洗衣服，我不讓她洗，自己洗，工作關係就是工作關係，和她們分得很清。
採訪旁白：
何立雲後來從拖拉機手，又登上了卡車司機的駕駛樓。這麼好的條件，自然周圍有不少人給他介紹對象。而他中意的是上海女知青李雯蘭。
李雯蘭：規定上海青年不能和當地的談對象，他為了和我談，那一年他本來評為農一師勞模的，就為了和我，當天晚上領導找他談話，給拿掉了。所以我感到心裡很內疚。我呢，比較注意影響，也不敢和他多接觸，因為啥，知道這種事情，自己要避免一點。
何立云：我們外地人找上海青年，也有各種想法。我呢因為腦子比較開放一點，我想上海人畢竟是大城市，那時候我知道一點，上海可能是中國第四大城市吧，也可能是第二大城市，這麼大的城市，肯定人的素質各方面很好的，對吧。
李雯蘭：心裡想接觸，那時候他調到我們這個食堂當司務長，我去打飯，他沖我笑笑，我沖他笑笑，也就這樣。那一年我不是開拖拉機嗎，生病了，闌尾炎開刀，享受病號飯，有時候他給我拿來。一拿來我們宿舍都是上海人，跟我開玩笑，哎呀，何司務長很關心你嘛，什麼什麼的，把我們往一起說，其實都看出來這個事情。
何立云：很多人也反對我們找上海人，說上海人嬌氣，養不好，而且也不會做事，有這個概念。
李雯蘭：我和他處對象，我們家人不知道。我媽媽不讓我在那裡結婚，寄了80塊錢來，叫我回上海。我媽媽在上海叫別人給我介紹了對象，想讓我回上海看一看，那一次如果我回去，也許這個婚姻就不成了。我沒回去，我害怕，已經和他好了，不敢這樣做。我想著先和他結婚以後，將來回去再講清楚吧。
那時候我們機耕隊的領導對他比較好，都找我談話。說李雯蘭，你要不找何立雲，等他跑了，你再找誰，誰有他這麼好，人家家庭各方面都好得很。講實在話，我也想不到若干年後能返城，沒想過還能回上海。
王祖炯：開車的在新疆，那給個縣太爺他都不換，那是極好的一個差事，一般是幹部的子弟他才能做這個。
李雯蘭：我們結婚沒有多長時間，人家就說，你上海人怎麼不找上海人，把他們當地的叫小土塊。她們還開玩笑說你李雯蘭不要太好了，好像我們老何條件好，當司機，你總是沾點光的，說我沾光。各方面條件比人家優越一點，也羨慕。
星期天可以到男的家吃點好的
採訪旁白：
然而，整個團場也沒幾輛汽車，像何立雲這麼好的條件畢竟不多，所以沒有多少女青年能夠像李雯蘭那麼幸運。
何立云：因為老職工是50年代來的，上海青年是60年代來的，老職工那時候肯定是男多女少，後來上海青年一來，女的這才多了，她們有好多都是找的老職工，起碼大十歲。剛去的知青「三五八」，頭一年每月發三塊錢，第二年五塊，第三年八塊。而老職工的話，都是掙好幾十了，當時來說就是高工資。所以人嘛就是以食為天，不管你哪來的，只要困難的情況下你能幫我，就是這樣結婚了。
何伯成：上海青年大家都一個樣，等到拿工資以後，你拿30塊8，我也拿30塊8，手上沒有餘錢，沒錢就沒辦法成家，那麼這個事就往後拖。老職工的話，他儘管工資不是很高，但因為他一來就是拿工資的，這麼多年下來，相對的手上總有一二百塊，這就不得了了。
韓培芬：上海女的，她大城市來的，她自己就是有這麼個條件。想找個老職工，或者是老職工子女，有個依靠，星期天什麼的可以到男的家去吃點好的，就這個想法。老職工家你別看，像苞谷面可以改善，蒸發糕，做苞谷魚，苞谷糊糊，炒點菜，或者涼拌，都可以的，豐富一點。
也不是說嘴攙，太苦了，到老職工家，可以改善改善。以後生了娃娃，也有老的帶，抱這種想法。這點最重要，上海人找老職工就是為了這個。人家老職工可喜歡找上海的，你想大城市的人，今後我兒子跟了她，你想今後可以回上海，都有這種想法。到時候是不是真的能回上海，起碼探家的時候帶回去嘛，那當然了。
安康：她們女孩子懵懵懂懂中對異性的好感比我們早，再加上經濟因素，我跟你說，認乾爹什麼的，認個哥哥，給你買什麼東西吃，這都是女孩子的事情，女的成熟了，經濟條件又限制她。那麼這樣子以後，嫁給老職工的女孩子太多了。
祝匡依(1964年進疆，農八師)太多太多的例子，我跟你講，一個上海支邊青年，寧願嫁給「925起義」的老兵，年齡反差多大呀，她不願意總是住在那種地窩子裡，就想早點有個小家。在南疆到70年代末，住地窩子還大有人在啊。
我們聽見洞房裡頭又哭又鬧
王祖炯：我們那個地方，在當時的狀態下，配偶就成問題了。本來在新疆就是男多女少，尤其兵團，老部隊組建過來，全是光棍漢，百分之八九十的光棍漢，在老家就沒結婚，很早當兵出來。支邊青年本來男女搭配得還好，但是到了以後總的比例還是男的多，而且女的有些嫁到地方上去了，或者想各種辦法走掉了。我們是放羊的畜牧連，男的更多，女的更少，畜牧連長年不見人，沒法談戀愛，沒法找配偶。
採訪旁白：
現在說起來，三十多歲男青年沒結婚還是好年景，那時候三十多歲沒結婚就很怪了。別人就會幫他介紹，但是偏偏這個人又長得顯老怎麼辦？那就需要好心地給編造這麼一封信。誰來編，當然是有點文化的，恰好王祖炯在畜牧連當文教，幫人編這樣的信就幾乎成了他分內的事。
王祖炯：就是年齡往小了說，收入往大了說，人往英俊說，職務往高說。照片怎麼辦，借一張，借農場某個人，他有這樣的小照，穿軍裝，還有個八一帽徽的，借了寄去。我當時也是奉旨行事，沒辦法，在連隊你當文教，就是個小書吏，別人叫怎麼樣，你就得寫，寫完裝信封里，別人貼上郵票，拿去寄走。
那麼過一陣子，人家就從鄉下來了。我記得1966年底的時候，有個四川的女娃兒來了，嫁給我們連一個放羊的。這兩個看上去就像父女，實在差距很大。因為那個老的常年在戈壁上放羊，一個老職工，「925」國民黨起義士兵，特別顯老。那個女孩生在天府之國，儘管在農村吃得不好，但是也細皮嫩肉。來到連隊的當天一看，不是那麼回事，一看就這麼個人，死活不肯跟他結婚。不肯怎麼辦？就做工作，勸說一通，然後想辦法迅速結婚。
採訪旁白：
再說農場職工找鄉下的，也有一個最吸引人的條件，就是外面的女子只要嫁到農場來，就可以錄用為國營農場職工，只要一起參加幹活，就能拿工資。
王祖炯：連隊有間大房子，平時開會的，我們稱為俱樂部，在那裡頭晚上急急忙忙搞個儀式。一盞煤油燈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後面黑壓壓坐了一些職工，席地而坐，或者拿個小板凳坐在那兒。
因為放羊的風吹日曬，臉上皺紋很多，但新衣服是平整的，從箱子裡拿出來的新軍裝，扣得嚴嚴實實，站在那兒，頭也不敢抬。然後呢，從這個門就把那個四川的姑娘領進來，老不大願意的樣子，頭也是低著。指導員是證婚人，儀式進行得很快，宣布一下，向毛主席像鞠個躬，就走了。沒有那種熱鬧的氣氛，就匆匆忙忙送到房子裡去了。
這一夜倒很熱鬧，我們聽見房子裡頭，又哭，又鬧，又罵，又吵，不願意呀。但是關到一間房子裡了，結婚證在團里手寫就成了，也不用照片。那麼這個女的，鄉下來的，她有一種基本的意識，我是從農村來的，是來結婚的，是到丈夫這兒來的，一般都沒有更多的抗拒，就是不情願，也木已成舟。在一間房子裡，一晚上過去，第二天出來，好了，成一家人了。以後就在這連隊裡生了姑娘，又生兒子。
上海人找外地人不就叫「混紡」嗎
朱靜華：後來找對象考慮的條件，第一個如果說外面有點路子的話，比如說親戚朋友給介紹的，能嫁就嫁出去。
韓培芬：男的一般條件好點的，都想找上海的，結果你看女的沒那麼多，好多上海男的都找不到老婆。後來不是中央有文件，上海知青找老婆可以給工作，就是說從口裡介紹過來的，也可以有工作，就這樣才找上老婆。而且有好多上海女的，她不找上海人，老想著要回去，想一個人好回去，這樣拖拖拖。所以我們從上海來的這些，一般女的好找，男的不好找，男的好多都是找的外地女的。
安康：剩下來光棍怎麼辦？這是個問題，為了這個事情，中央下了文件，上海到新疆的知青，你任何一個人，不管到全國什麼地方，到農村找個老婆，都給解決全民所有制農場的編制，就算職工。這樣一來，好多老職工就給自己老家的親戚，表妹什麼的寫信，讓她來了以後嫁給上海人。結果，一部分上海女的嫁給外地人，一部分上海男的找了外地人，加起來三分之一還多，我們管這種叫「半鋼」的。
採訪旁白：
為什麼叫「半鋼」？ 用當時上海人熟悉的半鋼手錶、全鋼手錶，來比喻夫妻倆一個是上海的，一個是外地的。也有的說，那時候自行車不是分全鋼、半鋼嘛，大家口頭語就這樣講，覺得蠻形象。
徐佩君：我老公山東人。他這會兒到連里看蓋房子去了，不在家。如果我找的上海人肯定現在都回家了。「混紡」，不能回去。你問什麼叫混紡啊？上海人找的外地人不就叫混紡嗎？不是純棉的嘛，混紡。
朱靜華：我們班裡面就有三個，嫁到宜興，嫁到無錫，嫁到南京的，都是鄉鎮，總之離上海近了。就是家裡來一封信，說有這樣的條件，但不是拿來男的照片，而是女的要把照片寄給人家，人家看中你了，你就走，就這樣。我們有個女的，她連對方是什麼樣都不知道，就走了。她的要求很低，只要對方是工礦的，只要能嫁出去，就那麼簡單。
採訪旁白：
這樣一來，眾多的上海女青年通過婚姻換取了跳出去的結果。兵團本來總體上就男多女少的狀況顯得更為嚴重了。
韓培芬：你看我們好多上海男的找不到老婆，後來不是中央有文件嘛，上海知青找老婆可以給安排工作。
王祖炯：女知青她耐不住這兒的艱苦，唯一改善自己命運的資本就是我是女的。新疆女的少，想辦法找個人就好跳出去。
採訪旁白：
儘管如此，實際上對於兵團的女子嫁出去，是採取儘量限制的，不然還不知道會形成個什麼局面。那時候西北各地都愛總結出「幾大怪」，比如說「兵團第一怪，粗糧吃細糧賣；兵團第二怪，大姑娘不對外……」兵團女的重要到什麼程度，分配來的姑娘，到了兵團，無論如何儘量不能叫你嫁到外頭去，儘量內部消化，從領導到同志都會積極給你撮合，兵團很需要女的。
王祖炯：那麼後來上海女青年為了生存，為了怎麼樣，想辦法嫁到外頭去，一旦結婚嫁出去，別人也沒辦法，我調不出去，但是我結婚了，總可以走了。
我們周圍有很多上海女青年嫁到烏魯木齊的，嫁到庫爾勒的，嫁到尉犁縣的，只要是利用各種機會掛上了，就走，就想辦法走。不管對方是什麼樣，年齡差別，或者興趣差別等等之類的，都不管那麼多。
後來國務院知青辦，在打倒四人幫之前就給了一個政策，為了穩定這些支邊知青，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找來的配偶，不管農村戶口、城鎮戶口，一律可以到農場錄用為職工。
上海知青為上海知青接生
安康：指導員在全連會上講，現在有很多人要結婚，要結婚可以，你們自己蓋房子，自己打土塊，沒房子你怎麼結。那麼想要結婚的人，自己必須提前打土塊，每天的工余時間自己打土塊，打夠了土塊才能蓋房子。在那裡造房子比較簡單，都是土坯壘起來，上面把棍子椽子一放，泥一糊房子就好了。
何百成：土塊怎麼打？泥巴和好以後，搬起來，啪，弄到盒子裡面，一抹平，端起來一扣，四四方方的，幹了以後就用它壘房子。像這樣的大土塊，壯勞力一天打500塊。
安康：更簡單的辦法，你要是不想打土塊兒建房，那就挖下去，挖個地窩子，上面頂一蓋，人往底下跑。上面平的，有的高出一點，你在房頂上跑也沒關係。挖地窩子不要多長時間，因為挖土是我們干慣的活。想挖多大就多大，把土挑出去，一個坑就出來了，樹棍子往上一架，草鋪上去，再堆上泥就好了。你們兩個不是要結婚嘛，新房就有了。
韓培芬：我們是1974年結婚的，我自己做菜做飯，辦了兩桌。
白振傑(1966年進疆，農二師21團，韓培芬丈夫)：那時候我們工資才三十多塊。
韓培芬：嗯，我特會做飯，上海人喜歡做菜。反正做了，能買到的東西買回來做了兩桌。我還可以呢，我那時候存了五百塊錢，原來準備回去探家用的。他沒什麼東西，男的他們一般都吃光喝光。我拉了一馬車東西呢，有箱子什麼的，那還是從上海託運來的樟木箱呀，也成了嫁妝。
採訪旁白：
成家以後的事情就是生孩子，那時候在連隊接生的比較多，因為離團場衛生所遠，路又難走，來不及的就在連里生。「赤腳醫生」有的也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為上海知青接生。
有個叫李德娣的上海女青年，一直特別積極，她心想，懷了孩子算啥，哪有那麼嬌氣，照樣跟大家一起幹活，一起勞動。那陣子打沙棗什麼的，大家都爬樹，她也爬上爬下，一不小心掉下來，流產了。
朱靜華：我第一次生大孩子的時候，肚子已經疼了，去衛生所，離我們連隊有15公里路，交通工具就是馬車、牛車。馬車還快一點，我們跟趕馬車的上海青年關係好，我肚子疼的時候，馬上喊他，把我送到衛生所去，一路上顛得真厲害。
幫我接生的就是我們同批來的上海人，同一個街道一起去的，也沒受過什麼專業訓練。接生的時候，沒有電燈，就是四個馬燈放在邊上，外面的樹被風颳得呀，嘩嘩地響，我躺在那兒嚇得簡直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