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官方一直強調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反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由於這一問題事關中國社會的未來和中國人精神上的發展，筆者願就此發表一些個人淺見。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它被一些人視為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有機統一起來的科學世界觀。談到科學，人們總是指關於「世界是什麼樣子」以及 「世界為什麼是其所是」的各種知識體系。而關於「世界應該成為什麼樣子」，以及「人們應如何改變世界」的陳述可能需要一定的知識前提，但它們本身並不是為了提供知識，而是為了提供包含道德評價的社會行動綱領。 ( )
哲學上的獨斷
當馬克思宣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時，就等於告訴人們，他感興趣的與其說是知識問題，不如說是政策問題。對於認識的來源與途徑這一根本性的哲學問題，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利用含糊其辭的「實踐」概念復活了唯物主義的獨斷論。
康德以其特有的審慎而承認，經驗只能告訴人們關於現象的知識。馬克思則認為人們可以通過實踐而抵達「物自體」，從而實現「主體與客體的同一」。但實際上，實踐並不是一種獨立於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及觸覺之外的神秘的第六感。就其認識作用而言，實踐不過是五種通常的感知方式的統稱，本身並不是什麼比感官知覺更高級的認知途徑。除了擴展人類經驗的範圍外，實踐的意義並不在於提供高於經驗的知識，而是在於實現人的自由。
在物質與意識的關係上，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是獨立於意識的客觀存在，意識則是高度發展的物質（人腦）的機能，是客觀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映。一方面把物質定義為「獨立於意識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又將意識定義為「物質在物質中的反映」，這種循環定義恰恰是哲學獨斷論的典型特徵。
如果意識只是物質與物質相互作用的產物，人們難免要問：意識是否也屬於物質呢？如果是，馬克思主義者怎能通過與一種具體的物質的區別，來定義普遍的物質呢？如果不是，那麼物質與物質的相互作用，如何能產生非物質的東西呢？如果畢竟存在非物質的東西，那怎麼能將存在視為物質「唯一的本質屬性」呢？
直到今天，一個人學會了一件事情意味著什麼，或者說大腦里發生了什麼變化，人們都不知道。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根本未能解決時，就武斷地認為，意識是由物質決定的，這難道不是一種哲學上的獨斷嗎？
獨斷的哲學思想有一種直截了當的簡潔感和力量感。正是這種簡潔感和力量感，才使得狂妄的謬誤往往比謙遜的真理，更容易打動那些不習慣思考又缺乏耐心的人。辯證唯物主義正是以一種不容分辯的獨斷，突破了康德以其特有的謙卑所看到的人類理性的限度，並侵入康德通過批判哲學為信仰空出的地盤。
避免暴政未必得消滅宗教
馬克思對待宗教的態度很能說明問題。他宣稱要「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幸福的宗教，並要求人民的現實幸福」。宗教確實曾被用於維護絕對的政治權力，並經常成為暴政和社會壓迫的幫凶。但完全消滅宗教並將幸福視為純粹現實和客觀的東西，則等於在將舊神學從政治生活中驅除出去的同時，又迎來了一種新神學。
一旦幸福被視為完全客觀的東西，人們就必須承認，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認識」到什麼是幸福，從而應該掌握絕對的政治權力。據馬克思看來，在摧毀了真理的彼岸世界之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此岸之神急不可耐地要取代彼岸之神的位置！「先進階級論」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的返祖現象，使人不免想起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的高論：人之所以必須分為主人和奴隸，就在於主人對雙方的共同利益有著特別的洞察力。
馬克思在其哲學理論中所表現對弱者的同情以及對社會不公的義憤，理應得到人們的尊敬。但強烈的道德情感並不特別有利於使一種理論成為真正的科學，馬克思提出的各種社會政治主張，也不會因此就具備等同於客觀規律的不可易變的必然性。但正是憑藉著這種臆想的必然性，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固執地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政治主張不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可能途徑之一，而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唯一可能的途徑。
但這種臆想的必然性往往經不起辯駁。例如，要避免宗教成為暴政的藉口，並不必然要求徹底消滅宗教。洛克曾對絕對君權的神學基礎進行最為系統和徹底的批判，但他並不認為避免暴政就一定要消滅宗教。通過將宗教信仰私人化，既可以滌除政治中的神學因素，又可以為人們保留據以獲得心靈慰籍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依歸。
解放生產力未必須摧毀私有制
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理論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從某個方面闡述了19世紀歐洲社會過度的財富集中和極度的社會分化，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私有財產和市場體制）之間的聯繫。但消除一種生產關係的有害結果，並不必然要求消除這種生產關係本身。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人類社會邁入共產主義準備了物質條件。但馬克思主義中的生產力概念，顯然是源於對物理學中力的概念的錯誤理解。生產力和力一樣，都只不過是一個描述性的概念，並不代表什麼實在性的東西。生產力並不是比生產關係更基礎的東西，它只不過是對生產工具、生產對象以及生產關係這一組合的評價，或者說是這一組合的因變函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斷言，在摧毀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之後，資本主義社會原有的生產力將獲得解放，從而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但它並未為此提供任何有說服力的保證，更沒有告訴人們，如果這種做法最終沒有解放生產力而是毀滅了生產力，人們該用什麼辦法來補救。
實際上，在保留促使社會財富不斷湧現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勞工階層通過參與基於普選權之上的議會政治，完全有可能制定合適的稅收與福利政策，防止社會財富的過度集中和嚴重的貧富差距。這一途徑有一種顯而易見的優勢：人們不用冒孤注一擲的風險，只需通過一種逐步試錯和靈活調整的過程，就有可能實現一種明智和人道的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眼裡，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非經社會革命則不可克服。但這一矛盾其實早已被人們通過企業制度的創新（如採用股份公司制度）予以解決。由於對革命的強烈嗜好，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不願認真考慮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技術手段。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們而言，技術手段對知識和耐心的要求也許是太高了。
取消馬克思在中國的神學地位
其實，任何理論的觀點只要停留在超驗的領域，都不會對人有害。但一種夢囈般的觀點一旦通過強權予以實踐，則必然會破壞人們的生活與福利。如果不可檢驗的東西獲得了現實的權力，以致要控制和左右其他可檢驗的東西，那麼最可怕的人類慘劇便會發生。
在經歷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慘敗之後，中國已經在經濟領域進行了三十年去馬克思主義化的過程。但在政治和思想領域，為了維護一種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政治體制，馬克思主義仍被用於將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扭曲成學舌的鸚鵡和理智的侏儒。
當前的中國，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領域啟動去馬克思主義化的進程，但這並不是要禁止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國的神學地位，以恢復中國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無上的權利。讓13億中國人，以一種全民族集體自虐的方式，徹底臣服於一個西方人的哲學體系，並成為一種終其一生也無法實現的幻想的奴僕，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