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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特殊使命共識網:[中共要員]關於若干重大問題的談話紀要

阿波羅網編制按:對中共媒體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何清漣表示共識網富有給中共補船的重大使命。

阿波羅網收集網友:

 

滑溜小姐2天19小時前發布來自iPhone
滿篇大理論大道理,其實總結一下就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公蟬黨身上,而公民力量就是個屁,根本不入眼。幻想公蟬自我閹割,就像說"皇上!自宮吧!要不然就得自殺了!"皇上會自宮?除非李自成真到了皇城大門口。現在李自成到門口了麼?早著呢,還沒進河北。那我著急自宮個蛋子啊!這種軟文看的太多了,糊弄鬼都不信了
誰的隨身碟2天19小時前發布
很樂觀,觀點建立在繼續改革成功的基礎上,清朝如果當初改革成功也不會不存在了
kdj0092天12小時前發布來自Android
閱此公之社會職務,我的結論就一個字:扯!
cfie2天14小時前發布來自Android
一通胡逼掄,大道理誰不會講,連個基本思路都沒形成,改個毛,一句話倆字「等死」吧!

關於盧德之 百度上關於盧德之的介紹:盧德之,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倫理學博士。1962年出生於湖南省桃江縣碑磯村。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基層行政職務,後就職於湖南省民政廳、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20世紀80年代中期,積極參與和組織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和城市社區服務的探索及實踐。20世紀90年代初期,擔任國有企業領導並參與國企改制工作。20世紀末,投身民營經濟大潮,為民營企業發展和維護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以及社會公益事業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盧德之是華民慈善基金會法人代表,理事長。

盧德之現除擔任企業職務外,還擔任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中外企業誠信聯盟副理事長、中國跨國公司促進會副理事長等社會職務。曾發展經濟學、倫理學、管理學等領域的論文數十篇,著有《交易倫理論》。

共識網編者按:據了解,這是盧德之先生與某要員在十八大召開前的一次談話記錄

一、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已經不表現為落後的社會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而表現為官民矛盾和貧富矛盾。

改革開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得益於權威主義,包括經濟上的權威主義,也包括政治上的權威主義。如果沒有這種權威主義,中國社會是發展不到今天的。但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當這種權威主義繼續發展,甚至達到泛濫的程度的時候,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權利意識和保障意識加強的情況下,大眾權利如何保障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由此,就產生了人們對公平正義和基本權利的追求與傳統權威主義之間的矛盾,從表象上看,直接體現為官民之間的矛盾。

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政策,在客觀上讓一部分能力強的、科學知識水平高的或人脈關係廣的人,首先致富了。我把富分為正義的富和非正義的富,即便是正義的富也會引起人們的嫉妒感,而非正義的富實際上是通過尋租方式,或者說通過權力來獲了不正當的經濟利益,勢必引發人們的不滿和仇恨,這就導致產生了貧富矛盾。如果不正當致富的人,再憑藉自身優勢繼續擴大財富分配差距,就會導致貧富矛盾不斷激化。

二、關於社會信仰與法治

我們到底確定什麼樣的理想和價值觀,這是一個很要命的問題。這幾十年,我們強調共產主義的信仰,問題是到底有多少人真信呢?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黨的高級幹部也真的說不清。一個沒有信仰和理想的時代,是非常可悲的,就像一個人沒有靈魂一樣。我們確立什麼樣的價值觀呢?很多人認為沒有普世價值,也許完全普世的做法確實沒有,但普世價值是有的,比如西方社會強調的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東方社會強調的和諧、中庸等,東西方文化中都承認的大愛、博愛,就應該是「普世價值」,或者換一個說法叫「共同價值」。

關於法治問題,需要提倡法治精神,既包括立法,也包括依法治理。比如關於領導人的住房,要有法律、有規矩,然後依法治理,就不會出現動輒把幾百萬、上千萬的房產變為個人所有的情況。如果美國總統總占著白宮不走,也許,華盛頓就出現好多個「白宮」了。

三、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一)當前政治體制的反思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真的得到了大多數勞苦大眾的擁戴,否則也不可能取得1949年執政的成果,但經過六七十年的發展與演變,現在至少從表象上看,有幾大問題難以克服。

一是以黨為核心的體制,讓很多人不舒服,或者說大多數沒有幸福感。中央電視台正在找一個話題:你是否幸福?連莫言先生都不知道。我真的搞不清有多少人感覺到幸福。當了官的,包括當了很大官的人,感覺不幸福,沒當官的人,更感覺不幸福;發了財的人感覺不幸福,沒有發財的人更感覺不幸福;有知識的人不幸福,沒有知識的人,也感覺不幸福。我們設計了一種制度,讓多數人不幸福,豈不是一種異化嗎?二是不能有效地防止野心家的產生。薄熙來之流是被揪出來了,黨內是否還有一個又一個的「薄熙來」?如果這個人的野心成功了,成為了很高很高的領導人,大家明明知道,也沒有辦法把他拉下來,那怎麼辦?原來還有個中顧委,現在連中顧委也沒有了。這怎麼辦?可以這麼說,在當今的社會制度中,很少有像我們這樣的體制,這麼容易產生這麼多野心家、陰謀家。三是不能讓最優秀的社會精英脫穎而出。歐巴馬式的人物在中國現在沒法誕生,在中國現在,當大官、當大學者和大企業家後面沒有人,都不行。四是不能有效地防止腐敗。我們的領導人也難以自律,比如說住房問題,過去中紀委有明文規定,哪一級幹部該住多大的房子,但帶頭改變或者說破壞這些規定的,又是領導人,連高級幹部也怨聲載道,這成何體統?我們做出那麼大的犧牲,革命的目的難道就是剝奪「剝奪者」,而讓自己成為「剝奪者」嗎?難怪被人們稱為「可恨的利益集團」。

對以上現象,如果做一個政治學分析,我們會發現現在的權力既缺少優越性、又缺少監督性,更缺少競爭性。讓三性做到三位一體,就更難了。

權力本來是有優越性,它是讓人嚮往的,是受人尊重的,是讓許多有識之士去爭取的。可是在當下,由於我們理論上的說不清,比如我們老說我們是「人民的公僕」*,怎麼「公僕」的錢比「主人」還多呢?在這一理念的影響下,我們的官員正式的、按規則獲得的待遇是很低的,我問過一個年輕的縣委書記,他的工資也就3000左右,一個縣委書記每月拿3000多的工資,如果他一點不腐敗,能有尊嚴嗎?連吃飯的錢都缺少了,但是哪個縣委書記少了吃飯的錢呢,缺的部分從哪裡來,只能通過各種渠道。理論上講,收一包茶葉和收100萬元性質上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雖然按規則官員們的待遇都很低,但大家都沒有按規則,都是在按潛規則行事,這就出現了兩個問題,要麼規則是虛假的,要麼不承認規則是虛假的,那規則下的官員都是壞人,因為官員們很少沒有收過茶葉、收過煙。規則不發揮作用,發揮作用的是潛規則。

權力失去優越性的狀態下,權力的監督性如何能體現?是按規則監督,還是按潛規則監督?如果按規則監督,都是壞人,按潛規則監督就沒標準了,壞人監督壞人,或者小壞人監督大壞人,更有可能是大壞人監督小壞人。

當然,也談不上權力競爭性。權力的競爭性分為內部競爭和外部競爭,或者說是黨內競爭和黨外競爭,黨外競爭讓社會大眾來選擇權力的代表者。當然,在中國一下子搞普選太難,先要實現黨內的有序競爭,而權力優越性、監督性不能保障,也難以有黨內權力競爭的有序性。你有多大的功勞、多高水平、多強的能力和多高的道德水準,變得很蒼白了,主要是靠利益關係和裙帶關係來選擇當權者,這就很難防止野心家的出現了。也就當然無法防止腐敗了,反腐僅僅成了攫取權力的手段了。

一種制度腐敗並不可怕,但要是腐朽了,就沒轍了。因為它已經無生命體徵了。我們這個制度現在,第一要防止暴死,如果要死,也要爭取安樂死;第二、要爭取新生。怎麼新生法?我覺得要防止兩點,第一是防止過早地推動多黨制、一人一票的選舉制,過度地自由化;第二、要防止固步自封,不想對党進行改造的保守主義,不想進行黨內改革,就是不想黨活;要想實現黨活,必須黨改。我期待我們的領導人能夠真正成為新時期幫黨、幫體制找到活路,促進體制走向再生的推動者,再無能也至少要做一個安樂死的醫生。絕不能讓暴死成為現實,那樣付出的社會成本太高了。

怎麼實行黨改,不妨學習國民黨的經驗,現在的國民黨很像六十年前的共產黨,現在的共產黨也有一些像六十年前的國民黨,但現在國民黨改出成績,國共這兩兄弟都是有理想的,也都犯過錯誤,也許他們是未來中國兩岸統一、社會進步的主導者。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與共識

在當前,中國的各種改革中,最重要、最緊迫的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執政黨的改革,而執政黨改革的核心是分權與監督的問題。

分權要求執政黨內部的組織結構非常清晰,從少數人控制的傳統權威性權力機構變為科學合理的現代權力結構。現代權力機構分為三個層面:一是權力的決策層,按照中共黨章的規定,就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二是權力的執行層,也就是現在的中共中央委員會;三是權力的監督層,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三者應為平行機構,決策層為最高決策機構,執行層是最高執行機構,監督層是最高監督機構。但目前是執行機構代行決策職能,導致決策機構虛化,監督機構又置於執行機構的領導之下,導致監督職能也受到了弱化。

改革,對內是執政黨內部權力結構的改變,對外是執政黨職能的調整,執政黨只管好大政方針,管好軍隊就可以了,應該充分發揮人大、政協和政府的作用,真正行使相應權力,成為真正的權威。人大、政協和政府的主要領導大都是黨員,只要管住黨員,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了。

目前,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有幾點基本共識:一是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勢力能夠取代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二是改革非進行不可,不改等死,改還有活路,但亂改等於找死;三是改革必須分步驟進行,切忌民粹主義泛濫,不要讓所謂推倒重來的革命在這塊土地上再發生,等等。

(三)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裡呢?大家各說各話,莫衷一是。我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經講過:不用擔心中國學習美國的技術,因為美國可以更快地發明新的技術;最應該擔心的是中國學習的是美國獨立宣言、憲法等代表美國價值的東西,當中國開始拷貝這些東西時,才是中國真正強大的開始,那才會對美國構成實質威脅。他這麼說,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們的改革方向是不是就是西方或者美國推行的體制呢?我覺得我們可以學習他們的精神,不可照搬他們的體制。中國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社會發展有自己的邏輯和慣性。現在真要冒出三四個黨,西方勢力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別支持某一黨派,可能天下就會大亂,中國很可能又倒退到了一百年前,但現在中國亂不起、傷不起。

二三十年以後,中國能否搞兩黨制或多黨制,目前無法預料,也不能拒絕,但當下的十到二十年,中國不應該搞多黨制,不能分散和弱化現在執政黨的權威性。當然,這個黨是否改名,不叫「共產黨」,叫「共享黨」呢,可能從理論和實踐上,各方面更能接受。或者說,我們對「共產」的理解應該有新的認識,以前人們覺得「共產」就是「共同擁有財產」,我們現在更應該理解為「共同分享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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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中國大陸可以借鑑97年以前的香港,一黨長期執政的新加坡和蔣經國時代的台灣,這些地方有豐富的經驗可以汲取。
 
  四、關於經濟狀況的分析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得益於兩點:一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二是得益於法治建設,社會對產權的保護,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這兩個東西都是共產黨權威主義執行的結果。怎麼把中國社會儘快推動民主與法治的軌道,這是執政黨和社會精英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我不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中國經濟如果出了大問題,肯定是政治體制出了大問題,即出現了暴死的狀態。蘇聯體制暴死後,還可以休克療法,中國現有體制暴死,連休克療法的機會也沒有了,可能出現長期的分裂動盪,吃苦受難的最後還是廣大民眾。所以中國的經濟也是政治問題,某種意義上,政治問題也是經濟問題,十八大後,如果我們能夠把發展重心移到幾億農民身上,也許就會出現生機。例如真正把農民的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等民生問題作為根本問題對待,社會就會逐步走向公平,社會矛盾就會大大減少,內需市場就會大大拓展。朴正熙用10年時間改變了韓國農村問題,未來十年能否學習朴正熙,較徹底地把三農問題解決好?達到什麼的狀態呢?到台灣去看看,那裡就有點像我們追求的社會形態了,那裡不是均貧,而是均富,大多數人是中產階級,到那個時候,發展民主政治就有了基礎,你看他們成天吵吵鬧鬧的,但誰也不想造反,殺人放火,因為誰都是有產者,不熱衷於革命。
 
  對於經濟的研究,我認為既要有宏觀的國家經濟學研究,又要有中觀的行業經濟學研究,當然也要有企業經營管理的微觀經濟學研究。關於企業經濟管理研究,現在我們初步與國際接軌了,行業經濟研究還做的不夠,但已經剛剛起步,宏觀戰略的國家經濟學研究差距太大了。小平同志說2040年左右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現在看來已經提前30年實現了,那說明我們的戰略研究不是現在不夠,當年是小平同志也研究得不夠。50年後怎麼辦?體制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人口問題等等如何解決?必須要有「大智慧」、「大思路」,而且目前要實現「大突圍」,
 
  有一點值得大家,特別是中國的企業家注意。無論如何中國的市場都是一塊肥肉,它一定會不斷發達,因為我們還有幾億人的市場沒有啟動,中國的需求肯定會不斷擴大。歐美經濟在走下坡路,這個趨勢不管一些經濟學家怎麼說,都是不能改變的。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到境外,特別是到西方去尋找、去獲取一流的品牌、一流的研發能力和一流的市場。從我們的實踐來看,歐美在放棄一些技術、市場和品牌方面反而好辦,但中國現在的接納能力非常有限,一是我們的國企死守著經營得一塌糊塗的金融工具不放,二是我們的金融市場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務。
 
  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業,可以確定一個框架安排,幾大國有商業銀行(占了70%的銀行存量資產)進行安全性保守化經營,因為這些存量資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不能貿然冒險。拿出30%的商業銀行,來做資本創新性業務,保證五到十年內,利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從境外收購兼併中獲得突破性進展。要獲得品牌是需要很長時間的,我們國家沒有這樣的時間等著我們去發展品牌了,而獲得先進技術,光靠我們自己不夠,現在社會又如此浮躁,確實很難有很多「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科學家沉下心來,搞研究,人家做一個螺絲釘的實驗需要三五年,我們可能三天就搞完了,怎麼可能形成先進的技術數據呢。只有該引進的引進,能收購的收購,對中華民族來說,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會,這些觀點我與我的摯友唐萬新先生討論過多次,他的許多見解值得特別重視,他比我更懂經濟。
 
  五、關於國企改革
 
  這些年,人們都在說「國進民退」,實際上,既有「國進民退」,也有「國退民進」。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國企。一些不應該、不需要或者沒有充分發育的競爭領域,簡單地拿到市場上火拼,是絕對不行的。比如造幣公司只能是國家的,再比如公共交通公司也只能是國企,因為需要國家大量的補貼。問題是這些年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太大了,而且要害的資源全都控制了。國企與民企在幾乎所有政策待遇上都處於極不平等的狀態,不管是銀行貸款,還是資源開發等等。我不想太多地講藏富於民的道理,只是想說,國企一方面在國計民生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地方讓人無法接受,比如現在的國企領導人,大都是由掌握權力的官員或官員的家屬轉換而來的,導致這些企業與權力之間形成了特殊利益連接,搞成了人們痛恨的所謂「利益集團」。再比如,因為國企工資高,福利多,成為掌權階層的子弟嚮往之地,還可以做官,成為他們既升官又發財的好地方。當經濟上行的時候,這些問題都可以被掩蓋掉。但問題是,全球經濟走下坡路時,所有問題就集中爆發了,可能比別的國家的情況還嚴重一些。我們發現國有企業相當多領導,既沒有企業家的視野胸懷,也沒有企業家的素質,既不能打造民族品牌,也無法創新技術,又無法形成先進的管理。這怎麼得了!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不能造就一批一流的企業和企業家,怎麼與別人競爭呢。用廚師來當醫生,怎麼可能有先進的醫療技術?特殊利益集團在國內撈夠了,卻在國際上沒有辦法參與競爭,這樣的話,這些企業怎麼辦,中華民族怎麼辦?再從深層次理解,我們相當一部分國企是把計劃經濟壞的東西和市場經濟壞的東西「有效」地結合在一起,一部分國企領導利用和控制這麼一個結合平台謀取私利,這是對中華民族不負責任的。要知道,也許官員有清官、貪官,也有能官、庸官,不管什麼人都可以沾沾官氣,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做企業就不一樣了,一百個人里也未必能出一個企業家,我做了快三十年企業了,也沒覺得自己做企業家做得多好,而且能掙錢未必是優秀的企業家,這個道理,很多人都不懂啊。國企必須改革,應該還資源於民,還利益於民,只有民富才能國強。不能藏富於民,國家控制的財力無限擴大,這是說不清的一件事。政府掌握那麼多財產,又說不清楚,國際上對你不放心,也是有理由的。隋朝的時候,國富民窮,皇帝隨時可以調動大量資源,但政權沒有幾天就亡了。希特勒統治時期,德國的GDP不如美蘇,但通過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把資源集中起來,甚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世界性的災難。這樣深刻的教訓,我們必須吸取。
 
  六、關於富人怎麼做富人的問題
 
  小平同志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是希望先富帶動沒有富或後富的共同致富。但據統計中國有27%的億萬富翁完成了移民,另有47%正在考慮移民。我不反對移民。一方面,選擇居住地自由是天賦人權,這些同胞移民是有原因的。比如可以獲得心靈的自由和個性的發展。同時,還能夠有更優越的教育質量,更舒適的生活環境,更穩定的社會福利,更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等,中國社會正處在發展過程中,在這些方面還不健全、不完善,已開發國家確實比中國有優勢。另一方面,第三次移民潮的到來,也證明了中國社會在發展進步,人們的財富得到了積累,有了移民的條件,對於移民現象,能夠得到社會的基本認同,政府也允許人們更自由的選擇自己的居住地。有人說,這是在「用腳投票」,也有人說這是在「買保險」。我覺得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現在國內有很多「裸商」,孩子老婆在國外,自己一個人在國內繼續分享市場成果,這裡面有正義的富起來的,也有非正義富起來的,特別是非正義的富起來的人,走出去就出去了,過了幾代,洗乾淨再回來也是可以的,而且也應該會回來,畢竟根在這裡。但現在不能讓這樣的「裸商」繼續攫取多數人的血汗。要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這樣對得起小平同志,對得起生我們養我們的這塊土地,對得起父老鄉親。但我強調必須是自覺的承擔,是富人的資本精神的體現。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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