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權和保權自始至終是毛澤東在政治上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內在尺度，對外（即毛所謂的「敵我矛盾」）服從於對內（內部矛盾）。因為奪權的關鍵是取決於在「窩裡鬥」中取勝，所以誰跟他到一個「窩裡」、他就跟誰鬥。
（一）在國共結成「抗戰的內部」時，他就要假日滅蔣、讓日本多占地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他（毛澤東）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我的回憶》一二九六頁，明報月刊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張國燾寫的《我的回憶》。（網路圖片）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主動出擊日軍是幫了蔣介石。當時是共產黨、國民黨和日本人三國鼎立，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百團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一八六）
一九四一年初，發生了「皖南事變」。這可使毛澤東假日滅蔣、又假蔣滅項，表現了駕馭「兩類矛盾」得心應手的高度藝術。（項英，新四軍副軍長兼政治委員，是毛澤東視為異已）需要補充一筆的是，國軍為江北行動中陳毅（黃橋戰役）和劉少奇（曹甸戰役）的二次行動（經毛澤東批准的）所激怒；這是皖南事變發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弗拉基米洛夫作為共產國際的聯絡員被派駐延安。在他死後，其子整理出版了他的《延安日記》。他的日記里記載著對毛澤東較為真切的就近觀察。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寫道：「我看，中共領導人希望得到武器，並不是為了向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而是為了同國民黨鬧摩擦。這使東京的人感到多麼高興呀！」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其占領區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
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作是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作了如下的比較，認為他們「都為權欲迷住了心竅」，但兩人仍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一個是在重慶公開這樣干，但至少他還在抗拒外國侵略；而另一個卻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榮譽和苦難，欺騙了黨，毀了受到愛戴的黨的領導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共毛澤東搞分裂是日軍獲勝的主要原因。這並不是國軍的戰鬥力問題。這種分裂是中國不祥的現實。而且這種分裂顯然有利於日本軍國主義者。毛澤東分裂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無異於為日本侵略中國如虎添翼。
無論如何也要削弱蔣介石，這就是中共領導所採取的政策的實質。讓日軍占領中國的土地、燒毀中國城市去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領導感到沮喪，在他們看來，日本應該還能防守好幾年（無論如何，起碼是兩年）。
可以互為印證的是，毛澤東的談話與此如同出一轍：「（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澤東的一次講話，《學習資料（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二六零頁，清華大學，一九六七）。
再者，與此前後、遙相呼應的是，毛澤東曾屢次親口向日本政界領導人士說出不勝「感謝」涕零之至一類的話。
節選自《還原一九五七》敵歟？我歟？試析毛澤東實踐中的「兩類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