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在詩意與殘忍之間
一九九三年中國詩壇的最大事件莫過於顧城之死。每一個朦朧詩的愛好者都感到分外的震驚，誰也難以將一個寫下了大量優美詩篇的童話詩人與一個殘忍地用利斧噼死愛妻的殺人犯聯繫在一起。但事實不幸就是如此，令人們困惑不已。
在眾多的評論中間，我注意到評論者們的尷尬，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對的只是顧城的某一個側面，或者將詩人之死詩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對他的罪惡表示惋惜；或者義憤填膺地要「除他『詩』與『人』之名」，對輿論詩化顧城之死看作是社會良知的墮落。然而，這一事件的意義也許不在於褒貶顧城本身。蓋棺論定，關於詩人的是是非非，我相信每一個有起碼正義感和道德心的人都會達成基本的共識。對於我們來說，如何將顧城那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加以整合，找出其內在的邏輯關聯，並從中窺見人性的隱密，這才應該是人文關懷的真正所在。
一、抽象的詩人世界
關於顧城，王安憶有那麼一段在我看來是極為精當的評論，她說：「顧城的世界是抽筋剝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維。……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裡，是要絕望的。假如我們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會絕望。我們不會去死，因為我們對許多事情感興趣，我們是俗人。」[1]
大凡詩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這是他夢中的伊甸園，是他超越世俗、用詩的語言拼砌成的彼岸聖地。然而詩人不免要生活在此岸之中，他同時又是一個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他皆具有，就在兩個世界之間，詩人保持著靈與肉、價值與功利、審美與理性的微妙平衡。唯獨顧城，在他的人格之中只有一重世界，那就是自孩提起他大腦袋裡面所裝的自我迷戀的形而上世界。
顧城稱自己是「被幻想媽媽寵壞的任性的孩子」。他早熟，當別的孩子還是拖著鼻涕、懵然無知的年齡，他已經開始了用詩構築自己的童話王國。但他又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用舒婷的話說「是一個不肯長大的孩子」，只相信自己編織的童話。孩童的意識里自我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是同一個空間，世界應當如他所想像的那般單純美麗，或者說，我就是整個世界。顧城也相信自己的心靈與天地萬物的同一：「我們相信習慣的眼睛，我們視而不見，我們常常忘記要用心去觀看，去注視那些只有心靈才能看到的本體。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沒有，那個你，那個人類的你都在運行，都在和那些偉大的星宿一起燒灼著宇宙的暗夜。」他甚至堅信，詩人應該象上帝一樣，「具有造物的力量」。
拒絕長大的詩人所願意面對的是那個詩境中天地萬物與我同一的世界，他只有自我放逐，將自己與世俗世界隔離，不僅循世，連自己的身體都感到討厭，最好不食人間煙火，全身心地逃避於抽象的彼岸世界。可以這樣說，顧城的肉體對他來說已經不存在或不願存在，他只為他的精神而活著，為那些整日折磨著他的奇奇怪怪的念頭活著。
在朦朧詩人裡面，北島是憤世嫉俗的，舒婷充滿了生命的情趣，而顧城卻是反社會的，他懷疑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必要和可能，他懷疑語言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甚至拒絕對這個他無奈生存其間的世俗社會承擔一切義務和責任。象所有的烏托邦理想主義者一樣，他對現代化的大都市充滿了厭惡之情，認定一切按部就班的城市缺乏生命的活力，他相信「在我的詩中，城市將消失，最後出現的是一片牧場」。最後顧城果然遠離城市，遠離人群，在偏僻的小島上開墾自己的伊甸園，伴著晨露，伴著鳥語，也伴著烏托邦的幻想。
顧城那著名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箇中的「黑夜」大約指的還是世俗的昏暗，詩人慾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去擁抱一個「光明」的彼岸世界。如果僅僅到這裡為止，詩人的確意義非凡，在我們這個物慾過於泛濫、凡夫俗子主宰人類、世人普遍喪失超驗精神的地球上，顧城以自己童話般的夢想震憾了每一顆不甘沉淪於俗世的心靈，他那陶淵明式的現代田園生活也令每一個留戀大自然的都市中人羨慕不已。
二、烏托邦王國的邏輯
不過，詩人的童話世界實在是太純潔了，純潔到令人懷疑的程度，它除了在人類的精神追求中存在之外，難道真的還可以付諸實踐？倘若如此，又是怎樣一種景觀，又如何維持其生活的秩序？
顧城既已決然將自己放逐於人類社會之外，他只有到一個遠離人群的地方才能建立自己的烏托邦獨立王國。南太平洋的激流島成了詩人的真正家園，他的實現夢幻的新大陸。就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顧城與他的兩個妻子開始了一種創世紀的隱居生活。
在這個封閉的世界裡，詩人是全能的主宰，他就是造物主，他就是法律，他就是道德；或者說，詩人已經超越了人類社會現有的法則，他不再受世俗的種種道德的和律令的束縛。他可以超越常規擁有兩個妻子，可以蔑視人間社會的一切權威－－如果有權威的話，他也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加以反抗，就象當警方認定他養雞未曾登記，屬於非法，他會在一夜之間將那上百隻下蛋母雞統統殺光一樣。
當自己的伊甸園成為一片屠宰場時，我們不知道詩人的心裡有何作想。也許這血淋淋的報復正是烏托邦王國的鐵的邏輯。為了捍衛理想的純潔性和堅定性，哪怕犧牲再多的生靈也在所不惜，生命算得了什麼東西，比較起詩意的終極性價值，簡直微不足道。在顧城的理念中，他已經等同於整個世界，他的意志具有絕對的意義，世界的一切必須為他而存在，為他所創造、所追求的理想而存在。
不過，要維持想像中的世界純潔性，除了用暴力之外，還能指望什麼更可靠的工具呢？有人認為顧城有「斧子情結」，的確，木匠出身的詩人最大的癖好的是將家裡的利斧磨得光光的，最樂此不疲的是替朋友們磨快鈍刀。最令人驚奇的是顧城送給謝燁的定婚禮物是一把匕首，這既暗示了兩人關係的某種性質和謝的宿命式悲劇，也頗能說明詩人的理想王國除了教主本身的魅力之外，還要靠什麼得以維繫。
事實上，任何烏托邦只有當其以純精神的形態存在時，才是美好又富於詩意的。一旦它的發明者突然異想天開地要將之付諸實踐，多半要伴之以血腥的暴力。道理很簡單，在那個烏托邦王國里，只能有一種意志，這就是教主的意志，其餘所有的生命只有為其奉獻時才能顯示出存在的價值。而教主的邏輯用韋伯的說法是只有信念倫理，而決無責任倫理；他只對自己堅定不移的信念負責，至於別的什麼不過是奔向那個宏偉目標途中可以隨便踐踏的小草而已。
要維持這樣的烏托邦王國，自我封閉、離群索居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前提。顧城出走異國它鄉如今看來並非偶然，他只有擺脫一直糾纏他的熟悉母語、遠離象他一樣的黃皮膚、黑頭髮的同胞才得以確立自我的中心。在那個語言不通的海島上，拒絕說英語的詩人以他神秘的微笑與世俗隔開了一道不透明的鐵幕。憑藉這道鐵幕，給外界不明真相的人們以一種詩意般的想像空間。
不僅教主有必要保持與世隔絕，而且他的臣民們也應如此這般行事。我們看到，顧城與謝燁的最初裂痕就是由此發端。對此小說《英兒》有清楚的交代：「顧城的理想是要摒棄一切社會生活，甚至更進一步，要把桃花源化為太虛幻境。而他的妻子則在現實的絕壁面前，感到應當還是過一種比較正常的生活。她不顧丈夫的反對，開始與人交往，……顧城卻感到他正在滑向社會的途中，他把理想寄托在一直與他通信的英兒身上。」[2]
英兒來了。詩人王國的危機因為出現了浪漫的妻妾和睦局面而暫告緩和。但是顧城所懼怕的依然是英兒與外界的交往。尤其是那個充滿了世俗情慾的洋「老頭」，更令詩人感到一種棋逢對手般的威脅。最後，英兒果然背叛了顧城，隨「老頭」私奔而去。
書中的顧城決定自絕。這的確是對詩人的毀滅性一擊。這不是簡單的情場失意，而是烏托邦王國在世俗社會面前恥辱的「滑鐵盧」。詩人的魅力竟然抵不上一個俗不可耐的洋「老頭」，這一「信念危機」摧毀了顧城的所有自信，他的全部賴以生存的根基。既然精神已經遭受重創，那麼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至於現實中的顧城還能活下去，肯定與謝燁的支撐有關。謝成了他存在理由的唯一依據。詩人需要隱居般的生活，但他不可以沒有信徒，如果謝也背叛了他，那麼就象當初詩人殺雞一樣，必須玉石俱焚，用鮮血和生命來縫合烏托邦王國的破裂，奠祭詩人的純潔信念。
於是，悲劇按照它自身的邏輯走向了終幕。為生活所迫，謝燁與顧城準備假離婚，恰在這時，謝的追求者「大魚」來到了海島。在神經錯亂的顧城腦海中，出現了最後一個叛徒的影像，搖搖欲墜的詩人王國轟然倒塌。為捍衛烏托邦理想的純潔和尊嚴，為維繫「太虛仙境」的絕對秩序，詩人毫不猶豫地舉起了利斧。
三、最後的理想主義者
在這幕悲劇中，最令人灑一掬同情之淚的不是顧城，而是那個善良溫柔的謝燁。然而，她在裡面究竟扮演的是一個什麼角色呢，僅僅是受害者麼？
從留下的遺作來看，謝燁也是一個童心未泯的才女，她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她與顧城一樣，心裡充溢著各種各樣美麗的幻想。她是詩人的崇拜者，她沒法擺脫詩意世界「奇里斯瑪」（charisma）魅力的誘惑。
在生前，顧謝被世人視為一對詩壇的金童玉女。但她與他之間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情人或伴侶的關係，顯然，兩人在精神和權力上是及其不平等的，他是她的精神主宰和教主，而她不過是他的追隨者和仰慕者。
謝燁留給我的更多的是女聖徒的形象。當她的教主走火入魔時，她也跟著赴湯蹈火。沒有她的理解和幫助，很難設想缺乏起碼生活能力的詩人能夠實踐那些匪夷所思的幻想。《英兒》中透出的奇妙的三人世界，按常理而言謝的處境是最尷尬的，但謝卻是「太虛幻境」的積極策劃者和實行人。為了詩人，她幾乎奉獻出了一切，先是為妻的尊嚴，再是作為母親的權利，最後是一己之自然生命。
不過，謝燁又並非單純愚昧之輩。比較起不食人間煙火、終日沉浸在形而上意境的顧城，她仍然充滿著世俗的理性。詩人完整地生活在彼岸世界裡，而謝燁卻是分裂的，她的一半追隨顧城而去，另一半依然羈留在此岸世界。一個分裂的人格多半是痛苦的，謝燁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將它統一起來，「用正常的方法，過異常的日子」。但正因為她的塵根未盡，引起了詩人的不滿，構成了兩人的尖銳衝突。
以謝燁的聰明未必看不明白詩人烏托邦之夢的虛妄。她在給母親最後一封家書中說：「恨死了顧城的偉大……假如為了小木耳，任何事業對我都是可笑的。」2她還對王安憶講過：「在現代社會裡要過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王不解地問她：「那麼你是為了愛情？」謝低沉地回答：「這是命運」。3
千萬不要把謝燁的思想層面低估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現代祥林嫂。如果說最初的她對顧城還報有少女般的浪漫寄情的話，那麼我相信隨著日子的推移她比誰都看透詩人的所有弱點和負面。如果說她象英兒一般信奉實用主義的話，也許早就棄城而去。但她偏偏是一個執拗的理想主義者，她的人生是為美麗的烏托邦而生存的，在她的生命之中，她不能沒有理想，否則活著就失去了意義。象她這般年齡的人，從懂事的時侯起所受的就是理想主義教育，但恰恰生於末世運偏消，沒有趕上那個理想主義的時代。但她依然想在一個世俗的時代里重溫詩意的舊夢。命運的安排讓她遇上了顧城，他成了她夢想的人格承擔者。儘管她可以看透承擔者的虛妄，甚至也悟出理想原本的虛妄，但她卻沒法改變自己作為理想主義者的人生。正象吳宓當年清楚地知道「道德理想功業，無非幻象」，但仍然要「利用此幻象」維繫信仰一樣，謝燁也必須忠實於自己的理想，為理想殉身。這，就是謝燁自稱的「命運」。愛情可以破滅，但命運卻是永恆的，一旦將痛苦歸結為命運，也就一切坦然了。
於是她與顧城一起在小島上編織了那團理想主義的神話，她是遠非自願的，卻是十分自覺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最後她成為神話的犧牲品，未嘗不是自覺選擇的結果。
王曉玉在《我為謝燁一哭》中寫道：「從她遭到那要命的一斧頭，到還剩一口氣被人發現，再到一個半小時後不治身亡，她大不幸地苟延殘喘了許久。死，已非她所願；苟延殘喘，更使她非但不得不細細領受肉體上的折磨，而且要加倍地品味那因為臨死前的大徹大悟而不能不正視的事實所帶給她的的心靈上的痛苦」。[3]謝燁已離世人遠去，我們已無法猜度死者彌留時的心思。也許如王曉玉所說的夢醒之後晚到的徹悟，也許她依然在夢中，為終於殉了那份理想而自慰。暫且撇開價值評價，從人道角度出發，我寧願是後者，這樣也可以多少減輕死者臨終前的痛楚。
這是中國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儘管是以那樣一種極端的形式演給我們看。在今天這樣一個物慾橫行、精神失落的時代里，它的意味是異常複雜的。我們需要精神的烏托邦，以顯示人類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恆價值。但我們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將這種精神的烏托邦直接還原為現實，以詩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詩意與殘忍，僅僅只有一步之遙，類似的烏托邦悲劇我們已經看到得太多太多：法國的大革命、中國的「文革」、美國的「人民聖殿教」……這次不過是在一個孤獨的小島上、一個孤獨的詩人那裡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劇的語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質卻總那麼似曾相識。
詩的魅力是永恆的，但萬萬離不得這個遠不美好的俗世。
[1]轉引自陳子善編：《詩人顧城之死》，2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顧城，雷米：《英兒》，1頁，華藝出版社，1993。
2吳斐：《顧城的愛與死》，《詩人顧城之死》，24頁。
3吳斐：《顧城的愛與死》，《詩人顧城之死》，26頁。
[3]《詩人顧城之死》，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