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中共而言，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大的「政改成果」是「將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按中共的政治邏輯，黨即國家，所謂「國家安全」就是「紅色政權的安全」，另一個所謂「改革小組」今後籌謀的任何改革，也都將以紅色政權的安全為出發點。
習近平效法安德羅波夫
有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政改計劃」，其實早由香港中共黨媒《大公報》於今年5月22日發布「習近平擬建國家安全委員會」為題的消息。該文引述內部人士信息，稱習近平今年試圖推出的政改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把對外的國家安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結合在一起。原有的公安、武警、司法、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三部、總政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外宣辦等部門全部組合在一起，組成國家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將成為繼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之後中國第5大國家機構，總管軍隊、公安、外交、情報領域事務。
這項「政改」無異於宣告：中國將與前蘇聯一樣，對內——用秘密警察機構來控制社會，包括控制文官系統與軍隊系統，以「維穩」為名的紅色恐怖將籠罩一切社會領域;對外——中國的特務機構將以更為積極的姿態進入國際社會，目標是成為與美國CIA、俄羅斯FSB(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局，KGB是其前身)、英國 MI6並肩的情報機構。
這個機構的成立，從制度上奠定了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強勢地位。從此之後，習近平將集黨(總書記)、軍(中央軍委主席)、警特(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大權於一身。除了毛澤東，中共數任黨主席與總書記當中，沒有一人如習近平這樣集各種大權於一身。江澤民於1997年訪美時，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很感興趣，回國後曾計劃組建同類機構。但當時黨內有人擔心，如果總書記任中央軍委主席再掌管國家安全委員會，個人權力過大，不利於集體領導，此方案最終不了了之。
如今習近平終於辦成了江澤民當年想辦卻未能辦成之事，印證了我在今年2月那篇《安德羅波夫時代的中國啟示》中的分析。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來，在其長達15年的領導下，克格勃茁壯成長，由懲罰機關變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情報機關，成了蘇聯的形象代言人。我還預測，儘管習近平與安德羅波夫接管政權時面臨的局勢很不相同，但「習氏新政」卻與安德羅波夫的「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勢。文中特別提到習近平將效法安德羅波夫，建立警察治國模式，有興趣的人可以閱讀這篇舊文。
我之所以認為習近平將效法安德羅波夫，原因是習近平在他備位儲君、主掌2008京奧安全事務時就表現出對特務政治的強烈偏好。也就是在那段時期，為因應「奧運安保」需要，中共公安部編織了「對動態社會實施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的「六張網」，即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習與周永康、孟建柱共同編網的經歷，對一位獨裁者的養成來說非常重要。一方面，習通過籌備京奧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中共的紅色江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另一方面，這段經歷不僅使他得窺中國特務政治的堂奧，還樹立了他對特務政治的政治信心。
秘密警察將使國家成為無形大監獄
應該說，習近平接管中國一年多，師法安德羅波夫改革很有成效。在鎮壓內部異議人士方面，習近平與安氏一樣，以鐵腕對付「持不同政見者」，信奉「擒賊先擒王」，將在胡錦濤時期倖存下來的一些大牌異議人士抓捕判刑。一些與政治相關性不強的網絡大V也遭到羞辱式的強力打壓，目的是讓其他大V言論自律。安氏當年採取的收買、驅逐，將異議人士當精神病診治等方式，無一不被今天的中共政府採用。就在我寫這篇文章之時，新浪處理了十萬違反「七條底線」的微博帳戶。
不過，中共行政系統的官員們對這一KGB制度且慢叫好，因為它將對文官的安全形成很大威脅。安氏的「警察革命」是把從腐敗的官僚手中奪回的權力交到擅長陰謀詭計的秘密警察手裡。以往關押政治犯與「階級敵人」的監獄，被大大小小的腐敗官員所填塞。安氏反腐的戰績如下：自1982年11月至1983年12月底，僅蘇共黨中央、政府部長以及州黨委第一書記以上的高級幹部，因貪污受賄瀆職而被撤換者高達90餘人，其中有權傾一時的內務部部長謝洛科夫，還有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150個州級領導人中，有47名被撤職。前任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工業技術出口局局長斯米利亞科夫，以及專門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權貴提供特供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場美食部經理索科洛夫則被安德羅波夫槍斃。蘇共的政治系統迅速被KGB人員盤踞，安德羅波夫時期，蘇共13名政治局委員中有3名是克格勃將軍，比例甚至超過史達林重用貝利亞的恐怖時期。
因為安氏反腐而將其看成「明君英主」的底層百姓，雖然為其送上了熱情的歡呼，但他們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好日子也結束了。蘇聯工人勞動紀律松馳、上班期間好酗酒，安德羅波夫為了終結「伏特加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社會弊端，開始整頓勞動紀律。他採取的當然是熟稔的KGB辦法，如增加警察巡邏隊的規模以及民眾糾察小組的數量，開始「拉網式」的檢查運動，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園裡，在普通的澡堂、美容廳、高級理髮廳、排隊買熱門商品的隊伍里，在郊區火車上和電影院裡，進行廣泛搜捕和檢查證件。沒帶證件的公民常被帶到附近警察分局去查明身份，如系在職人員，則將因上班時閒逛而受到處分。
我在《安德羅波夫時代的中國啟示》中還談到，安德羅波夫的秘密警察統治有如一座無形的高牆壓在蘇聯人民的心靈上，遠比那座安鐵絲網、設崗哨的柏林圍牆更加沉重。列寧曾說過，沙俄帝國是各族人民的大監獄。但安德羅波夫時代，蘇聯這座監獄更名符其實：人們對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嚴、生的權利全被這堵高牆的陰影所籠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比較幸運的是，安德羅波夫的統治只持續了不到兩年，他的因病辭世總算結束了這場政治恐慌。到80年代後期，戈巴契夫倡導以公開性為特徵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這座高牆撞開了一個缺口。戈巴契夫正是看到了安氏改革的局限性及警察統治的嚴重後果，才倡導了比較徹底的政治改革，為蘇聯帶來新生契機。
經過了一年多各種籌謀運作，習近平確實鞏固了他在中共黨內的政治地位。十八屆三中全會證明了習近平的地位權勢已超過中共歷任黨魁，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獨裁者，但是這並不證明他有能力將這個國家引領至光明坦途。從內部情況來說，他的運氣遠比江胡要差，捕手的政權嚴重腐敗，官員唯利是圖、放棄了一切政治原則;整個國家資源耗盡、污染嚴重、貧富差距過大、社會怨恨蔓延;從外部情況來說，習近平則比較幸運，世界各國雖然認清中國是個暴政國家，但或是出於利益驅動，以安撫綏靖為主;或是出於害怕而順從，因此出現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被中國、俄羅斯、古巴、越南、沙特阿拉伯與阿爾及利亞等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所把持的局面。但這種無外部壓力的情況，只會使習近平更加沒有危機感，在專制道路上越走越遠，加大中國社會內部緊張，危機的燃點無處不在。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17期2013年11月1日—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