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不少地方維漢兩族人之間有明顯的隔閡
自2009年「七五事件」之後，由維吾爾族發動的所謂「恐怖暴力」事件頻傳，對象從警察機關、天安門等象徵國家權力的「點」，擴大到一般民眾的「面」，範圍則從新疆本地擴散到北京、甚至大家意料之外的昆明。
中共把事件定性為「恐怖攻擊」，元兇指向疆獨組織，背後不排除有國外勢力介入。假如這是事實，孕育疆獨的土壤是什麼?為什麼疆獨勢力會在改革開放30年，西部大開發如火如荼之際甚囂塵上?
無形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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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過新疆的人多少能感受到一種特殊的社會氛圍：維族與漢族之間似乎有一道無形的牆，人們在自己的世界裡各自過活，彼此間形同陌路，絕少交談，仿佛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離婚夫妻。
在漢維人口比例接近的烏魯木齊，乍看之下跟大陸城市一樣高樓林立、塞車嚴重，但如果轉到維族聚居的山西巷、二道橋一帶，就像突然進入另一個時空，滿街維文廣告牌，無所是事的維族青年到處都是，漢人幾乎不會走進這裡，維族餐廳的菜單上沒有漢文，服務員也一句漢語都不會，擁擠破敗的市容，似乎和高歌前進中的城市毫不相干。外地人要造訪這裡，一般會被當地漢人善意勸阻：「小心你的包」「那裡都是維族人，最好別去。」
到了以維族為主要人口的南疆，無形的牆更是高聳。喀什、庫車、莎車這些城市規模大小不等，但維族人口都在90%以上，一個外人難以理解的現象是，這些城市都有老城區與新城區，區隔新與老的不是時間，也不是鐵絲樊籠，而是民族人文。
新城與老城的界限同時也是漢維、人均收入高低、開放還是保守的界限。新城區的市面與一般大陸縣城差距不大，現代化商場林立，街上不乏打扮時髦的漢人;老城區則幾乎沒有漢人，甚至也難得看到穿牛仔褲、露出臂膀的人，步調緩慢，驢車當道，同時還有塵土飛揚的巷道、乞丐和清真寺。
區隔新城與老城的不是鐵絲樊籠，而是民族人文。
維漢之間的民族壁壘其來有自，清朝乾隆皇帝在新疆採取「分城而治」的隔離政策，他在維族聚居的城市大興土木建造新城——也就是漢城，專供漢人居住，原來的老城則為回城，漢人不准進入，兩邊百姓非經申請不准往來，必要的貿易則在兩城中間擇地擇時進行。漢回各過各的政策，在嚴刑峻罰下被嚴格執行了百多年，漢族人與回族人中間的那堵牆就這樣落實了。
有形到無形
幾百年過去，真正的牆再難尋覓，卻逐漸從有形到無形，從外在變內在。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強烈感受到無形的牆的存在，說明中共治疆半世紀，並沒有使漢維之間更加認識對方。現實是：社會優勢讓漢人不需要學習維語，更無意了解他們的文化，致使一般漢人對維族停留於能歌善舞的想像。
現代維吾爾族大約是九世紀北方的突厥人南下與當地白種人混居融合而來，在血緣、語言、氣候與文化風俗上，與中亞比較接近，一直到今天，陌生的維吾爾人與土耳其人相遇，彼此溝通還能互相聽懂50%以上，共同的伊斯蘭信仰更讓他們在心理上互相親近。
相反，他們與同處一地的漢人卻形同陌路，信仰與風俗在主流社會中長期受到的壓抑，更加深彼此的鴻溝。在這個背景下，當大陸瘋狂的市場經濟與城鎮化發展列車開進維族生活的腹地時，終於把維族推向深淵。
市場經濟鼓吹「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新價值，但是，離開土地的維族青年與漢人大不相同，語言與教育程度劣勢，讓他們難以在城市--即使是自己的城市--與漢人公平競爭。
舉個例子，觀光客到烏魯木齊必逛的國際大巴札，這是個主打維族風情的商業街，但是，商業街的老闆是漢人，大部分攤商也是，只有少部分是漢語流利的維族，因為租金價格不菲，消費者也都是漢人;在庫車、阿克蘇等城市，維族聚集區也開始開發拆建。問題是，高昂的房價不足以讓拿到補貼的維族人在原地安居，迫使他們從城裡轉移到城市邊緣自己搭建房子，結果，維族人就這樣在自己的城市裡被邊緣化了。
本來，維族對大陸改革開放的反應就慢了好幾拍，所以他們在北、上、廣這些大城市長期扮演邊緣腳色，倒也無人置喙，一旦同樣的劣勢發生在漢人僅占極少數的家鄉，也就是說，當維族人連在自己的城市裡都處於邊緣角色時，他們感受到的，就不僅僅是社會競爭的弱勢，而是民族存亡的危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