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1965年創刊號
關於餓死幾千萬人的三年人禍，近年來海外討論得不少，集中在人禍的起因和後果，但有關知識分子在人禍中的表現似乎還沒有引起注意。這也很自然，因為經過1957年的反右，知識圈中基本是鴉雀無聲，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異議主要來自黨內，但也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被「引蛇出洞」了。
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人禍的異議(這裡指的是公開發表的，不包括那些私人的或地下的組織和議論)在人禍之後當然只能以拐彎抹角旁敲側擊的方式出現。1961年開始發表的「燕山夜話」已經被認為是對人禍的一個溫和委婉的異議。但與此同時問世的《知識叢書》，則還沒有應得的注意。
《知識叢書》的出版是當時任文化部專管出版的副部長胡愈之提出的。胡是老資格的「民主人士」，和共產黨一直關係密切，周恩來抗戰結束後曾把他派到新加坡和馬來亞去，打入那裡的南洋日報擔任主筆。1949年他擔任中共國務院出版總署署長，對在文化出版界建立黨天下想來只會有功不會有過。但隨著「人民共和國」的「成長壯大」，胡心中究竟是怎樣想的呢?
根據和胡愈之關係密切的出版界人士陳原的回憶，胡愈之在60年代上半期做了兩件事，一是組織《知識叢書》的出版，二是籌劃《東方紅》的出版。這兩件事都和人禍的後果直接相關。
《知識叢書》的策劃是和《燕山夜話》的問世同步的，都在1961年。當時由胡牽頭，在四川飯店聚餐，召集了齊燕銘(中宣部副部長)、包之靜(中宣部出版處處長)、王益(文化部出版局)、王子野(人民出版社)、陳翰伯(商務印書館)、金燦然(中華書局)等一批人。聚會中胡提出前幾年幹部「熱情高，幹勁足，就是缺少必要的知識」，所以他想出版一套提高幹部知識水平的讀物。具體做法是類似百科全書，但每個選題做得大一些，知識程度定在中級，出單行本，每年五、六百種，幾年後加起來就很可觀了。
大概是心有靈犀一點通，胡愈之的想法立刻得到多數人的贊同。接下來胡又提出一「右」一「左」兩個想法，但都被否定了。「右」的想法是先出一批「解答當前社會公眾最關心的問題的讀物，例如，『市場為什麼緊張?』『副食品為什麼缺少』」等等，為叢書打響頭一炮。(那些對毛澤東時代沒有切身體會的人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副食品」。當時糧食叫「主食」，肉魚蛋蔬菜等叫「副食」，雖然都按人頭定量配給，但以先力求保障「主食」有起碼供應為要務。)這個想法雖然引起共鳴，但沒有人認為這樣的書能出得了，原因不用明說，人人心中有數，所以被否定了。「左」的想法是叢書中也包括一套馬列主義基本知識的讀物。胡愈之大概是想以後一個「左」掩護前一個「右」吧?但這個想法一出來就被否定了。從中宣部來的包之靜說這很必要，但出了一點錯就是大問題，「對幹部的影響是很大很大的」。
這次聚會中形成的意見很快就由齊燕銘和胡愈之上報給中宣部，當月中宣部的正副部長們就和兩位倡議人一起開會討論，有部長陸定一和副部長周揚、林默涵、姚溱(管對外宣傳)和張子意(管幹部宣傳)。陸定一的口氣很大，也很開明，說要向1949年以前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學習，把事情做大，包羅中外各種知識。姚溱則提出一套有關世界各國基本知識的讀物，對外事工作幹部有用。周揚則說觀點要「力求正確」而不是「必須正確」，否則什麼也寫不出來。
很快，1961年8月3日，《知識叢書》編委會就在人民大會堂成立，有六個出版社參與，總編輯是胡愈之。接下來就是具體選題和尋找作者。到1962年夏秋就出了三十幾種，每本書的扉頁上都印了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在當時應該是很大膽的了，因為馬恩列斯尤其是毛都不乏可以印在這裡的語錄。
但就在此時，從北戴河畔傳來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雖然偉大領袖很可能都不一定知道《知識叢書》這回事，但參與其事的人都聞此言而心虛甚至心寒：「知識就是力量」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都是全稱命題，兩者互不相容，重視知識就意味著忽視階級鬥爭。何況自己為什麼如此熱衷於這套書，這些人都是心照不宣的罷。
以幹部為對象的《知識叢書》無疾而終後，胡愈之又轉向了以農民為對象的另一套知識叢書，目的是一貫的，都是要給被烏托邦和革命狂熱顛覆的理性和常識找到一塊生存之地。這一點，無論胡愈之自己是否意識到(他當時很可能對毛還是尊崇的)，他那兩套書的知識取向都明擺在那裡。
這套為農民策劃的「知識叢書」其實就是農村生活的百科全書，舊時叫皇曆，年書，也像月份牌。按照胡的設想，每年出一本，在當作曆書使用的同時，農民可以從中得到方方面面的知識，例如家庭衛生和醫療常識、沼氣利用、編織毛線等等，也可以刊登廣告，胡愈之甚至在私下對陳原說，這部書的編輯部將來還可以發展成為農民解決問題的服務部，小到購買難以尋找的商品，大到鬧離婚甚至告發貪污和欺壓群眾等等違法亂紀的事，編輯部可以接受投訴。
這樣一部書，胡愈之給它取名為《東方紅》。無論今天聽上去多麼滑稽甚至充滿諷刺意味，胡愈之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他公開場合對人說這是因為毛主席在農民中受到愛戴，威望高。但實際上，很可能是因為他接受了《知識叢書》的教訓，覺得用了《東方紅》，打上偉大領袖的招牌，至少這部書的出版和發行要安全得多。
胡愈之是對的，《東方紅》不但由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而且沒有夭折，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都照常出版，只不過沒有廣告，更不可能起到胡愈之所設想的類似今天的「接訪站」那樣的功能。雖然這部書的實用性在維持它的生存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沒有《東方紅》這面大旗，會不會被以「不突出政治」和「四舊」的罪名受到批判和廢止呢?恐怕也很難說。在一個絕大多數印刷品都被政治和意識形態所壟斷的年代，翻開這部書確實讓人感到在中國還存在著吃穿住行飲食男女，天還在下雨下雪，農民還在插秧施肥。在這個意義上，胡愈之在中國歷史上最沒有文化和理性的年代為在中國農村保存和傳播了一點生活常識作出了貢獻，也就是為在社會最底層抵抗和消解極權主義對思想和生活的完整控制做了努力。這一點，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識到，都是客觀存在的。
但是，作為農村日常生活百科全書的《東方紅》無論多麼非政治化，它的積極意義也無法和《知識叢書》相比。在前者的倖存和後者的無疾而終之間，或許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時代的狹小空間。
200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