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文革前的種種針對官僚集團的鬥爭都是通過官僚集團實行，都是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他發現，過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為自己動手術那樣，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他自己直接成為底層群眾的代表，甩開官僚集團，直接發動群眾、指揮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火燒」官僚，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1〕
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實現「天下大亂」，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讓無政府狀態長期存在，要恢復秩序實現「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衝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
文革初期毛揮動他的左手，鼓勵造反派衝擊官僚，讓造反派將官僚們「燒一下，但不要燒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銳的條件下，哪能「燒而不焦」?〔2〕文革後期毛澤東揮動他的右手，讓官僚們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們「不要整他們」〔3〕，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經結下深仇大恨的情況下，重新掌權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這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被毛當作「砸亂舊的國家機器」的工具、用來敲打官僚集團的石頭——造反派，最終被這架不可停止轉動的官僚機器壓得粉碎。
歷史上的大劫難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對文革的補償因素就在文革遺產之中。然而，由於官方利用政治權力規避毛澤東和極權制度對文革的責任，官僚體制沒有改變，歷史的大補償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團，廣大群眾繼續吞咽專制制度的苦果。
無論從意識形態層面、道路層面和制度層面來分析，文革必然失敗。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山河一片紅」時，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經失敗，因為革命委員會完全是舊制度的復歸，沒有一點制度創新;毛澤東發動文革最重要的夥伴林彪出逃以後，進一步表明文革失敗，毛澤東因此健康大為惡化;鄧小平出山後搞「全面整頓」，加速了文革的失敗;1976年的「四五運動」，表明文革已經喪失民心，文革失敗已成定局。
文革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革領導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毀的舊制度，在文革後期已完全恢復。
中國人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千3百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這兩組數據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準確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搞清。雖然數字不能確切，但可以確切地說，文革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大劫難。還有文化上的劫難。
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4〕文革這場大劫難也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而補償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遺產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遺產呢?
第一，摧毀了官方長期塑造的共產黨和官員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種對黨組織的盲目信任、對官員的盲目尊敬已不復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別是1957年以來，共產黨不可批評的神話。對共產黨奴隸式的服從已被懷疑和批評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機」來概括這種現象，而這種對政治權力的不信任恰恰是從臣民社會走向公民社會的必要條件。
第二，摧毀了長期灌輸的意識形態。文革依賴意識形態而發起、而運行，文革的失敗使意識形態大廈崩潰，中國人從此擺脫了幾十年的精神桎梏，從荒唐的意識形態神話中覺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傳的五階段的歷史發展規律，多數人不相信共產主義。官方認為這是「信仰危機」。這種對精神枷鎖的「信仰危機」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條件。
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機」和「信仰危機」，使得群眾思想空前活躍，普通百姓的獨立意識開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年的西單牆，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後的思想解放。這種思想解放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也是以後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條件。
第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殘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惡昭彰。它不僅傷害普通百姓，也傷害到整個官僚集團特別是鄧小平這類高層。丟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屠刀，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第四，「無法無天」的「群眾專政」不僅傷害了普通百姓，也傷害到高層官僚。官僚們復職以後重視法律建設。雖然官僚們構建的法制與真正的法治社會相距甚遠，但畢竟邁開了走向法治社會的一步。
輝煌一時的意識形態的大廈已經是一片廢墟，強大無比專政機器已經鏽跡斑斑，鐵桶般的極權制度已經百孔千瘡。多數民眾已經覺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負的官員準備行動，改革開放的列車轟隆而來。從此中國進入了加速現代化的重要時代。這就是歷史對文革這場災難的補償!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後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著文革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
文革責任的追究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幹部隊伍。鄧小平強調，「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5〕「跟隨林彪、江青一夥」實際就是跟隨毛澤東。如果鄧小平提出的這個用人標準是正確和必要的的話，他們卻採取了雙重標準。文革後清查「三種人」時，對「恐怖的紅八月」中骨幹人物卻大加保護，在改革開放以後大都走上了領導崗位，因為他們是官僚的後代。而對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個文件〔6〕，要求對文化革命的頭頭「記錄在案」，還要求今後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必須看這些檔案。為了落實這個文件，各單位對文革期間在校的大學生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對一些人限制使用，從而壓制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改革開放的主導權決定改什麼，不改什麼。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對造成文革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卻全盤繼承。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制：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成為新的權貴。
官僚集團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錯位：勞動者、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較少的權貴集團卻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條件下，權貴們都搶占一切有利的先機：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的子弟參軍;普通百姓子弟務工務農的時候，他們的子弟被「推薦」上大學。第一波出國鍍金的是他們，利用父兄的權力地位下海經商成為億萬富翁的也是他們。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復職以後，沒有記住產生文革的教訓，卻牢記了對造反派的仇恨。他們不怕當「還鄉團」〔7〕，除了對造反派進行無休止的報復以外，搞起特權和腐敗來超過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開放以後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著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文革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後有大老闆，權力和金錢可以互相交換;文革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權力可以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哈耶克說：「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8〕在當今中國，恰恰是得勢的人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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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權」，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內，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官僚們志得意滿，為所欲為。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進程，有選擇地引入市場機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體制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力市場經濟」〔9〕，即權力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大大小小的權力中心像一個一個吸引力極強的黑洞，把社會財富吸引到與權力有親密關係的社會集團之中。權力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平，有權的人和沒有權的人之間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和諧。
官方文革史維護原來的意識形態，維護專制制度，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這就難免違背文革的歷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時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響，站在人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還原歷史本來面目。
對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僅僅是讓後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敗的原因和尋求擺脫社會危機的出路。這是因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續。但是，對文革的研究卻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個決議的限制。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文革的敘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藍本。這個決議根據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歷史。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以折衷和妥協的態度來寫文革，當然不可能忠於事實、窮究事理。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10〕把毛澤東1956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思想理論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去，是為了保全「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挽救「信仰危機」。顯然，只有保全了毛澤東思想，才保全了專制制度的靈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這種實用主義的切割是不能脬眾的。
官修文革史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1〕。這一論斷又把「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切割出去。這種切割是為了把文革的責任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而保全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如果真有這兩個集團的話，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他們是在黨內興起、黨內消亡的，很難把他們從中國共產黨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澤東思想，又保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保全了整個官僚集團，保全了官僚集團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和他們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響的寫文革的書中，劉少奇像馴服的綿羊，任憑毛澤東擺布，最後被毛送上絕路。事實上，作為革命家出身的、歷經戰爭和多年黨內鬥爭考驗的劉少奇和以他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從文革一開始對毛就有抵制，劉少奇還沒有下台時有「二月提綱」對姚文元文章的對抗;五一六通知出來後，又派工作組對抗。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對文革派的對抗，有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人對文革的對抗。其間，還有軍事官僚集團更為強硬的抵抗。這一系列的對抗主要不是正義和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在對抗中，以老百姓的犧牲為代價。把劉少奇寫成馴服的綿羊，是為了使官僚集團不承擔文革的責任，掩蓋了軍政官僚們在文革中摧殘群眾的惡行。美化周恩來、掩蓋周恩來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的事實，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說文革惡果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造成的。這是為毛澤東開脫，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其實，1973年8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幫」。〔12〕此時，老幹部大多復職了。如果說有個「林彪集團」，這個集團也是在1969年4月以後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這前後即使有林彪、江青兩部分人，那他們也是支持毛澤東進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江青和林彪被毛澤東利用，他們不可能利用毛澤東，他們只能利用毛澤東創造的機會清除個別反對自己的人。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行為」大多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推進文革的行為。所以，將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這個專用名詞用「毛澤東」或「中共中央」置換更為接近歷史事實。
由於已經否定文革，在記述文革的書刊中，黨內的高級幹部們都標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堅強不屈，完全掩蓋了他們曾經追隨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掩蓋了他們曾經參與迫害幹部、鎮壓群眾的事實，也掩蓋了一部分官僚對受迫害的官僚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實。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的消息傳到杭州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說：「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鄧小平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葉劍英詩興大發，寫下了「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的詩句。在極權制度的頂層，沒有溫暖，沒有人情，沒有道德。他們都費盡心機地揣磨最高的意圖，並千方百計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拋出，他們不僅極力劃清界限，還像一群惡狼，迅速衝到被拋棄者身邊，瘋狂地撕咬他的屍體。這些文革中的真實情況，官方文革史完全迴避。
在官修文革史對幹部受迫害的情況寫得很多。實際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幹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紅八月」、工作組反右、1967年的「二月鎮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和某些地區的集體屠殺等一系列的血腥鎮壓，官修文革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極力歪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
寫文革史是危險的。你提出任何一個理由充足的論點，都會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駁;你寫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會有人批評你敘述的片面性。這是因為文革的當事人大都健在，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處境，有著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體驗。當事人的這些批評是很可貴的，它會使研究者不斷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才可以獲得這種可貴的資源，當然這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難處。
文革是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它是多側面歷史的組合，是多層次鬥爭的疊加。多種力量、多種角色在長達十年的時間維度和廣N空間維度中反覆角逐、多次變換。各種思想、各個群體、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既有反反覆覆的鬥爭，又互相交織、相互糾結。某一時段上的勝利者，在另一個時段上是失敗者;某一個時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個時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過整，挨整的人也整過人。用「肯定」還是「否定」這個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不可能記錄和評述這個複雜的歷史過程。
寫文革歷史不僅要跳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經歷者感情糾葛。不排除感情糾葛，就很難客觀、冷靜。沒有客觀就沒有真實，沒有冷靜就沒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場，也不站在文革親歷者的個人立場，那麼，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呢?我同意丁東先生的看法：應該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價值觀點來研究和反思文革。〔13〕當然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因為人們很難超越自身環境的局限。
注釋：
〔1〕王力雄也有這一看法，王：《中國從文革得到什麼?》，2006年4月寫於阿克蘇、北京
〔2〕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在文革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共230萬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萬幹部的19.2%，雖未立案審查，但被錯誤批鬥、關押的幹部和受株連的人為數更多。其中，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幹部被立案審查的約占同級幹部總數的75%;有6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集團性的冤假錯案近兩萬件，涉及幹部達幾十萬人，大批好的官員也會受到殘酷的迫害。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頁
〔3〕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的談話。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頁
〔5〕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
〔6〕《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中組發〔1983〕6號，1983年4月23日)
〔7〕在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拉鋸」的地方，共產黨將地主的財產分給農民，共產黨的軍隊走了以後，對農民進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稱為「還鄉團」。1975年10月，賈啟允出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行前鄧小平要他放手「整頓」，「不要怕當還鄉團」。
〔8〕弗·奧·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02頁
〔9〕吳敬璉先生把「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稱為「權貴資本主義」。
〔10〕《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頁
〔1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頁
〔12〕王年一：《漫談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版
〔13〕丁東：《文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三味書屋，20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