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第四次戰役，志願軍某部在漢江南岸的帽落山激戰
「打仗不是拍電影，開槍就要死人的。」這句話始終迴旋在我腦中。近四十位老兵訪談，近百萬字的口述實錄，一路看下來，整個人像陷入了某種魘症。偶爾再看點槍戰影片，便遲遲進入不了狀態。以往由影視觀摩建立的所謂戰爭概念，全盤崩塌，片瓦無存。
這些老兵所參加的是抗美援朝戰役——這當然是我們的說法。在近一個月的訪談過程中，你可以看到他們並不清楚戰爭的背景，戰爭如何爆發，麥克阿瑟如何空降朝鮮半島，所謂聯合國部隊又有哪些國家參與，戰爭的進程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推進的。時光荏苒，我們在網絡上能輕易查到的資料，對於他們而言，仍舊是一個未知數。
他們只能描述空氣中的味道，視線中的慘烈;他們也只能記得朝鮮老百姓舞蹈中的某一張臉，或是某個戰友在犧牲的一瞬間嗓子眼裡咽氣時所發出的咕嚕聲。在被問到戰爭的正義性及指引的方向時，他們毫不猶豫地說出：為了祖國，為了人民。這兩句話抵擋了所有一切對於生命的質問和思慮，使得人無法再繼續。你在書房裡搜索到的一切資料，整個戰爭的是非判斷，在他們一張張面孔前，均無法延續。
你當然不能延續。你不是他們。你無法代替他們。
馬發泉
馬發泉老人依舊能清晰地說出自己參軍的日期：1951年3月18日。那年，只讀過一年書、剛滿十七歲的他，執意要報名參軍。曾為共產黨做過地下工作的父親試圖阻攔他——六個孩子中最小的這一個，但沒有成功。
原本在家中放牛劈柴的他，一心想著去解放台灣。與他同時報名參軍的還有他的大哥、二哥、姐夫以及外甥。然而，當部隊行進到福建與江西交界處時，部隊領導出來說話：打台灣暫時要停一下啦。當時他不清楚金門戰役已經結束，原準備攻打台灣的計劃被暫時擱置。
馬發泉以為這下撈不到仗打了，一個月兩塊錢的薪水，他省吃儉用將其寄回家中，想著或許當兩年兵就回去了。誰知部隊再次通知抗美援朝，準備出國打仗。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車。
個子還沒有槍高的馬發泉，隨後在遼寧本溪參加了為期一個月的軍訓。作為新兵團，他們學習打槍，學習英語，學習朝鮮語——只要學幾句「繳槍不殺、優待俘虜」就可以了。
跨過鴨綠江當晚，部隊命令所有戰士將身上具備中國部隊特徵的符號全部去除。「帽徽上的符號全都不要，在水壺上的五角星也刮掉，全部刮掉。我們問領導，他說刮掉就是不侵略朝鮮，你帶這個東西進去就是侵略朝鮮。」部隊命令輕裝上陣，前線傳來的消息是戰士遭飛機轟炸後，衣服無法及時去除，和受傷的皮肉攪和在一起，導致救治不及時。為此，馬發泉多年後還在記掛那件姐姐做的新毛衣不知去了何處。
真正緊張的情緒就是從那晚開始蔓延的，馬發泉忽然意識到這次是要真的打仗了。馬發泉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雖然出身農家，但父母都比較疼愛他。他坦言自己十四歲時仍時常和母親睡在一起，怕黑怕鬼，直到戰爭使他迅速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在他面前，營教導員被敵人炮彈擊中，頭顱飛出去三十多米。「天蒙蒙亮，快到前沿陣地了，敵人那一邊看到了，一發炮彈過來，還是封鎖線上，結果他就倒下去了。教導員蠻漂亮的，大姑娘一樣，這個頭沒有了……大家找那個東西，封鎖線啊，很困難的……三十來米啊，到處是血。」他們必須找到他的頭，即使當時敵人的炮彈正四處飛射。因為有規定——營級幹部陣亡要運回祖國，「要有棺材的，有這麼個待遇的。要找到他的頭，沒有頭你怎麼放到棺材裡回到祖國啊?」大家在槍林彈雨中摸索著找營教導員的頭，那個沒有頭顱的身體還在噴血，「自來水一樣的，飆出來，血管都破了。不是一根血管，頭部好多血管的。」
馬發泉感到了恐懼，可是怕也沒有辦法。「天也叫不到，地也叫不到，就一條心拼死。就是這麼個念頭了，死掉也算了，為國家爭光，我們犧牲就是當歷史了嘛。」
同時入伍的姐夫在得到命令要攻打上甘嶺時特意找到了他。「我姐夫那時已經當班長了，他把一支鋼筆和十塊錢交給我，那是他五個月的工資。我姐夫哭了，他講了一句話，我死掉以後，姐姐請你照顧。他說我死掉以後，有骨頭你給我撿一塊，包起來以後帶回家來……本來我還不掉淚的，這話講起來了，我今天不能掉淚了，我掉淚吃不消了。」「我姐夫後來負重傷，手打掉，三塊炮彈皮，一個連衝上去兩百多人，下來三十個人。全連立了一等功，那個連長馬上就升級了，當營長。」
馬發泉當時擔任的是機槍手，打得瘋狂時，一晚上要換三根槍管。「冷水倒上去馬上就成了開水。機槍負責封鎖嘛，那個火力要很猛烈的」;「敵人厲害啊，美國那個槍都是八發的，我們崩扳一下，有時候還卡口，蘇聯給我們不是新的，是舊的，有時候卡口了，扳都扳不動，扳一下打一下，人家一扳就是八發」;「戰場上白天和晚上是一樣的，有探照燈啊，那燈像月亮一樣，山頭上全部都是，人都看到了，衝上去都知道，倒下去也知道。」
姐夫還活著的消息是馬發泉回國以後才知道的，在當時的戰局下，他無從知曉消息。隨後，他親眼看見了大哥犧牲的場景，距離僅三十米：「當時看到炸彈炸過來，我哥哥就倒下去了。」
馬發泉後來在戰場上遇見二哥。那是他二哥負傷治癒後再次上戰場，兩兄弟意外相遇：「他看到我很驚訝：弟弟，你還沒死啊?」因消息有誤，二哥以為大哥和小弟都已經犧牲了，「家裡給我弄個靈堂，燒香燒紙。我母親每天跪好幾次，給我燒」;「我就馬上求連長，我拿著槍照了張照片留個紀念。就這樣寄回去了。」
隨後，馬發泉報名寫了血書，要求上上甘嶺：「咬破手指寫的，當時人都是懵的。為什麼打仗?為什麼?人基本上魂都沒有了，走路都不知道，人都浮起來了，力氣哪裡來都不知道，就是準備死，為人民，為朝鮮人民，為中國人民。」
在上上甘嶺之前，馬發泉所在的團部開會，六十幾個戰士骨幹、團長、營長、連長及政治指導員布置如何對上甘嶺進行衝鋒，敵人一發炮彈打過來，「正好打在他們開會那個地方，在樹林裡炸掉的。全死了。我們死命開槍，要報仇，給團長報仇，還有營長，還有連長呢。一個團部基本上給他炸掉了，集中開會啊，全炸掉了」。
實際上在馬發泉的心中，「為大哥報仇，為團長報仇」的欲望更為強烈。當時的上甘嶺已進入了白熱化狀態，「飛機炸了以後太陽都看不到了。打得全部是石頭了，手抓起來都是炮彈灰，土全部翻過來了」。美國飛機飛得極低，駕駛員均是剛打過「二戰」的王牌飛行員，「我們在陣地上，美國飛行員的臉我們都看得清，就飛那麼低，掃射」。
上上甘嶺(主陣地)的十分鐘內，馬發泉所在班十二個人死了八個。他救了其中負傷的一個戰友，這個戰友退伍後在浙江麗水擔任領導幹部，很多年後，馬發泉去看望他。「兩個人抱起來就不放了，兩個人哭啊。救命恩人來了，他老婆那天到家裡敬酒給我吃，我也吃不下去，兩個人就哭啊。你活著呢，你活著呢。」
「一發炮彈打過來，一個子彈打過來，倒下去了，看人死得好像馬一樣，按一下就死了。堆成山了。美國人也堆成山，都在一起了」;「天都黑掉，白天就成了晚上。水本來是有的，河水很多的，靠近就不能吃了，都是細菌了，美國人的細菌彈啊。蜈蚣還爬的，不是死的蜈蚣，虱子、蜈蚣、跳蚤，還有老鼠，細菌培養出來的，它身上全部是細菌。炮彈送過來，慢慢地炸開，它爬出來，老鼠就到處跑。我說美國人最壞的就是沒有人道。」「小虱子咬一口，就馬上潰爛了，腫起來。看起來很好的，你要拿到手上，不注意，就完蛋了」;「敵人飛機發傳單，叫我們投降。除了槍炮聲，還有廣播聲，二十四小時廣播。他說父母親想你了，爸爸想你了，親人想你了，你不要賣命了。朝鮮的地，中國的人，蘇聯的破武器。三句話，想想好像是的。史達林給的都是破武器，就這原來還不給我們。打上甘嶺的時候，才給了我們喀秋莎」;「美國人都是吃罐頭，一個排級幹部就一部車，我們一個營級幹部就是一匹馬，他是現代化的，到這個程度了，我們吃不消的。我們用喀秋莎打，十分鐘就要轉移矩陣地。不轉移他就要給你炸掉，飛機給你炸掉，他有軍事圖的，你火力點在哪裡他都知道。」
「慘烈啊。沒法說。就是互相打，彈藥來不及了，後面跟不上，吃不上。我們好幾天沒有吃飯，咬不動壓縮餅乾，吃的喝的吞不下去，嘴都腫起來。」
沒有證據表明彭德懷作為志願軍總指揮來過上甘嶺，但馬發泉卻一再確認了這點：「彭德懷親自到陣地上去看望。不簡單，哪一個總指揮到上甘嶺去?他穿著便衣，很兇的。眼睛很大瞪起來。彭總都來了，你說我們士氣高不高?他都不怕死啊。他說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被打死了，他自己現在也到陣地上來了，打!這還得了，毛主席的兒子都被打死了，這個氣憤啊，什麼都不想，就是跟他們拼了。」
從朝鮮戰場回來後，馬發泉多了一個習慣：刷牙洗臉從來只用一杯水。「家裡人也問我，你用水這麼省幹什麼?現在我們生活條件很好了。我說你不懂，你們都不懂」;「當時水也有，但你不能吃啊，都有細菌，吃下去要死的。下雪天，也不敢吃雪，炮彈飛機炸過，都有炸藥氣味，有毒氣。戰鬥激烈的時候，有四五天沒水喝，後來我就喝尿了，一個同志的尿給我吃掉，沒辦法了。我叫他尿到一個炮彈殼裡，我眼睛閉起來喝，喝掉以後精神就好起來。除了喝尿，還舔石頭，石頭有濕氣的。」
對於韓戰的總結，他個人認為：「我們是精神第一武器第二，美國人是武器第一，反的。朝鮮人民軍都是不挖壕溝的，懶，傷亡多。我們一到哪塊陣地，就先挖溝，然後地老鼠一樣躲起來。人在陣地在，來一個消滅一個。美國人比較特殊，你要打就打他們指揮官，指揮官一死他們自然就退了，沒有什麼報仇一說，很借命，但他們武器好，那是真的好。」
在回國的火車上，過鴨綠江時，曾有士兵因過度高興從火車上摔了下來，「車子開得快，開門，風一吹下去了，犧牲掉了。我們全團人都哭，團長也哭，政委也哭，我們也哭。團長說戰士同志們，韓戰打仗都沒有死，快到家死了，你說我怎麼回答他父母親，我怎麼交代啊」。
馬發泉在戰場上先後負過兩次傷，共得到十四塊錢營養費。他都寄回了家中。
李亞林
1950年6月，李亞林在身為當地婦救會會長的母親的支持下，報名參軍。「我們窮人只有靠共產黨毛主席才能翻身得解放，我們小時候很苦，六個人靠父親一個人勞動，土地也沒有，每年租人家的田地種，打下來糧食交租子的都不夠，家裡很苦，但是靠毛主席共產黨我們翻身了，土地也分來了，房子也有了。我們要去當兵了，報答黨和毛主席對我們的恩情。」當時有很多窮苦出身的年輕人，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選擇報名參軍。
李亞林在部隊學到的第一件事是一邊行軍一邊撒尿。「邊走邊撒，撒尿都訓練過的。蹲下來是不行的，因為我們要打仗，一個安全，一個跟得上部隊，掉隊不遠。」學到的第二件事是聽聲音。「炮彈不怕，怕機槍。炮彈聲音『呼』，那沒關係的，『呼』這是很遠出去了。機槍崩崩崩、崩崩崩朝你開槍，那就危險了。老兵教的，機槍打了是一大片，你要小心了。」
由於讀過兩年書，會寫信，李亞林在排里大受歡迎，「排長拿我當個寶貝看」。當時的李亞林個子很小，才七十多斤重，背包里的東西加起來就有八十斤。不讓他打仗，又愛惜他識字，最後班裡分配他擔任送飯的任務。從班裡到連里拿飯有兩里路，瘦小的李亞林就這樣時常聽著炮彈「呼呼」的聲音，奔波在這兩里路上。
1952年11月14日晚，李亞林所在排接到任務，輕裝前進，上級交代除了槍、手榴彈及水壺，其他的全部扔掉，包括棉衣。十一月的朝鮮是寒冷的，這個指示意味著什麼，他們並不清楚。直到拂曉前，上級突然下令：登上上甘嶺。
李亞林所在的排共四十八名戰士，趁天色微亮時突破敵人的封鎖線，爬上了上甘嶺。他在烽火硝煙中看到山頂飄著雪花。排長交代他緊隨其後。李亞林在迅疾的炮彈與漫天飛舞的雪花中，進入了一個坑道，坑道中有八名傷員，是十五軍沒有來得及撤下的戰友。五十多歲的老班長在排長指示下交代李亞林，就在這坑道里待著，負責照顧傷員。「坑道入口是很小的，趴下去才能進入，腳先進去，得爬才行」;「只有那個坑道稍微安全點，出去，不管你往哪邊出去，都是子彈，炮彈，到處是死人。我一個不留神，想觀察下形勢，也被子彈擦傷了，我還得照顧那八個傷員。」
班長交代他一定要把這八個傷員照顧好，如果有什麼損傷，就要他的腦袋。
沒有白天，沒有黑夜，照明彈始終照耀著雪花中的上甘嶺。李亞林和八個傷員在那個坑道里待了四天四夜，吃蘿蔔，吃炸藥。「炸藥是可以吃一點的，實在餓了的話，但吃多了就不好了。蘿蔔是最好的東西，老百姓給的，救命的東西啊。中間有一次把洞口炸塌了，我就趕緊挖，又給它挖出來，別憋死在裡面。有戰友的屍體堵在了洞口，也得挖開。完全失去了聯繫，也出不去。後來我們排長忽然晚上帶三個人來，副連長受傷了。排長拿槍敲我的頭：你給我把副連長管好，不管好你不要來見我。戰鬥命令就這樣的。我說好的好的。他的手槍都給我了，副連長是指揮官啊。我說一定一定，副連長死我也死，副連長活我也活。就這麼等了一天一夜，後來擔架上來，把副連長抬下去，我也這樣回來了。」
下了上甘嶺，李亞林才知道，上去的四十八個兄弟，加上他自己，只有四個人活著下來了。他隱隱覺得慶幸，又覺得有些內疚。那個坑道救了他的命，班長、排長，救了他的命。他原本是應該犧牲的。就像另外那四十四個兄弟一樣。
很多年之後，回憶起上甘嶺，當年被人照顧的「小鬼」李亞林能記起的只有那個坑道，還有那個洞口不斷閃爍著的光，以及在振聾發聵的巨響聲中緩緩下墜的雪花。
「我記得，洞口有個美國兵死了。他手上有塊表。身子沒有了，就是手上有塊表。離那洞口大概一米遠。那表是亮的。我們有個機槍手想去撿那塊表，直接就被打中，骨頭斷了。那塊表挺亮的。我就一直看著。」
杜德奎
杜德奎在上甘嶺上待了二十四小時。他說那是他人生中最長的二十四小時，一直蔓延到他後來的人生。
「上甘嶺這個山名叫什麼山呢?叫五聖山，戰鬥面積不大，不到四個平方公里。我們有八個主陣地，上去之前，連長就說，上甘嶺四十五師已經打得很好，打得很堅強，戰鬥很殘酷，死的人很多，同志們你們不要怕死，你先要準備死，再去上。」
「到了上甘嶺，我們接收兄弟部隊的陣地了，敵人那個大炮轟得陣地上的人都站不牢了，然後他的步兵就開始攻了，一個排或者一個連，攻得上來就攻，攻不上來他增加部隊。我們怎麼辦呢?就是從坑道裡面出來，手榴彈、爆破筒，就是端著這些東西來，看他人多就是用那個高級手榴彈射下去，人少的就是那個普通手榴彈扔下去，要不就扛著爆破筒衝上去一拉，拉的死掉了，大家都死嘛。倒下的志願軍就是這麼平攤，攤到四個平方公里還攤不下去」;「槍都基本上不用，為什麼?炮彈打了這個坑道，震的灰塵，衝鋒鎗都打不起來，就是拼手榴彈、拼爆破筒、拼高級手榴彈，來了多少人我們就是炸。他也有手榴彈啊，他是往上攻，我們是往下打。他們用的衝鋒鎗，還有卡賓槍，自動的，我們用的武器是蘇聯裝備，機槍是德普式的，這麼大的轉盤，進灰了就打不了了」;「我當時腿中彈了，不知道痛啊。人在陣地在，有一個人在，說明我這個陣地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陣地，那麼後面部隊是肯定要增援上來的。」
杜德奎所在的連隊共一百四十餘人，二十四小時後，從上甘嶺上只走下來了十餘人。九死一生。
杜德奎受傷後，當晚在醫院裡痛得死去活來，發高燒呼喊亂叫，「說什麼?還是沖啊，殺呀，猛叫猛叫，不成話。那麼多死人，我一輩子都沒見過。敵人一天要衝八九次啊，衝鋒。面對面地打，就像打不完一樣，打了又有，打了又有。」
「上甘嶺，我一輩子是忘不了的。我的戰友死了那麼多，這事情我是記得牢的，昨天還是好好的，今天死掉了。」
採訪結束時，這位八十六歲的老人認認真真地說道：「謝謝你們來問我這些事情，我是十二軍三十一師九十三團三營八連三排八班的杜德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