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和國家選擇接班人的工作一直在低調進行。台灣學者蔡文軒和寇健文最近發表的研究，從中共後備幹部制度入手，揭示了大陸政壇培植新鮮細胞的標準和過程。中共首次考慮制度性地選拔接班人，是1980年代的事情。那時候，被反覆祝」萬壽無疆」的偉人沒能在生命的意義上完成」人定勝天」的壯舉，而尚在人世的開國元老也不可逆轉地步入晚年。以鄧小平和陳雲為代表的第一梯隊，與趙紫陽和胡耀邦代表的第二梯隊，開始制定第三梯隊的選拔與培養計劃。於是，各層級的中組部建立了青年幹部局，並逐漸為省部級、地廳級和縣處級等三個層級的職位儲備人才。
省部級的後備幹部都是現任的地廳級官員，地廳級的後備人才來自現任的縣處級領導，而縣處級幹部的後備力量則來自鄉科級。截止到2010年，全國有將近5萬名後備幹部。其中有4萬名是為縣處級位置儲備的，有6000名為地廳級準備，而剩下的1000來人則是省部級領導的」苗子」。
後備幹部制度的運行遵循這樣的周期：在一次全國黨代會前期，各層級黨委的領導都會經歷密集調整，從而提拔一批後備幹部;等到黨代會塵埃落定，後備幹部名單將根據前一輪的人事變動而調整和補充;等到名單確定，組織部將對後備幹部進行相應培訓，檢驗並培育他們」高處勝寒」的能力;等到培訓結束，下一輪的人事調整和黨代會也快拉開序幕了。
想成為後備幹部的官員，都要具備哪些條件呢?首先，既然是培養新鮮血液，新人當然應比現任年富力強。在後備幹部體系中，省部級預備人才被規定在45歲到50歲之間，地廳級在40到45歲之間，而縣處級在35與40歲之間。後備幹部如果無法在預期的年齡段向相關的層級晉升，不但會失去後備的資格，還可能在等待晉升的道路上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成為後備幹部的第二個條件，便是政治忠誠度。某人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看法是否和中央一致?他/她是否遵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些信息可以在該官員的記錄和組織部的調查報告中獲得。進入後備幹部隊伍的各級官員，還會接受各級黨校的脫產學習。從研習馬列文獻到參觀革命聖地再到激烈的課堂討論，後備幹部不僅會在意識形態上接受強化訓練，也要在受訓期間接受組織部全方位的考察。一言不慎，永久出局。
選擇接班人的另一個條件，當然是官員自身的執政能力。為此，黨校的學習班還不夠。後備幹部往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掛職鍛鍊，而最富挑戰性的招商引資和維穩，則成為掛職幹部最常見的實戰檢驗。招商引資事關地方的經濟增長，需要掛職者迅速掌握當地情況。維穩的壓力更是不言而喻：對外，掛職者要學會平息群眾的不滿;對內，掛職者更要協調好各部門的利益以解決讓公眾不滿的問題。
在研究者看來，後備幹部的培養雖然結合了理論與實際，但也不乏缺憾。首先，後備幹部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掛職單位的評估報告，因此不少掛職者就有了緊密團結所在單位領導的動機，從而犧牲了搞創新的動力。
其次，由於僧多粥少，後備官員之間存在非此即彼的競爭。即使後備官員的名單是不公開的，熟悉官場規則的當事人也很容易判斷哪些同齡人是自己的對手。想知道誰去了學習班或掛職還不容易嗎?面對虎視眈眈的競爭者和無處不在的考察，後備幹部往往趨於墨守成規，生怕因為行為出挑而影響前程。
最可怕的是，在人情關係縱橫的中國社會，後台的強硬有時可以掩蓋能力的缺失。數數最近幾年落馬官員受到的指控，拿人錢財替人升官的案子真不稀奇。
研究者也注意到，後備幹部制度並非官員晉升的唯一出路。比如，不少為高層領導人做過秘書的官員，也可以憑藉公選制度和差額選舉平步青雲。但是看看現任高層官員的履歷，後備幹部制度可謂選拔共產主義接班人的主線。
蔡文軒等人的研究有著深厚的背景：中東歐劇變之後，世界上的共產主義國家掰手指也算得過來;中共能屹立不倒並主導讓西方側目的經濟發展，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現象。蔡文軒等人的結論是，正因為後備幹部這樣的制度保持了中國官場意識形態的統一性，中國才能在過去的時間裡避免中東歐那種強硬派和緩和派分道揚鑣的局面。
在研究者筆下，台灣的經驗和大陸正相反：雖然國民黨的蔣經國曾經設立」救國團」，但那不過是以蔣氏個人意志為核心的鬆散團體，而沒有成為系統性地為國民黨輸血的政治器官。後來的情況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國際和島內壓力的傾軋下，缺乏意識形態統一性的國民黨自感前景不妙，最終把台灣送上了另一條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