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3月18日，本站發表了作者題為「我對核戰略的幾個觀點」的文章，深受讀者歡迎。作者說，他曾跟前史丹福大學教授劉易斯（John W. Lewis）聯合發表專著，專著的一個章節對中蘇1969年前後的邊界衝突幾乎升級為核衝突有詳細的描述，他願意將這個章節翻譯出來以饗本站讀者。本站從今日起開始連載「1969年中國安危繫於千鈞一髮」。
——蘇聯核襲擊計劃胎死腹中
第一號號令的實施
當時總參把軍事情報遞送給林彪的程序比較繁複。總參情報部(二部)、技術部(三部)把搜集到的情報經過整理以後，報送總參作戰部(一部)，作戰部再報送位於北京毛家灣的林彪辦公室，林彪辦公室再報送林彪在蘇州的官邸。這樣至少費時一、二天。
林彪比較依賴於雷達以及偵察機搜集到的情報；而且其子林立果在空軍比較有影響力。於是他要求空軍情報部直接往蘇州報送情報。他還要求總參情報部、技術部把情報直送蘇州，而不要通過繁複的中轉程序。
飛彈部署擺大烏龍
據林彪一位秘書回憶，當林彪指示總參命令核飛彈部隊「準備隨時發射飛彈」時，他是將射程為2,650公里的東風三號中程飛彈包括在內的。顯然，根據過去來自主管飛彈科技工業的國防科委和七機部的相關報告，他以為此時這種飛彈已經在二炮列裝了，實際上這種飛彈離部署還差18個月。當時二炮只部署了射程為1,250公里的東風二號甲近程飛彈，這些飛彈瞄準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各個戰略目標。
總參立即向林彪報告：迄今二炮僅部署了東風二號甲飛彈，還沒有部署東風三號飛彈。林彪的指示對於理解各大國處理核危機的模式是有啟迪意義的，因為這反映出它們在面臨敵國核打擊時往往是訴諸極端手段的，即有什麼終極武器就使用什麼。林彪的指示也令人體會到中國和其他國家至今可能仍然存在的一個棘手的問題，即最高領導人對於其可以支配的最致命武器的了解可能只是有限的。
10月19日，林彪仍然貫注於蘇聯談判代表團專機的動向，他一直在擔心前述那份絕密情報最終會成為現實，即蘇聯工程師已經改裝了這架專機，使其能夠攜帶空對地核飛彈。林彪要空軍情報部每隔數分鐘就向他報告該專機的新動態。為此，林彪甚至推遲了他的午睡時間，直到蘇聯談判代表團成員抵達北京機場並乘車離開機場，他才放下心來。
毛周恢復掌控軍委
蘇聯談判代表團抵京以後，顯示中、蘇兩國決策層有可能逐步將視線從核對峙轉移到外交談判。至此，毛澤東和周恩來開始著手削弱林彪的權威。10月20日，周恩來驅車前往總參前指，代表毛澤東對軍隊實行指揮和控制，介入了軍委辦事組在危機過程中對軍事行動的指揮。他命令總參情報部每天早晨八時前向他書面匯報過去24小時發生的情況。
林彪的權力逐漸受到了侵蝕。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以毛澤東的名義發布題為《關於部隊調動使用權限的規定》的文件，下達全軍執行。這份文件指出，解放軍調動團以上部隊，必須上報毛澤東及林彪批准；在中蘇、中印邊境地區，凡是作戰行動，無論規模大小，均需報中央軍委經毛澤東、林彪或者政治局常委會批准以後方可付諸實施。
顯然，毛澤東正在對林彪以及總長黃永勝主持下的軍委辦事組進行削權，旨在從林彪及其下屬手裡拿回調動任何團以上部隊的權力。林彪再也不能單獨發號施令了。
林彪自以為在戰爭年代中，他勇於負責，能自主作出決定，毛澤東時常予以容忍。他以彼況此，認為毛不會在總參發布《林副主席第一號號令》這件事上懲罰他。他不清楚，在戰爭年代中容許發生類似權宜之計的事情，在和平時代就未必容許發生。
何況，正如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回憶錄中指出的，在文革中，充斥著詭秘莫測的拜占廷宮廷政治。就連整天在毛澤東身邊伺候的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在政治上失意時，尚且免不了對親信發牢騷：「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人家抓起來。」與此對照，既然毛澤東已經懷疑林彪的動機，林彪豈會有好下場呢？
風餐露宿部隊不滿
再回到中、蘇危機的演變進程。從10月20日起，中、蘇兩國代表團在北京開始邊界談判。一周以後，林彪認為蘇聯已經失去進攻中國的最佳時機，戰爭爆發的危險性消退了，他開始從他制定的危機應變措施中後退。他對軍事情報再也不感到興趣了。
11月12日，軍委在題為《高度加強戒備防止蘇修突然襲擊》的命令中指出，中、蘇邊界談判五十多天毫無進展，目前三北地區江河封凍，裝甲車輛皆可通過，是蘇聯發動突襲的最有利時機，要求一線部隊嚴加戒備。11月18日，蘇聯又在同新疆接壤的地區新建立了中亞軍區，蘇軍對新疆發動肢解性戰爭的可能性日益凸出，同時中亞軍區與遠東軍區也形成了對中國進行夾擊的嚴峻態勢。軍委決定在全國所有縣份建立民兵獨立團、獨立營，以便為野戰軍提供源源不斷的兵力補充。
正如我們在文末將要詳細闡述的那樣，其時美國介入中、蘇紛爭，也對蘇聯起到了戰略性的牽製作用。稍後，中、蘇緊張的對峙局面有所緩解。
至此，全軍約有近百萬人、數千架戰機、數百艘艦艇捲入疏散行動。12月月中，在三北地區實行疏散的部隊已經在嚴寒中風餐露宿了近兩個月。若干野戰軍從南方調至西北，有的地方飲水中有超過指標甚多的氟，致使很多指戰員患上大脖子病。又如47軍從湖南省調到蘭州以北一條山脈駐防，南方士兵不習慣吃窩窩頭、土豆，長期下來，搞得精神不振。官兵們認為，既然戰爭沒有發生，又有何必要長期在野外遭罪呢？官兵牢騷與日俱增。
[page]鑑於蘇軍突襲迄未出現，各部隊以反映指戰員的情緒為由，開始要求軍委同意部隊返回營區。據林彪秘書回憶，林彪是同意部隊返回營區的。林彪指示秘書打電話通知總長黃永勝：「我看部隊可以停止疏散了。」這時，其妻葉群勸阻丈夫發出這項指示。葉群說，「疏散出去沒風險，過早收回來就有是非。如果現在就把部隊收回來，一旦戰爭爆發，這個責任誰來負？」在林彪的政治影響力開始褪色的時候，其妻的意見顯然占了上風。於是，上百萬部隊又在野外餐風宿露了幾個月。
美國核武牽制蘇聯
自從引人注目的柯西金─周恩來機場會談以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直預計華盛頓或許會出於對中、蘇兩國關係即將緩和的擔憂心情，對此會作出反應。他們顯然認為這種反應將有利於中國。然而，數周過去了，美國並沒有作出什麼引人注目的反應。
中蘇對峙戰略牽制
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曾經指出，就美國同互相對峙的中國和蘇聯的關係而論，與中國結盟是個穩妥的戰略，因為「在兩個互相對立的夥伴中，最好是同其中的弱者而不是強者結盟」。尼克森總統和基辛格將此觀念運用於如何對待稍後發生的中、蘇核危機。
早在蘇聯駐美國大使於8月20日奉命緊急約見基辛格，探詢美國對蘇、中兩國發生戰爭的立場之後，尼克森總統已經表示，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因為中國可以牽制西方最大的敵人蘇聯。他認為，只要美國堅決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對中國發動核襲擊。隨後，美國通過各種途徑，或者向中國間接警示莫斯科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核襲擊的威脅，或者向蘇聯直接表示反對向中國發動核打擊，理由是隨之產生的核污染將危及美國駐亞洲的25萬軍隊的安全。
隨著蘇、中核對峙日趨升級，核大戰一觸即發，美國覺得有必要採取更激烈的手段介入兩國紛爭，否則，不足以遏阻這場迫在眉睫的人類浩劫。於是，美國直接付諸異乎尋常的針對蘇聯的軍事行動，實施軍事威懾。
美核飛彈震懾蘇聯
據中國資料透露，北京幾乎很快獲悉美軍已經發生「異常情況」，也明白華盛頓已經命令亞太地區美軍處於「全面戒備狀態」。當時北京並不知道，白宮除了命令駐遠東美軍處於「全面戒備狀態」，還正在秘密地準備將戰略空軍司令部置於核戒備狀態。稍後，尼克森總統授權以業已被蘇聯破譯的一套密碼發出命令，將戰略空軍若干部隊置於針對蘇聯的核戒備狀態的「情報」故意泄露給蘇聯知道。另外，白宮經由權威渠道已經通知蘇聯駐美國大使，中國的利益與美國有關，如果蘇聯向中國發動核襲擊，美國將參戰，向蘇聯一百餘座城市和軍事基地實施核打擊。截至10月中旬，這些信息均已傳至克里姆林宮，給那些狂熱的蘇聯領導人潑了一桶涼水。
猶有甚者，10月25日，幾乎三分之二的美國主要的戰略轟炸機群奉命滿載核彈從戰略空軍司令部機場跑道上緊急起飛。數年前，斯科特●薩甘和傑萊米●蘇里在《國際安全》季刊上撰文，論述那段引人注目的歷史：「10月27日和29日，18架滿載核彈的B-52轟炸機在北極極冠上空連續飛行了18個小時。這批轟炸機往北飛行，沿著加拿大海岸飛向蘇聯，以橢圓形的飛行軌跡朝著蘇聯方向飛，然後返回美國。」這樣，美國直接以戰略層次的軍事行動，向莫斯科明白無誤地表明了美國決不容許蘇聯對中國發動核襲擊的立場。
同時，儘管中國軍隊早已進入了戒備狀態，美國卻不予置理。顯然，美國以核打擊力量對蘇聯施加的軍事壓力是單方面的，是十分有利於北京的。美國的這個傾向在11月變得更加突出了，因為華盛頓告訴中共外交部，美國第七艦隊將停止在台灣海峽的例行巡邏，至此，持續進行了將近二十年的「福摩薩巡邏」終於結束了。為此，周恩來欣喜若狂。他馬上對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美國的大)門了。」毛澤東相信，他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牽制蘇聯的重量級夥伴。
美中示好危機消弭
為了讓美、中關係改善有個好的開端，周恩來下令釋放由於從香港駕駛遊艇侵犯中國領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兩名美國人。12月4日，周恩來對毛澤東說，他認為必須與美國人恢復兩國大使級談判，以便「在邊界談判中對蘇修施加一定壓力」。他說，這種談判將「增加蘇修疑慮，擴大美蘇矛盾」。毛澤東表示同意。
由於美、中關係業已改善，北京可以傾注全力對付蘇聯了，全軍作戰部隊仍然保持著全面戒備。12月20日，周恩來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講話，首次表露了樂觀的情緒：「目前國際形勢正朝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近兩個月以後，即1970年2月13日，他在一次會議上指出：「美國政府的軍事預算主要是用來對付蘇聯」而不是對付中國的，暗示美國的行動將越來越有利於北京。
尾聲
周恩來以及總參前指負責人還是經常隱藏在京郊地下防核掩蔽所內，日常活動自然受到了限制。從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毛澤東一直住在武漢東湖賓館內的梅嶺一號。這是他在武漢住得最久的一次。鑑於一場核危機已經煙消雲散，他就離開武漢了。
1970年2月中旬，周恩來終於回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宅。不久，總參前指負責人也回到他們在總參的辦公室。可是，在三北地區野外露營的數十萬部隊卻沒有這麼幸運，直到1970年4月24日，軍委才姍姍來遲地發布了《關於部隊疏散的指示》，允許他們回到軍營。估計就在這個日期的前後，軍委批准二炮各飛彈部隊恢復經常戰備狀態。
作者薛理泰為旅美學者，前史丹福大學國際戰略安全與合作中心（CISAC）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