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的兩次重要會議的總稱。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屆八中全會。身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接到參加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通知，便乘飛機離開瀋陽，匆匆飛往廬山。
端坐在軍用飛機里的鄧華上將心緒並不平靜。「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種種怪異現象早已讓他憂心忡忡。「衛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可老百姓的日子卻每況愈下，難道這就是即將到來的共產主義?他開始醞釀著準備在分組會上講一講的發言稿。
廬山會議舊址可是等到他到了廬山，特別是8月2日全會開幕時毛澤東的一番繼續反右的講話，讓他從頭涼到腳，最意外的是他所敬重的「彭大將軍」竟被貶為十惡不赦的「反黨集團的頭子」。
從8月3日起，全會分成三個大組，分別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與張一組)四人。鄧華被有意分配在批彭那個組。
會議氣氛十分緊張。
對於彭德懷等人所謂右傾問題的揭發批判已形成了一邊倒的意見。而且根本容不得彭總申辯。鄧華心裡很不是滋味。在主持會議者的再三催促和眾目睽睽之下，鄧華不得不說了幾句，但很快就招致一陣指責，說他的發言是「假批判，真保護」。並且把他的名字列入了「軍事俱樂部」成員的首位。
洪學智上將是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7月的廬山會議一開始他沒有參加。7月14日，當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信，形勢發生了變化，要公開批判彭德懷時，中央通知他一定要參加。當時身為總後勤部部長的洪學智正在西藏軍區和進藏部隊中了解後勤供應情況，先後去了林芝、山南、亞東和日喀則等地。
洪學智一到廬山，先聽了毛主席的一個講話錄音，內容是批判彭德懷寫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傾保守。洪學智是個講究實際的人，他看了彭德懷的信後，總覺得彭德懷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敢講真話、講實話，是憂國憂民的表現。比如有人說天津的稻子長得多麼多麼粗壯，能馱住人;還說一畝地能打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洪學智就感到太誇大了，不可信。洪學智又是性格比較溫和的人，不會盲幹，雖然覺得彭德懷的信講了真話，但他並沒就此表態，因為他覺得現在講真話不是時機，而違心的話他是絕不會說的。但開會的時候，一些人批彭德懷很積極，說「大躍進」怎麼怎麼好，彭德懷怎麼怎麼右傾，這等於火上澆油，使爭論越來越激烈。後來還有人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裡通外國。這一點洪學智怎麼也想不通。他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會說外語，會談都有翻譯在旁邊，還有陪同人員，他怎麼能裡通外國呢?」
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這幾句話，也把洪學智送進了「軍事俱樂部」名單。鄧華和洪學智兩位上將，都是彭德懷任志願軍司令員時的副司令員，按當時的邏輯就是「捆在一根繩上的螞蚱」。
中央在廬山開會時，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萬毅中將，因忙於工作本不想去廬山。可是7月中旬的一天，主管核工業的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卻拉他要去，原因是蘇聯突然停止了向我國提供核工業圖紙資料，並且撤走來華的專家，帶走原來的圖紙，打亂了中國原來的工作部署，宋任窮很著急。萬毅也感到事關重大，希望宋任窮直接去廬山，向正在參加廬山會議的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國防部長彭德懷匯報。可宋任窮怕一些具體事情說不清楚，便把萬毅硬拽上了廬山。不料這一拽，讓萬毅的人生旅途發生了重大轉折。
萬毅和宋任窮於7月15日乘飛機到九江，然後轉上廬山的。他倆先向聶帥匯報了有關蘇聯停止向我方提供核工業圖紙資料的情況，
然後又和聶帥一起到彭總那裡，再談這件事。由於在前一天，即7月14日，彭德懷剛剛給毛澤東主席寫了那封后來引起軒然大波的信，所以，在談完有關核工業圖紙資料的事後，彭德懷很自然地談起了他寫信的事，講起了他對「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看法。萬毅聽後認為彭總的看法符合當時的實際，也一起議論，說了句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樣的口號是唯心主義的嘛!」這句話後來被印在了會議文件中。
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題名，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並決定會議討論時間延長，同時向廬山「調兵」，宋任窮和萬毅也被留在了廬山。宋任窮分在第一組，任副組長。萬毅分在第六組，組長是歐陽欽，副組長是江渭清和張國華。
17日，萬毅參加小組會的第一天討論。這天，會議的氣氛開始發生變化，他剛來，不知道前邊是怎麼回事，就沒有開口。直到22日他才發言。他憑直覺談了自己對彭總信的看法。他不理解毛澤東要大家討論這封信的用意，更沒料到由此會演變成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
7月22日上午，萬毅在小組會上第一次發言，大致講到，在「大躍進」中「虛報浮誇的作風在滋長」;
誇大主觀能動作用，搞「精神第一性」。他說：「對於重點與一般，多快好省貫徹不全面，沒有真正實行兩條腿走路;注意重點忽視一般，注意多快忽視好省。」他還講道：「沒有認真掌握主席久已強調的『一切經過試驗』、『由點到面』逐步發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搶先思想，比如『吃飯不要錢』的口號，在北戴河會議上有人提出是作為會後考慮的，但是有的就搶先實行，加上報紙一宣傳，就變成較普遍的行動。放『衛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號的提出慎重考慮不夠，如有的說『糧食基本過關』，『放開肚皮吃飯』等等。」這些話都整理到會議簡報中去了。在他的發言中，最關鍵的，也是後來成為他最主要罪狀的，是這樣一段話：「彭德懷同志把自己考慮到的問題提出來，對於此次會議深入討論有推動作用;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從肯定成績，提出問題到糾正缺點來看，基本精神都是對的。但有的問題說得簡單一些，如果再《人民日報》用套紅標題宣傳高產「衛星」多說幾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他對已遭非難的彭德懷表態說：「基本同意彭總的信。」無疑這樣的表態也給自己「定了性」。
就在萬毅發言的第二天，廬山風雲突變。7月23日一大早，與會人員臨時得到通知：聽主席講話。
表情嚴肅的毛澤東狠批了「廬山上的這股風」，嚴厲警告說：「他們重複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
聽到這些，萬毅大為震驚。散會以後，他走出小禮堂時，看到彭總站到門外，當毛澤東走出來時，彭德懷立即迎了上去，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得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此時，萬毅就站在旁邊，彭總的話他聽得清清楚楚。
毛澤東講話之後，廬山會議的氣氛頓時變了。彭德懷成了眾矢之的。萬毅因為在小組會上表示過同意彭的信，很快也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了。
在8月7日的小組會上，萬毅被迫作了違心的檢查。但是，在回答關於與彭德懷的關係問題時，他還是實事求是地作了說明：「我與彭德懷同志的來往，除工作外，沒有單獨在年節到他家去過。因談工作，我和趙爾陸同志在他家吃過一次飯。1955年出國代表團我是顧問，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機，他說自己已經有一台了，還送他這個幹啥。我說我正好沒有，彭總有了就給我吧。他就給了我。如果說有物質上的拉攏，也只有這個，但是是我要的。」
在八屆八中全會大會上，萬毅作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補委員，
爭取到一個發言機會，想解釋一下他在小組會上的那個發言，可是他剛一開口，那天主持會議的李井泉就打斷他的話說：「不能叫萬毅發言，他不老實，也不交代他的問題。」萬毅只好尷尬地坐下了，坐在旁邊的薄一波可能覺得李井泉的話過於生硬，便打圓場說：「萬毅同志，回到軍委會上講吧!」
擴大再擴大的軍委會議
1959年的廬山會議之後，彭德懷被錯誤地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黨內最危險的敵人」。以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為主旨的軍委擴大會議，於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開。開會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廬山會議結束以前發出的，旨在軍隊系統最大限度地肅清彭德懷的影響。
8月18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繼續揭批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由軍委辦公廳、總政治部負責主持。目的有二：一想肅清彭德懷在軍中的影響，二要清除「不可靠分子」。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在傳達廬山會議情況時，軍隊的高級幹部，聽到了過去從未聽到過的令人心悸的話，諸如毛澤東說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許多人懷疑自己的聽覺出了毛病，他們怎麼也不能把這個「反黨」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個剛正無私的彭老總聯繫起來。
所以140名與會的軍隊領導中沒幾個積極分子，會開得冷冷清清。為此著急的康生只好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將會議擴大到1000多人，同時派出18架飛機將各地的軍事將領接到北京。
8月22日，經過再次擴大的軍委擴大會開幕。這次軍委會議擴大的範圍是空前的：大軍區領導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參加;省軍區司令員、政委和野戰軍軍長、政委全部參加。此外，全軍師以上單位各派兩名正職幹部參加。實際到會人數為1070人。
會議分設兩個會場，在懷仁堂和紫光閣。因為人多，兩個會議廳坐得滿滿的。彭德懷和黃克誠被安排在懷仁堂，張聞天、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閣會場，接受批判和檢討。一會兒大會批，一會兒小會批，大會批判的次數比小會多。大會批判時，元帥們，包括彭德懷，都坐在主席台上，黃克誠也在台上坐著。林彪參加會議的次數不多。批判發言的人也不上台子，就在座位上站起來說。迫於當時的形勢，高級將領中發言的比較多。但絕大多數講不出什麼原則性的問題，東拉西扯，說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扣幾頂大帽子完事。但也有個別人捕風捉影，無中生有，誇大其詞。彭德懷坐在台上，表情坦然，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只是煙抽得很厲害。他的兩邊坐著賀龍元帥和陳毅元帥。他有時從賀龍的煙盒中拿一支，有時伸手向陳毅要一支。
為了批判的需要，中間分組進行了重新劃分。但對彭德懷和黃克誠的揭發批判仍不多。分組會的氣氛還算寬鬆，沒有強迫命令式的指名發言或輪流發言，所以正兒八經的發言很少，大多是七嘴八舌的議論。大家提出，既然彭德懷上書犯了錯誤，是否可以把他的意見書發下來，讓大家對照著批判。提了幾次，都沒有結果，連給大家讀一遍都沒有。還有人說，彭總的錯誤言論是不相信當時浮誇的畝產量數字，於是大家又議論起一畝到底能收多少年糧，有的掏出筆計算，有的提出要去參觀衛星田。當時的氣氛已不允許說真話了，於是許多人都抱著不說話的態度，彼此心照不宣。那些天，一些互相信得過的將領見面後都問的是同一句話：「你發言了沒有?」而相互的回答又都是「沒有」。
大會小會揭發批判了一段，會後還有總政指定的人找不發言的人「個別談話」，特別是那些過去歷史上與彭德懷有過交往和隸屬關係的，都要談話，動員他們大膽揭發彭德懷的問題，要他們「劃清界限」，這種「談話」十分嚴厲，有時整整談一夜，完全是審訊的架勢，甚至圍攻逼供。到1959年底，全軍劃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848人，其中團以上幹部194人。
直言的鐘偉被當場帶離
在許多描寫與廬山會議有關的所謂紀實作品中，你都會讀到如下的文字：
在總參謀部和軍委辦公廳這個批判組裡，身為小組組長的國防科工委主任、總參裝備計劃部部長萬毅，不相信彭、黃兩個老首長會是「反革命」分子，他建議小組成員「學習」彭德懷的《意見書》，看「反黨」反在什麼地方。當大家「學習」過後，卻有了與彭德懷信中同樣的感受。原本就冷場的小組批判只好解散。當有人提醒萬毅這樣做會招來麻煩時，這位老軍人以特有的耿直說出人們心中的心裡話：「麻煩?什麼麻煩!他們才是真正找麻煩呢，一封正當的信竟闖下彌天大禍，虛張聲勢，輪番轟炸，鬥爭批判步步升級，真是豈有此理!」——萬毅被作為「彭德懷的狗腿子」看管起來……
這是一段精彩卻不夠真實的文字。
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萬毅將軍，在晚年回憶這段歷史時，專門對這段描寫做了更正。他說：「……(文章)最後還寫到，我對人說，批彭步步升級，輪番轟炸，真是豈有此理。這段約有1700字的敘述，也許作者是出於好心，是想表揚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實。我在廬山會議就被點了名，在軍委擴大會上是被批判的對象，怎麼可能當組長!再說，在廬山會議上，已作出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在軍委擴大會上誰還能公開唱反調。我認為這一歷史事實應當澄清。」
但當時敢講真話的人還是有的，他就是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
鍾偉人瘦且個子小，軍銜為少將，但卻是對彭德懷問題反應最強烈的一個。他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14歲入團，15歲參軍入黨，在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和徐海東的紅十五軍團先後任連指導員、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所以歷史上與彭德懷確有淵源。但這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後來他還是東北野戰軍二縱第五師師長，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機智勇敢，個性也十分張揚好強，從不隨大流，他認準的方針別人很難改變。他雖時常堅持己見，有時甚至違抗林彪的指揮意圖，但大局觀好，又不惜命，所以仍得到林彪賞識。在整個四野系統中，鍾偉是唯一的一個從師長直接升任縱隊司令的幹部。
在8月28日的綜合小組聯席會議上，有人說紅軍長徵到達哈達鋪進行改編以後，一方面軍改為陝甘支隊，一、三兩個軍團編為兩師。因一軍團幹部較多，就抽了兩個人到三軍團去參加領導工作。部隊向陝北進軍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幹部戰士，經不起艱苦環境的考驗，到了漢族居民地區，乘機開小差脫離了部隊。當時，後有追兵前有敵軍堵截，紅軍處境危急。為了迅速制止部隊逃亡的惡劣傾向，三軍團曾以叛變革命的名義處決了個別逃跑的幹部。以致部隊上下議論紛紛，懷疑這是一軍團派到三軍團的領導幹部乾的，剛經過整編的一、三軍團關係變得很緊張，出現了不團結的傾向。
原二軍團的黃克誠，當時是陝甘支隊第二師政治部的裁判所長，處決人的事都是要經過他的。現在要清算破壞紅軍團結的「罪行」，當然算帳首先就算到他的頭上。發言人指責黃克誠是破壞一、三軍團團結搞宗派分裂活動的「罪魁禍首」。
就在揭發人慷慨激昂發言的時候，鍾偉突然站起來說道：「你瞎說，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紅軍離開哈達鋪以後，是我帶著一個營在後面擔任收容任務。你所說的處決衛生部的那個楊興仁，根本就不是黃克誠同志決定的，而是上邊給我的命令，我敢不執行嗎?這事××同志都知道嘛!」
鍾偉這個發言，引起會場一陣議論，立即遭到「圍攻」。但他仍滔滔不絕，慷慨陳詞。楊勇、蘇振華將軍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講了，但他越說越激動，漲紅了臉，手指著台上，幾乎是在叫喊：「你們不是在逼彭總交代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嗎，算我一個吧，也把我拉去槍斃吧!」
會議主持者立即叫人將鍾偉帶出會場，關押起來。
過了幾年，毛澤東很偶然地問起了鍾偉的情況，鍾偉的案子受到關注，但他沒再能回部隊，而是被下放到安徽當了農業廳的副廳長。
毛澤東給鄧華定了性
因為鄧華沒有參加前期廬山會議，當然無法羅織像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那樣的問題。批判來批判去，也沒有抓到什麼要害問題，這倒使會議的組織者作難。於是，他們便採取了別的辦法。
一天夜裡，兩位老戰友來到鄧華住處，先問起居飲食，繼之要他好好保重身體。在此時此地能來噓寒問暖，鄧華自然心生近意。
但來人不獨為此，幾句寒暄便轉入正題。
「想不到你跟彭跟得這麼緊，怎麼跟他個人呢，要緊跟黨，緊跟毛主席嘛!」身為會議秘書長之一的老戰友有些語重心長。
「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處心積慮，你總不會一點也沒有察覺吧。」另一位隨聲附和。
鄧華不語，他已經習慣不開口了。
「你跟彭的黑關係，這是盡人皆知的。」來訪者聲音大起來。
鄧華只好回了一句：「什麼黑關係!拉不拉在他，上不上鉤在我。」
「彭反黨反毛主席，你緊跟他，不就是反黨反毛主席嗎?」另一位接著說：「不承認反黨反毛主席，是過不了關的。」
鄧華搖搖頭：「我沒有這種思想，也沒有這種感情，要我承認反黨反毛主席，我無論如何接受不下來。」
「咬著牙承認吧，只要承認了就行了，承認了也不要緊。」兩位老戰友道出他們到此的目的：就是「勸降」。
鄧華警覺起來：「你們這不是誘供、逼供嗎?」
兩位來者有些尷尬，搓手道：「怎麼這樣說呢，我們只是作為老戰友，勸勸你罷了。」
談話不歡而散。毛澤東對軍委擴大會議的情況了如指掌，也自始至終控制著會議。
雖然他不相信鄧華會反對自己，但跟著彭德懷就是錯誤。於是他發了一句話：「鄧是彭的人。」這五個字就給鄧華定了「終身」。但毛澤東不愧為辯證的大師，他一般說話會兼顧另一面。他還有一句話是：「但是，鄧與彭是有區別的。」也就是這句話，又給鄧華留有餘地。
5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最後一天，林彪作了總結。他宣布對鄧華的處理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鄧華的分量，他是清楚的，他曾對人說：「我考慮很久，晚上睡不著覺，總覺得鄧華留在部隊是一個危險人物。」因此要把鄧華攆出部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軍委擴大會議後，鄧華被拉回到瀋陽，繼續接受批判鬥爭。中共中央軍委派出以總政治部一位負責人為首的，有黃永勝參加的三人批鄧領導小組，在瀋陽坐鎮。
如同在北京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一樣，瀋陽軍區四級幹部會議批鄧，批不起來而又不得不批。由三人領導小組簽發的《鄧華同志反黨活動材料摘要》洋洋數千言，再次給鄧華定性：「一致認為鄧華的反黨活動由來已久，他既是高饒反黨聯盟的漏網殘餘，又是彭黃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野心很大，罪過甚多，同樣是黨內的一個危險人物。」
在瀋陽軍區四級幹部會揭批之後，鄧華舉家於11月遷來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他把門窗關嚴，足不出戶。這對於一個半世奔忙終日無閒的將軍來說，心中的煩悶可想而知。不久，鄧華被分配到四川當副省長。
鄧華起程赴川前，羅瑞卿前來送行，捎來毛澤東的一句話：「犯了嚴重錯誤，要認識和改正錯誤，但也不要抬不起頭，不要消極，爭取早日改正錯誤。」
正是毛澤東的這句話，讓他看到暖意和希望，期待有朝一日他和彭總都能洗脫冤屈，他將自己的軍裝全部送到洗染店，染成黑色，仰天長嘆一聲：「從此永遠脫離軍隊。」
堂堂上將被整得痛哭流涕
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綜合小組在追逼了上述幾個問題之後，從9月5日開始，又被劃分為五個小組。除第五小組外，其他四個小組都分別交代了任務：第一小組負責清查鄧華的問題。因為開會期間有人給大會主席遞了條子，說鄧華與彭德懷關係密切。第二小組負責清查萬毅的問題。因為7月22日在廬山開會時，他曾發言表示同意彭德懷的意見書。第三小組負責清查洪學智的問題。因為他與黃克誠個人關係較深，與彭德懷關係也很密切，會議期間對彭德懷、黃克誠的問題揭發又很少。第四小組就是負責清查鍾偉的問題，要查他為什麼為彭德懷、黃克誠打掩護、解圍。
這四位將軍中，被追逼最厲害的是鄧華上將。黃永勝主持一個小組開會，搞鄧華的所謂「反黨反毛主席」和「軍事俱樂部」問題。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小組第一次批鬥鄧華時，主持會議的黃永勝要他交代問題，雖說語調嚴肅但說話還留有餘地;「你現在還不是反黨，把問題講清楚就行了。」過了一天，黃永勝主持第二次批鬥會時，聲色俱厲地說道：「你已經走上了反黨反毛主席道路，老實交代你的反黨反毛主席罪行。」黃永勝改口，據說是因為林彪看了《會議簡報》上對鄧華問題的提法大為不滿，狠狠批評了黃永勝。
當黃永勝宣讀了他主持寫的《關於鄧華同志問題的小結》之後，鄧華實在難以接受，說：「我的錯誤是嚴重的，但要說我反對中央和毛主席，說不過去嘛!我自己本心……」
黃永勝說：「高(崗)、彭就是個反黨聯盟麼，彭、黃也是個反黨聯盟麼，高、彭聯盟中你是個成員，彭、黃反黨集團中你是個重要成員。你的錯誤性質就是反黨反中央的。」
另有追逼者馬上附和道：「實質上是這樣，不承認不行。」
在戰場上、在生死面前都沒有流過一滴淚，此時卻忍不住流下眼淚，表示其他可以接受，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這一條實在沒有辦法接受。黃永勝說：「鄧華同志這條他現在接受不了，我們大家讓他考慮考慮再作檢討，我們小組通過《關於鄧華同志問題的小結》。」鄧華再次表示：「這一條我接受不了。」
黃永勝不耐煩起來，說：「在邏輯上說不過去嘛，我們這個小組就這樣了，小組通過。」
回到北京，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鄧華，自然成了批判對象。一般的批判和責問，他都耐著性子聽。因為批判和被批判者的權力不是對等的，被批判者的任何解釋都無濟於事，而且還會被看作是「態度不老實」而加重罪行。但有些話太重了，讓這些過去從未折腰的錚錚漢子實在忍不下去，而不得不說話。諸如：「你反黨反毛主席，老實交代你的罪行!」
鄧華聽了一愣，但還是忍住性子，說道：「我18歲就跟著毛主席鬧革命，怎麼會反黨反毛主席呢?」
批判者有批判者的邏輯：「你跟彭德懷打得火熱，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你也反黨反毛主席。」
鄧華喃喃道：「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經過長征，一路下來，我都是在黨和毛主席培育教導下成長的，就是把我燒成灰，也找不到一丁一點反黨反毛主席的思想。」
「你心目中只有一個彭德懷!在朝鮮，第三屆赴朝慰問團來了，你為什麼不去迎接?」
「我去迎接了。」鄧華回答。
「喂，鄧華，我明白同你講，」會議的一位秘書長發言了，「你是一位有經驗的、難得的指揮員，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比你強的還有，你不要太驕傲了。」這位秘書長語出驚人：「你，十個元帥反了九個!」
這個大帽子可是震撼彈，十個元帥反了九個，那還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也自然是只跟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成員了。
「老實交代你跟彭德懷的黑關係。」黃永勝火上加油。他可能對九年前鄧華取代他任第十三兵團司令員仍有些耿耿於懷。其他人也圍攻上來：「彭德懷愛罵人，許多人都罵到，就是沒罵過你，這是為什麼?」「你長期跟林總，卻是格格不入，為何一到朝鮮就跟彭一拍即合?」
對於這些無端的攻擊，鄧華能忍則忍，實在不能忍的就解釋幾句，但批判他的人哪裡肯聽，鄧華不由得火了起來，和一些人爭吵起來。
會議組織者立即報告了上級，說鄧華態度惡劣。毛澤東聞訊後傳下話來：「有些同志對你有意見，開個會讓他們說一說，你要硬著頭皮，好好聽下去，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鄧華歷來十分信任毛澤東，也認為毛澤東是了解自己的，就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只聽不說，埋頭做記錄。
給洪學智和萬毅羅列罪名
在批判會上，有人讓洪學智揭發彭德懷的問題，說總後是彭德懷的「黑窩子」，彭德懷和洪學智不是一般關係，不揭就是不老實。
這些責難，讓洪學智有口難辯。說實在的，他對彭德懷歷史上的情況了解不多，只是抗美援朝戰爭時他們在一起，是工作關係、同志關係，洪是彭的下級，彭領導洪，洪配合彭，倒是合作得很好，在血與火的戰場上結下了革命情誼。這是很正常的「革命」關係，有什麼可揭的!但好事者還是列出了三大「罪狀」：
一是說洪學智當總後勤部部長與彭德懷有關，是他許的願。這件事情的原委是：志願軍成立後勤司令部時，黨委討論決定讓洪學智兼任司令員，他當時說服從決定，但提出了一個條件，即回國後不再干後勤工作。當時彭德懷同意了。就在彭德懷回國前，召開志願軍黨委會，洪學智跟彭德懷說：「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願軍管後勤工作，等戰爭勝利回國後，我就不再干後勤了。」他這麼一講，彭德懷把他批了一頓，說：「共產黨員干工作還講條件，還挑挑揀揀?回國後如果讓我當參謀總長，跑不了你還得干後勤。」就這麼一件事，結果成了洪學智的
一條罪狀。當時，他心裡真是不服氣：當總後勤部部長是軍委集體討論的，毛主席任命的。軍委會上通不過，毛主席不同意，能當總後勤部部長嗎?怎麼能說是彭德懷許的願呢?但在當時的背景下，沒人聽他的申述，申述也沒用，反而說你態度不好或不認識自己的問題。
第二條「罪狀」：在朝鮮打第五次戰役前，一天研究作戰方案，彭德懷讓大家提出建議，這次戰役該怎麼打。洪學智建議把敵人放進來，誘敵深入，以逸待勞，選擇好的戰機殲滅敵人。鄧華和解方也同意把敵人放進來打。彭德懷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他們的建議。見彭德懷有些不高興，他們幾個副司令員馬上站起來說：「仗還是要打，怎麼打最後由老總定，我們提的意見僅供老總參考。」吃中午飯時，洪學智左思右想，覺得還是把敵人放進來打好。這時，鄧華、解方都走了。洪學智來到彭德懷身邊，很認真地對他說：「參謀有三次建議權，我認為還是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更好一些。」接著他又陳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他說完之後，彭德懷說他的意見也有道理，但似乎仍堅持自己的看法。最後，還是按彭德懷的意見打的第五次戰役。韓戰結束後，向軍委匯報作戰情況，幾個老帥都參加了。作戰情況是鄧華匯報的，後勤供應保障是洪學智講的。最後，彭德懷作總結性發言。他說：「今天看，打五次戰役時，洪學智要把敵人放進來打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我沒有採納。」就這件事，有人做文章說：看!彭德懷多麼器重洪學智!彭德懷可是只罵不表揚的!就你洪學智是個例外!
第三條罪狀是朝鮮給彭德懷授勳之後，有一次在志願軍黨委會上，彭德懷講了一段話，他說：「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勳章從大後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我只是作為代表去接受這枚勳章。」彭德懷之所以這麼講，是說後勤供應保障對前線作戰的極端重要。因為志願軍遠離祖國，戰線很長，後方運輸又遭到敵人的狂轟濫炸，作戰物資的補給十分困難。每一次戰役，
每一個作戰想定，都不能不充分考慮作戰物資的供應保障情況，都不能不受到後勤的制約。因此，作戰取得了勝利，彭德懷對後勤保障和供應看得很重。他的話，是對全體後勤人員的莫大獎賞，也表現了彭德懷的偉大和謙虛。這也成為別人批判洪學智的「把柄」，說：「你看彭德懷多麼器重你洪學智，連朝鮮授予的勳章都想讓給你。」
此外，再有一條罪狀，就是說洪和黃克誠長期在一起。這不假：他倆在新四軍三師時在一起，在總後又長期在一起。這就罪加一等了!
軍委擴大會議之後，總後又開了一個星期的會，要他交待問題，肅清他的影響。會上也沒揭出什麼問題。以後，撤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也撤了黃克誠的總參謀長職務。1959年10月，洪學智被免去總後勤部部長職務，下放到東北吉林省當廳長。
對萬毅的揭發和批判，也比廬山會議上有了發展。最為可笑的是，有人揭發他在西安事變時，把東北軍內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了東北軍一二○師師長趙毅。其實西安事變時，萬毅還不是共產黨員，怎麼會有共產黨員的名單呢!而且當時趙毅還活著，找他核實一下不就會明白了。但是沒有人核實，只管將大帽子扣在他頭上了事。
9月11日下午，在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會議上，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的林彪宣布了對萬毅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保留中央候補委員)。決定出來了，但是批判並未結束。軍委擴大會後，國防科委和裝備計劃部全體幹部及總參、總後有關單位代表共220人，開會對萬毅進行揭發批判，批判會持續了25天，最後給他作的結論是：「犯了反對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錯誤」，「是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重要的成員之一」，「是彭、黃反黨集團篡奪國防新技術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偽君子、陰謀家、兩面派」，「是嚴重的教條主義者」。從此，萬毅離開了工作多年的崗位，離開了軍隊。
被撤銷了職務的萬毅將軍，只能足不出戶地待在家裡。直到1960年3月的一天，中央組織部找他談話，指定他到陝西省委，接受工作分配。這沒有商討的餘地，他也沒有別的想法，二話沒說，於4月12日，帶著全家從北京到陝西省委報到。陝西省委決定他到省建委任副主任。他當時也是帶著一種今後要好好工作來彌補過失的心情，總想盡力把工作干多一點，干好一點。所以，分工一定，6月初，他就帶著計劃處的同志，先到寶雞市幾個工廠去了。
可是，剛到11月中旬，又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命：由省建委副主任，改任省林業廳副廳長。為什麼改任?後來才知道，中共西北局的一位領導到西安檢查工作，得知萬毅在建委任副主任，
便說：「這麼一個右派，怎麼能做這項工作?這樣使用不當。」省委就讓萬毅轉到林業廳去工作了。
萬毅仍是抱著積極工作改正錯誤的心情，對幹什麼工作並不在意。況且自己也沒有挑選工作崗位的權力。接到新的任命後，他立即就到林業廳報到。因為廳長很能團結人，萬毅在那裡還算順心。他積極工作到1965年，省農業廳和林業廳合併為農林廳，萬毅仍任副廳長。這使他有機會到下面的人民公社進行調查，了解一些當時農民的實際生活情況。可是，沒有多久，他又被調去參加「四清」工作，被分配到水利廳和農林廳下屬的幾個工廠搞「四清」。
在這期間，他心中也盼望著能對自己的「問題」有個說法。1964年，毛澤東在一次針對「二十三條」的講話中說：「真正跟彭德懷、黃克誠跑的不就是那麼幾個人嗎?」他指的是鄧華、洪學智和萬毅等人，這是又一次給這幾個人定性，而且讓全國上下盡人皆知。萬毅又失望了。其實，他對弄清這個冤案本身，並不抱什麼希望。只是想能在這裡安下心來，能在林業這個專業上做點工作，出點力，也總算是盡了一份心。
洪學智：從上將降到廳長
1960年5月，洪學智被下放到東北，安排在吉林省農業機械廳當廳長。調離軍隊，離開北京，來到東北，降職安排工作，
巨大的落差讓人不覺為他擔心。有人曾問過他：「從總後勤部部長到一個省的廳長，你不覺得虧嗎?」
洪學智心中很坦然：「我參加革命就不是為當官，有利於革命工作我就干。戰爭年代，包括抗美援朝戰爭，每個人都時刻準備為祖國光榮獻身，哪裡還有心思想將來做什麼官?即使到了和平時期，不論做什麼官，幹什麼工作，還不是為了把國家建設好，讓祖國強大起來，使人民富裕起來過上好日子。我從一開始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走，就是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被降職使用，我也並不覺得有多懊喪，只要有工作干，能為黨和人民繼續做事情，也就別無所求了。」
平靜的心態使洪學智對工作總是充滿熱情。特別是對東北這片土地更是充滿深情。在這裡，他參加了整個東北解放戰爭，並曾率部圍剿土匪，使這片肥沃的黑土地回到人民手中。抗美援朝作戰，這裡是志願軍的強大後方，前線需要的作戰物資從這裡源源不斷地運往前方。不知多少次，他從朝鮮戰場到北京匯報前線情況，又從北京帶回毛主席、黨中央對作戰的指示，每一次，都要路過東北這片土地。在這片沃土上，留下他多少來去匆匆的腳印啊!他在心中深深眷戀著這片富庶的沃土。現在，他作為一個建設者而來，也絕不愧對這片美好的土地。
作為農業機械廳廳長，對實現農業機械化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與廳里其他領導和工程技術人員，下到縣、鄉、村調查，了解農民的需要，制訂發展農業機械的規劃、步驟、辦法。在每個縣搞了一個農業機械廠。他還找有關部門，千方百計從德國引進了一台收割機，把廠子建在四平，從全省農機系統抽調精兵強將，把這台引進的收割機全部拆開，研究其構造原理，然後再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地組織生產，終於製造出了國產的收割機。經過幾年的努力，吉林省農業機械生產能力和水平上了一個新台階，所生產的農業機械不僅能滿足本地、本省的需要，而且有不少產品還銷往其他省市。當時的省委、省政府和國家農業部對農機廳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農機廳的工作是開創性的，為實現農業機械化做出了貢獻。1962年，省里進行機構精簡，農業機械廳與重工業廳合二為一，稱重工業廳，洪學智被任命為重工業廳廳長。
下放東北，從農機廳到重工業廳，一晃六年。在這期間，洪學智接觸到了新的行業，學到了新的知識，與工人、農民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從內心愛上了這新的工作崗位。
鄧華：申訴報告還是不寄為好
鄧華到四川後住在成都市前衛街44號。1962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來探望時，給他透露道：「中央發了文，過去運動中對黨員和幹部處理錯了的，要加以甄別平反。你對給你的處分有什麼意見和要求，可以談談。」
「我的問題毛主席清楚，中央清楚。」鄧華略有躊躇後表態了，「處理過了，沒意見，沒要求。」
然而，李井泉的造訪，還是引動著鄧華思想深處的波瀾。李井泉的話引起鄧華內心的波瀾。鄧華決定向黨的總書記寫一個報告，在肯定犯有「錯誤」的前提下，要求黨中央給一個書面結論——因為對他的處理，僅僅只由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口頭宣布，未有任何文字表示。
報告在家裡擱置了一個星期，鄧華反覆思考著。如果彭案不翻，鄧案也是翻不了的，這個報告發出去，搞得不好，還會惹出新的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報告還是不寄為好，最後忍痛將報告銷毀了。8月，鄧華到北京出席了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這是他1959年事件之後第一次出席黨中央的會議。他仍然保留了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之職。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繼續強調階級鬥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一步發展「左」傾錯誤。
正在進行的甄別平反工作，被毛澤東斥之為「翻案風」，他說：近來刮平反之風不對，19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他還明確表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
會議組織了對彭德懷的新的批判。
鄧華再一次被迫違心地參加對彭的批判，並表態要繼續同他劃清界限。他的心中是極度痛苦的。他為彭總和他自己的甄別平反無望而沉痛，也同時為繼1959年廬山會議中斷糾「左」進程之後再一次中斷糾「左」，而會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而深深擔憂。
參加八屆十中全會回來，鄧華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肺氣腫病加劇，而且伴之以嚴重的消瘦，有段時候一個星期減少體重一斤，到1962年底，由正常情況下120斤下降到只有72斤。
經過多方檢查，確診消瘦是由甲狀腺功能亢進症引起的。醫生說，這種病的一個重要的起因，是承受了過多的精神痛苦。
1963年1月，他不得不住進重慶的醫院，直到1964年4月出院，在病床上的時間長達一年多。
鄧、彭同處一城難謀面
彭德懷到成都後，被安排在永興巷7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鄧華也住在成都，而且就在離永興巷不遠的前衛街，大喜過望，拉起警衛參謀就走。參謀不解地問:「什麼事這麼高興?老總，這是到哪裡去呀?」
「找鄧華去!他就住前衛街。」彭德懷一咧厚嘴唇，開懷大笑。
彭德懷與警衛參謀大步流星地趕到前衛街44號，舉起手就要擂門，可手舉到空中，又硬生生地停住了。他猶豫了一會兒，往後退了兩步，
朝院子裡眺望。在牆外，他能聽到鄧華的孩子們玩耍嬉鬧的聲音，能夠看到院內的玉蘭花開得正盛。然而，彭德懷轉身往回走，依舊是大步流星。警衛參謀問：「老總，到了門口怎麼不進去呀?」
彭德懷沒有回答。
其實也不用回答。他本來就認為是自己連累了鄧華，何必再度連累他……
彭德懷有一個金光閃閃的煙盒。這是南斯拉夫總統狄托送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統帥的禮物。彭德懷知道鄧華愛抽菸，一直想送給他。彭德懷將心愛的煙盒放進保險柜，在煙盒裡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送給鄧華同志。」
鄧華也在期盼著與彭總見面。一次，他從省政府一位轉業幹部那裡打聽到彭德懷的具體地址，傍晚時與夫人李玉芝一起往永興巷散步，希望能碰上彭德懷。根據當時的紀律，不經許可，是不能到彭德懷家裡去串門的。他們圍著巷子轉了幾圈，也沒能如願。此後一連幾天，鄧華夫婦都抱著碰的心理到這裡來散步，他們知道彭總有飯後散步的習慣，可是最終也沒碰上。後來聽人說，彭德懷到四川後一直閉門不出，基本上不散步。鄧華這才死心。
還有一次，鄧華到家住永興巷的省委書記那裡去商談工作，恰好從彭總寓所旁邊經過，他停了下來。但見門窗緊閉，了無人跡，彭總顯然不在家。鄧華不敢久留，匆匆瞥了一眼便趕緊離開。
夫人李玉芝說：「暫時不見也好，被什麼人瞧見了，又說不上會找彭總找你的麻煩呢。」
鄧華沒有吱聲，只是苦著臉一個勁兒抽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