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胡績偉出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執掌黨的咽喉，被譽為胡耀邦改革派的大將。胡耀邦下台後，胡績偉被免職，有了寫文章回憶文革後十年的想法，但因俗務纏身未能如願。六四事件後，胡績偉徹底賦閒，終於動筆，於1991年完成，卻又輾轉難以在中國大陸出版。1996年胡績偉八十歲，文革結束二十年，胡耀邦下台十年時，終於在香港出版。該書胡績偉原取名《借屍還魂》，來源於胡耀邦的一句話——「四人幫要捲土重來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屍還魂還是可能的」，出版時改名為《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記述了十年間與胡耀邦的工作交往、重大事件。最後一章《從可愛到可恨的胡耀邦》，「側重回憶他（胡耀邦）批荊斬棘、開山架橋、勝利前進中所遭到的重重阻擋和種種明槍暗箭，以至於被逼辭職的簡要情況；當然這僅僅是我所知道的一個側面。」以下是該書最後一章節選：
胡耀邦改革派大將胡績偉遺像
「又可愛又可氣」，這是耀邦同志對我的很簡單的評語。有的人故意加以歪曲，說成「又可愛又可恨」。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在耀邦同志領導下工作了七年，我以為可以稱得上是比較親密的同志加朋友。他說我之所以「可氣」，是因為我有時不聽他的招呼，勇有餘而謀略少；當我認為自己有理時，甚至無所顧忌，什麼人都當面爭辯。我想他不可能會感到我「可恨」。
對於某些權威人物來說，在他們心裡，耀邦同志確是一個「又可愛又可恨」的人物，或者由「可愛」變為「可恨」，不然為什麼非把他趕下台不可呢？
說他可愛，當年反對「四人幫」，反對「兩個凡是」，堅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錯案，這樣，他們這些大人物才能從「四人幫」的迫害下解放出來，而且重新登上高位。他們當然深感耀邦之可愛，甚至很可愛。
說他可恨，因為耀邦主張我們的黨，我們的幹部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任何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人的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
這樣，在他們心目中，他的可愛之處在減少，而可恨之處則在增加，甚至成為他們推行新專制主義的政敵。經過幾年的反覆較量，他們終於下狠心用宮庭政變的手段把他打倒。這就不只可恨，甚至到了「誓不兩立」的「可除」程度。
昨日功臣，一日之間就被打成「今日禍首」。他為千百萬人的沉冤大獄平反昭雪，而他自己卻蒙受千古奇冤，最後雖是病逝，實際上也是屈死冤死。
書記背後批評總書記，扣了一頂大帽子
耀邦同志這個報告（《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編者注）得到廣泛的讚許，人民日報根據總書記的報告精神作了宣傳。萬萬沒有想到，胡喬木同志對這個報告卻很反感，他把一肚子火氣都發在人民日報領導人身上。在耀邦講話兩個星期以後，喬木把我（當時我擔任社長）、秦川（報社總編輯）和王若水（分管評論和理論宣傳的副總編）叫去，對耀邦講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批評報社不應該按照耀邦的講話精神進行宣傳。批評重點是不能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改革，特別不能把農村改革的精神根據城市情況去推行，強調反對對國營大企業和文教部門進行改革。
喬木的講話是那樣聲色俱勵，好象把他對耀邦的不滿都傾吐出來了。喬木同志直接領導人民日報多年，他總是要求我們對他的指示要言聽計從，所以我們對他的講話，總是儘可能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進行傳達。這次他講得這樣嚴厲，我們回到報社以後，三個人趕快核對筆記，整理出一個比較準確的記錄稿。現在把它抄在下面，很值得一讀。
喬木同志談話紀要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未經本人審閱）
喬木同志先就人民日報改進工作給中央的請示報告談了幾點意見（最早的稿），說：給中央的報告，雖然有些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是要表個態，以示和中央保持一致。人民日報早就提出來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問題，我已和胡啟立同志談過，你們後來的報告未及看，今天談別的問題。
對中央負責同志個人的批示、談話，不要馬上忙於宣傳，弄得過分不好。前天，北京市委有同志來談，因為有些材料反映的東西與事實有出入，一批，市委馬上作檢討，下級接到批示，明知不合乎事實也不能不辦。十二大黨章都不起作用了。像北京市委有話都不敢說、不好說，應當引起注意。
中央同志有些話是在個別場合說的，根據這些話作宣傳更要注意。不能囫圇吞棗地宣傳，容易出問題。比如對知識分子能不能提倡萬元戶、可以搞第二職業、文教單位也要包，等等。這些，在知識分子中反映強烈。兩種不同的反映，比較積極的同志都不同意這種提法。你們人民日報是否可以提倡萬元戶？是不是也要搞承包，自謀出路？這樣，把黨和國家的機關也搞成自某出路，發家致富。這就引起很大的反感。清華大學張維同志也是市委委員，他反映：要求這樣搞的知識分子是很少的，而且是落後分子。
如果像這樣搞下去，國家機關就會形成散夥狀況。報紙不能「天天轉」。剛剛宣傳了蔣築英、羅健夫，又宣傳搞第二職業，叫讀者如何理解。真正的科學家都是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丁肇中一天就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哪有時間去搞第二職業？記不得哪一國家有一位科學家終身不結婚，人家勸他，他說：我把全部精力都獻給科學，不能再獻給其他了。資本主義的科學家尚且如此，社會主義的科學家難道不應該這樣嗎？何況，我們的科學家，一切的研究設備、研究條件、資料、儀器、物質等都是來自國家的，怎麼能去搞第二職業，去為自己搞收入呢？
人民日報對這點宣傳很多，跟得過快。十二大精神、四項任務、四項保證很少提了，兩個文明、階級鬥爭，更是提得少了。這樣的宣傳，叫讀者怎樣理解呢？
中央某一次會議，哪一個人某一次講話，不能作為宣傳中心。講話的人是臨時講的，但宣傳，就要把前後連接起來。人民日報的宣傳，應注意前後連貫起來，注意宣傳的連續性。黨的政策是有連續性的，不能一下就轉到其他方面去了。比如六五計劃，現在一下就很少宣傳了。
紫陽同志在耀邦同志離京前，曾當面和耀邦同志談過，改革要有步驟，不能一轟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稅。改革要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不能一下都去搞承包。這點不解決，就忙著去承包，就會出問題。承包總要有定額指標，一包就容易提高物價。在北京市，這類問題已出現。現在，大家都想賺錢，國營商店也到外面擺攤子，就提價。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個人要增加收入，企業要增加利潤，如何增加法？有些貨源本來就緊，就無法增加銷售量，只能提高物價。所以商業承包也是很複雜的問題。中央已經通知北京市要劃分範圍，商業改革現在只限於集體商業和個體商業，國營商業改革現在不鋪開。工交企業更不能鋪開。首鋼的辦法不是所有企業都可以實行。北京市對首鋼也有不同意見。很多企業原材料、產品銷路都沒有保證，如何承包？國家都得增加投資。再說，如果首鋼真正翻兩番，就同書記處對首都的四項指示的精神不符，北京的文教、衛生等方面都會受到影響。事情是很複雜的，不能孤立起來看。
紫陽同志在書記處一次會議上提到，對一九八二年的經濟形勢要有進一步的認識。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去年基建規模大大突破，重工業大大上升，輕工業下降，有的甚至是萎縮。這究竟是好現象還是不好的現象？這究竟包含什麼問題？這種趨勢今年上半年如果並強有力地扭轉過來，各行各業都要翻兩番，形勢失去控制，就會出現一九五八年那樣的比例失調。輕工業繼續下降，消費品減少，過一段時間，這個問題就會更明顯暴露出來。
我現在談的這些事現在不要宣傳。等小平。耀邦同志回來以後再研究。這些事比較複雜。
對人民日報，對所有新聞單位，想到幾點意見，就是考慮問題要有理論頭腦。原則問題不能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不能說過頭。耀邦同志臨走前說：這樣下去，大家頭腦發熱，誰也控制不住，會出問題。
我向你們提兩點：一是宣傳要有連貫性。不能把昨天宣傳的拋掉。講話的人可以不聯繫過去，但宣傳就不能這樣，要聯繫，要有一貫性。二是對各種事情要分析。要把各方面的情況聯繫起來考慮，要聯繫起來宣傳，才不致於重犯過去的錯誤。一九五八年就是失去控制。當時，我想控制，曾經提出：政治局委員在外地說的話不作數。比如譚震林同志在外地的講話，我就請示過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說不算數。但是，後來沒法子控制，因為毛主席在外地講了話，新華社、人民日報就只能宣傳，也沒有辦法。當然，當時像「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話，也可以不說。但，這是個別問題，總的說來，那時已經無法控制了。
新聞工作者又要熱烈又要冷靜。情緒要熱烈，思想要冷靜。
耀邦同志在職工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請我修改，我改了一次，臨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還是有問題。現在還沒有定下來，但文件已經發到縣上去了。當然，整個講話是好的。問題是：全文與十二大沒有聯繫，有的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幾個月，十二大還算不算數？我修改時只是一頭一尾加了一點。有些地方我改了，比如加上去要強調試點，按紫陽同志元旦講話口徑修改了。有些工作要等待，不要急。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加政治壓力。但耀邦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這樣，就搞得快了。事情很複雜，互相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問題很大。很多事是原來估計不到的，沒有想到現在壓力這樣大。
現在，哪一方面都沒有訂出幾條槓槓，就是要「改」。耀邦同志這一講話，雖然話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要把承包製推廣到一切部門。這就是很大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問題。
我想向你們提出：把宣傳的基礎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毛主席儘管在實際應用上有不對的，但他還是經常向我、向報社提出，都要講理論。當然，講理論不是講多少條條，不是多少引證，是要在日常宣傳中，在小文章中，都要經常注意不要離開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不要離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現在群眾反映，我們究竟宣傳的什麼主義？
國家企業和農業有很大區別。過去，對個人物質利益不宣傳，甚至反對個人物質利益，是不對頭的。現在又反過來，宣傳得過了頭，把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放在一邊，不行。那何必宣傳蔣築英、羅健夫，那樣，他們反而成為很不覺悟的了。
十二大要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如果這樣，就很難宣傳了。把個人利益強調得過分，把它孤立起來，就成問題。農村已經出現一些問題，如僱工，中央主張不要禁止，過一些時候再看。而國營企業，情況就不同了，一離開全體人民的利益，怎麼搞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因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就是要把國家利益、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當然，「國家得大頭，集體得小頭，個人得零頭」，這個提法很好。個人如果離開了國家、離開了集體，那就不好了。個體經濟可以宣傳，但那畢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嘛。至於「知識分子也可以先富起來」、「第二職業」等提法，已經發生很大的問題。在黨史研究室也發生了問題。這樣，機關工作也無法進行計劃了。實際上把第二職業當成第一職業，熱衷於為外單位寫書，放棄了研究室的任務。他們還說什麼：「這也是為人民服務嘛」，「人民出版社也是黨領導的機關嘛」。
這些話不要傳達，傳達時，只談原則，不談具體的事，只談抽象的原則。
宣傳不能單打一，不能說宣傳改革，就不宣傳十二大，不宣傳四大任務、四大保證。不能春天宣傳一套，夏天、秋天又宣傳另一套。這樣，黨如何領導？《人民日報》作為中央的機關報，就要考慮這些大問題。中央哪個同志講的話，可以只講某一點，但發表的時候，就要前後左右聯繫起來宣傳，不能孤立提出一個任務、一個思想。我看到報社登我在什麼地方講了什麼，我自己就感到很為難。如果這樣宣傳，就必然使群眾思想發生混亂。
毛主席經常講：為了防止左右傾，講防左時要同時提到防右，講防右時要提到防左，才能防止片面性。這些經驗，過去總結過，提醒過，但事到臨頭還是發生，還是又犯。我們要看得長遠一點，要站在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
我想，中央的意見會統一起來的，會得到一致的。以後這類問題經常會發生。不能要求每一個同志講話都瞻前顧後，這是很難的，任何人也做不到。
這些年，北京市花了很大氣力糾正中學校開旅館，糾正醫生私人開業，我們醫院很多醫生都去私人開業能行嗎？現在這樣宣傳，事情就很難辦了。
是要改革，要堅決改革，我決不是反對改革。但要考慮周到。
（秦川同志反映，當時確有把教員到工廠幫助得到報酬當成經濟犯罪的事，當然不應當提在知識分子中也要提倡有人先富起來的口號）這當然不對，也要考慮，也要注意。
但是，都搞承包，就真正是一切向錢看了。
劇團搞承包的問題，首先，劇團是上層建築，首先要解決的是政策方針，不能把文教團體也當成經濟團體。對劇團的要求，首先是政治標準，不是經濟標準。
我希望人民日報在各方面都成為權威，至少在主要方面要成為權威。人民日報應該研究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宣傳不能片面性。你們在理論宣傳改革中，強調進行爭鳴。我覺得這不是主要的。主要還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各種主張要理論化，要講理論，對很多重大問題，在理論上要闡明清楚。你們的副刊，要大大超過《申報？自由談》的水平。你們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但各個方面都超過，還沒有做到。當然，現在條件不同，現在稿子很多，編輯人員水平差的也有。所以一些稿子錯別字都有，事實搞錯的也有。
本來想對人民日報提出個總的要求。人民日報總要有一個根本的努力目標，在幾個主要方面都要成為第一流的，就是在各方面都要有權威。比如在蘇聯，他們常說，什麼事，真理報是這樣說的；什麼名詞，真理報是這樣說法，等等。就是有權威。它確實也有水平。
一九六Ｏ年，軍委擴大會議一個文件里提「聞風而動」。我就對毛主席說，不能聞風而動，風是什麼都沒有弄清楚。如何動？但主席不同意，還是保留這個提法。去年七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首詩，李銳有不同看法。人民日報要把關，要盡這個責任，寧肯暫時受罵。我對主席也提過意見，主席說我把他「逼到南牆」，就是說我向他提意見。後來，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對陳伯達搞陶鑄不滿，他說：陳伯達這人看風，不可靠。還是胡喬木敢說真話。
要堅持，寧肯受氣。
人民日報的報告我再仔細看看。中央討論後再看是不是到人民日報講。
危險的徵兆顯露出來了
我以為，一個書記處的書記對總書記進行批評是很好的，但是最好是對總書記當面講，或者在有總書記參加的高層會議上講。而這次，卻是背著總書記講的，而且是專門向自己直接領導的下級講的。這位一再強調黨性的同志這次是什麼也不在乎了。喬木同志不只批評進行全面改革，批評把承包製推廣到一切部門，而且給耀邦的講話扣了一個「違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責人民日報根據總書記的講話進行宣傳是「頭腦發熱」。
這是一個多麼危險的徵兆！可惜我當時覺悟太低，沒有看出其危險性。當時只認為，這無非是幾位理論權威在反對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沒有重視這是某些政治權威的政治動向。當時只認為這無非是他們對改革開放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這無非是思想理論上的尖銳鬥爭，沒有重視這是二三是年來那條左傾路線又將到來，是新的政治運動和新的奪權鬥爭又快到來。
這種危險的徵兆，恰恰也是兩年前，我已經有一點察覺，但缺乏應有的警惕性。事情是這樣：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社論《用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極左思想》。這篇社論也是黨校《理論動態》的同志在耀邦同志主持下撰寫的。當時，胡喬木等人總想把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扭轉為以反右為主的方針，這篇社論批評了這個觀點，闡明多年來左傾路線影響的危害。這就觸到了那些堅持左傾路線的同志的痛處。他們中有的人就向鄧小平同志告狀，說這篇社論有嚴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說反左，有二十幾處，卻連一處反右也沒有講。」他認為應該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鄧小平同志找了幾個人談這篇社論，認為「這篇社論沒有大錯」，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這就在實際上給那些人以口實，以便他們用「有什麼反什麼」來糾正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因而胡喬木等人好象得到尚方寶劍一樣，決定馬上向全國發一個通報，表面上是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實際上是批評耀邦同志。這時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同志給我打電話，要我承認這篇社論錯了，並勸我不要說這是耀邦同志主持撰寫的；口頭上是說「不要向上面推責任」，實際上是要由我來承認錯誤以便證明耀邦錯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央已經研究撤銷華國鋒黨的主席而改選耀邦作主席。如果真的通報全黨，必然使大家認為耀邦在大政方針上出了錯誤，這就可能影響耀邦的選舉。當時，我還以為他們是贊成耀邦作主席的，所以我還老實地給胡喬木和鄧力群兩人寫了一封信。後來這個通報沒有發，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點作用。
喬木、力群同志：
這個通報牽涉較大，搞得不好會不利於安定團結，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講到人民日報三月十日社論時，曾說過大的問題也沒有，但要彌補一下，我們已經約請高級黨校的同志再寫一篇，說明除了主要克服左的錯誤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問題。另外，錯誤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過關。我認為，再發表這樣一篇文章，十日社論的缺點就得到了彌補。小平同志說，不必再寫社論，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顯然希望不要使份量顯得太重。現在發通報，份量就更重了。
對十日社論，我可以承擔責任。但問題是這篇文章事先在《理論動態》登過，其中有些話是耀邦同志原話，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也講過。而且耀邦同志審閱過一事，早就傳出去了。如果這個通報一發，黨內許多同志勢必要紛紛猜測中央在這個重大問題上不一致。這樣做，顯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還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講，左右都不好，但重點克服左。陳雲同志指出三十年來的主導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錯誤，這一點是明確的。至於具體到下面某個單位，某個人，當然應該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不要不加分析地亂上綱上線，貼上左的和右的標籤。多年來，我們每次政治運動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眾頭上，上掛下聯，都成了路線問題。
通報中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東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動的言論一起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我以為，多年以來，許多人之所以寧左勿右，就是因為什麼「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比右好」。通報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據了。實際上，左的東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結合，「四人幫」就是例子。近來，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動中，許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來的，是同「四人幫」殘餘合流的。近一個時期，報紙每天平均收到十幾封信，猖狂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叫嚷現在變修了，打著保衛毛主席的旗幟，要打倒所謂「中國的赫魯雪夫」。這種情況，值得注意。
以上意見可能不當，請你們考慮。
此致敬禮！
胡績偉
四月四日
（註：信中提到的「承擔責任」的話，是鄧力群的主要助手、政研室副主任梅行同志專門給我打電話說的。他建議我對三月十日的社論承擔責任，不要把責任推給耀邦同志。我答覆他：如果耀邦的意見錯了，那篇社論錯了，我當然承擔一切責任，決不向上推。但是我認為耀邦同志沒有錯，那篇社論總的說來也沒有錯，我就不能承認錯了，不能承擔什麼責任。當時我就想，這是想勸我承認錯誤來說明耀邦錯了。所以我在電話中拒絕了這位朋友的勸告。）
現在想來，我當時的警惕性太低，沒有識破他們的真實用心。為了防止增加他們同耀邦之間的隔閡，我沒有把這封信同時抄送給耀邦同志引起他的警惕，也沒有抄送給其他中央同志。
關於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的討論——胡耀邦與胡喬木兩種對立的觀點
耀邦同志對這一討論的重要性仍然緊記在心，對全心全意為人民的根本思想仍然堅持不放。過了一年多，在一九八一年初，耀邦同志又作了一個重要講話，強調建設四化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根本問題在於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此又發動了一次關於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的重大討論。人民日報根據耀邦同志的講話精神，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發表了社論《偉大前程與實幹精神～論建設社會主義的主人翁態度》。社論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進行過兩次重要的討論。第一次是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第二次是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第一個討論，解決了一個根本問題：真理的標準不是領袖人物的片言隻語，而是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它破除了現代迷信，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對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產生了具體深遠意義的作用。第二個討論，解決了經濟工作中一個根本問題：把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擺在經濟工作首位，對於擺脫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順利地進行經濟調整，起了應有的作用。現在我們提出實幹精神的問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主人翁態度問題，是想進一步明確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經濟工作，我們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們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翁，社會主義事業為了人的解放，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靠人的奮鬥。把這一點明確了，就能重視加強和改善人的工作，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從而對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現四化，產生巨大的效果。」這一重要社論引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加以闡明以後，指出：「從新中國誕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宣布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了，就進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逐步廢除了剝削制，中國人民在解放的大道上迅跑了。」社論說，可惜我們偏離了這個正確的航道，搞了「文化大革命」。「在這一場大動亂中，林彪、『四人幫』大搞個人迷信，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大搞窮社會主義，以致人民群眾在精神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受到異己力量的束縛，積極性和能力都無從發揮。」社論說：「粉碎『四人幫』以後，人民才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可惜有些同志仍然只是在口頭上，並沒有真正從思想上確認這一點。因而除了建立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和分配製度之外，而且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發揮人民群眾的主人翁作用，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的興旺與發達。」社論還指出：「社會主義應該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如果不是這樣，那就變成了林彪、『四人幫』宣揚的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不只是滿足人民的物質需要，還要保證人的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要建立新型的人與人的關係，要培養社會主義新人，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這一重要社論發表以後，引起了強烈的反映，開展了關於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討論，很多基層單位也自下而上地進行了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明確了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創造精神，最後匯集到為社會主義的具體社會實踐中去。
耀邦說，有的人把人民是主人只是停留在口頭上。但胡喬木等同志卻連口頭上也同人民站在對立的地位。在耀邦同志發表這一講話和發動這一討論兩個多月前，胡喬木同志在社會科學院講話時，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人民是上帝」的思想（這話是毛澤東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說的）。他竟然舉例說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三次會議通過了今年的預算，結果這個預算還是要修改，以此證明「人民犯錯誤」。在兩年以後，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到人民日報批判我時，也說過類似的話。他斥責一些人是「人民崇拜」，說中國人口搞得這樣多，不是毛主席不聽馬寅初的勸告，而是人民犯了錯誤，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這話，引起知識界的譏笑。
耀邦同志對人民主人翁的思想，同喬木同志的思想是鮮明對立的。這就更容易理解前面曾說的耀邦同志在這年一月二十日所作的《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報告的精神，以及胡喬木同志二月十六日針對耀邦講話為什麼會表現出那樣反感的原因。
對這兩次討論的態度，不僅表現在對待人民的兩種思想，而且表明在處理這兩種思想矛盾時，喬木等同志所採用的手法不是真正同志式的、與人為善的態度。這種不正常的手法又反過來表明這兩種思想矛盾的尖銳程度，更明顯地曝露了左傾力量同人民存在誓不兩立的矛盾。他們在哲學上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在政治上批判人民的公僕異化為人民的主人，在經濟上批判解放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權利，在新聞上批判強調人民性。他們打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旗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統治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專制主義。他們思想的核心，就是同人民作對，他們以代表人民的名義高高凌駕於人民之上，統治人民，以至鎮壓人民。
如何對待人民，是革命黨變好還是變壞的分水嶺
說到這裡，我還得拉回到提出「四個堅持」時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的思想分歧。當時，很多同志都認為提出「四個堅持」有利於挽回十年內亂後幾乎喪失殆盡的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在人民群眾中、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青年中，的確存在很嚴重的「三信危機」，對黨、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都大大喪失了信心。這自然是因為二十多年的左傾錯誤和十年極左路線把我們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嚴重惡果。經過十年內亂本來應該猛醒過來，痛改前非，認真總結慘痛教訓，批判過去的錯誤，特別是批判毛澤東同志後期的錯誤思想。不僅在思想理論上進行糾正，而且在實際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達到逐漸挽回三信危機的目的。可惜，當時主管思想理論工作的胡喬木，甚至包括最高層的領導人鄧小平，並沒有猛醒過來，而是半醒半迷，仍然擺不脫過去那一套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實際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辦法來企圖維持早已喪失的人心。他們不把眼睛盯在黨的工作和領導幹部作風的撥亂反正和除舊革新上，以便挽回人民群眾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著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責怪他們不應該喪失信心。當時，全國人民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熱情希望新的當權者切實總結慘痛教訓，堅持進行撥亂反正，陸續平反大量冤假錯案，趕快解放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批老幹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熱情奔放地集會慶賀勝利，揭發檢舉林彪「四人幫」的罪行，上訪申訴冤假錯案，一時，各種群眾性的活動風起雲湧。應該看到這是廣大人民對黨和政府從失望轉向希望的表現，是人民的覺醒，是國家的勃勃生機，是大好事。不可否認，在這中間，當然免不了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有兩種反動勢力妄圖興妖作怪。一種是林彪、江青反黨集團的死黨餘孽，他們仍然打著「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走資派」的招牌，妄圖維持封建法西斯專政；另一種是國內外其他反動勢力的趁機宣傳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失敗，妄圖動搖人民的信心，阻撓撥亂反正。顯然，第一種反動勢力在當時是相當頑強的，是主要的；第二種反動勢力是極少數敵對分子的陰謀活動。可惜，我們某些高層領導人在反對「兩個凡是」時，看不到那股極左勢力正是「兩個凡是」的同盟軍，反而誇大其他敵對勢力的危險性，甚至把廣大青年要求徹底肅清「林江反黨集團」的餘毒，要求平反冤假錯案，要求撥亂反正、除舊革新，也看成是少數壞人煽動起來的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對於人民集會、上訪、貼大字報等正當活動，不是站在群眾的前面歡迎、保護其積極性，將其引上安定團結的正道，而是憂心忡忡、惶惶不安，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去加以壓制和打擊。這是他們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舊病復發，是他們錯誤對待人民的面目要求，錯誤對待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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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耀邦同志這時卻是比較清醒的。在對待當時西單民主牆的群眾運動時，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態度是十分鮮明的。這時，他嘔心瀝血，做了很多工作：一、加強黨政機關的群眾來信來訪工作，熱情接待上訪群眾；二、加快平反冤假錯案；三、加緊立法，對群眾集會遊行、上訪請願等立了臨時法規；三、加強宣傳，堅持正面引導；五、布置幾個單位派人深入群眾團體做工作。在第四第五兩個方面耀邦對我作了特別的指導。他專門找我談過話，他說：我們黨歷來都主張站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反對站在群眾之上，他要人民日報社派出幾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幾個群眾自發組織的內部去，引導和影響他們不要誤入歧途，同時對一些用心不良的人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他還親自找這些同志聽匯報、作指示。後來，那些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誣衊這些同志是同壞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來保護這些同志。當時，我還建議把西單的民主牆搬到中山公園，加強黨對這些大字報的領導。耀邦同志試辦一下，後來曾選在月壇公園試辦了一段，但是終於關閉了。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第二次會議的小組會上，耀邦同志曾經很激動地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上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搞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堅持認為我那樣做是從大局著眼想的，即使多數人反對，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於當時逮捕魏京生，他又說：「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能抓人來關。大凡敢於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到現在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你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一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由此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以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同以幾位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為代表的保守力量之間的矛盾已經很深了。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理論問題以外，圍繞著如何對待人民群眾方面，矛盾也是很尖銳的。
記得當時在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廉潔政治方面，我自己經歷過一場令人難忘的鬥爭。記得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五屆二次人大會時，我已經寫好發言稿準備揭發汪東興同志強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了五百六十萬興建自己的私宅。當時的五百六十萬，是高水平的建築。這座汪家大宅就是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辦公處。（可惜現在找不到講話稿，因而時間、錢數可能不準確。）因而在準備會議討論主席團名單時，我就提出汪沒有資格進主席團。誰知道這也惹了大禍，說什麼主席團名單已經政治局安排批准，作為黨員不應同中央不一致。還專門開了人大代表黨組會對我進行批評，說人大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就是說都是拿到人大去通過而不是拿去討論的，我要討論便是錯誤！這種批評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如若這樣，人大這個最高權力機關就成了黨中央的表決機器了。當然，很多同志一直就是這樣理解人大的民主的。
原來，批評我的深一層原因，是我不應該揭露這一重大的揮霍公款、舞弊營私的醜事。在一定意義上說，這種貪污腐敗的作風是任何政黨失敗的一個毒根，也是共產黨墮落蛻化為封建法西斯黨的根源之一。因為反貪污腐敗是我們的整頓黨風的一個主要任務，我決心使人民日報在反對貪污腐敗、提倡廉潔勤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雖然關於勤政殿的事不准在報上公開揭露，可是人民日報在反對官僚主義總題目下還是進行了幾場大的鬥爭，如反對外貿部貪污、受賄事件，渤海二號沉船事件，萃華樓飯莊大吃大喝事件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後在人大會上我作過希望中央機關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作為公園，黨中央的經費預算由人大審議，公布領導幹部的個人財產，公開揭露大的官倒等發言。上述宣傳都遇到很大阻力，我的發言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歷年來，在人民代表大會中，代表們經常發言的主題之一就是反對貪污浪費，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意見最多的也是貪污浪費。設想一下，經過十年內亂以後，如果我們黨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尊重人民的主人翁權利方面，真正下決心艱苦奮鬥、勵精圖治的話，恐怕就不會有一九八六年青年學生反官倒反特權的群眾遊行，也可能不會有一九八九年那樣聲勢浩大的反腐敗反專制的民主運動。當然促成這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原因，並不像我說的這樣簡單，但是我們共產黨人真正堅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應該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起碼條件。
像胡耀邦同志那樣，一片公心，一身正氣，不謀特權，不謀私利，在我們黨的最高領導層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之所以成為被推倒的對象，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總之，如何對待人民，是一個革命黨變好變壞的分水嶺，是一個革命者變好變壞的試金石。為顧全大局，胡耀邦作過很大妥協，但胡喬木等人還是放不過他。局外人看得明白，在耀邦同志艱難招架的情況下，他在一些原則問題上作過很大妥協。別的方面我不熟，就拿新聞工作來說，他的觀點也有很大的後退。當然，這種後退不完全是他的鬥爭策略，而是他幾十年所形成的老觀點的復發。由於他對新聞工作方面的新情況缺乏研究和缺乏集思廣益，他這些陳舊觀念又沉渣泛起。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他在書記處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新聞工作的長篇講話，對新聞工作的性質、任務和基本要求等問題進行了原則性的闡述。事先，他並沒有徵求新聞界的意見，只是在講話以後才把講話稿印發給少數人徵求意見。看來，他事先十分自以為是，事後也不大聽得進逆耳忠言。我和報社幾位負責同志認真研究了他的講話以後，給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簡要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不同意見。以後發表正式講話稿時，有些有所改動，但好些基本思想沒有改，或者改得不鮮明，可以任人作不同的解釋。現在把我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寫的這封信的原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希望這封信，你能親自過目一下。
對你二月八日的講話，提出一些意見，可能是錯誤的，僅供你參考。
一、你多次反對從概念出發、從定義出發，反對演繹法，不知為什麼，你這次講話是從定義出發。我也只好先從定義和概念提幾點意見。
「我們黨的新聞事業」，最好改為「我們黨領導的新聞事業」。科學地說，黨報是黨的新聞事業，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廣播電視部也是國務院的部。軍報、群眾團體的報紙，也不能叫黨報。至於很多經濟信息的專業報，只能說是黨領導的報，不是黨報。所以，最好叫「黨領導的新聞事業」，或是「新中國的新聞事業」、「我國的新聞事業」、「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人民的新聞事業」。
「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如果說的是黨報，那是對的。但我們一千幾百份報紙，不能都說成是「黨的喉舌」。嚴格說，軍報、團報等都不能說是「黨的喉舌」。民革中央的《團結報》，不能說是我們「黨的喉舌」，近千種經濟專業報和五花八門的小報，更不能說是我們「黨的喉舌」。
「黨報是黨的喉舌」，這個話也不完善。「喉舌」只說明了黨報的一個很重要的職能，但不是全部職能。少奇同志曾經說過「黨報是黨的耳目喉舌」，這個說法比較好。是耳目，就要了解國內外大事和各種信息，了解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批評。喉舌是代表黨說話，黨總是先有見聞，才能說話，才能根據實際情況訂出方針政策，才能針對群眾的實際情況很好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所以黨報如果不作黨的耳目，就不能作好黨的喉舌。
說黨報是黨的喉舌，「黨的」也只是一方面。黨報不只是代表黨說話，還要代表人民說話。我們黨是代表人民的，但黨只是人民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不等於人民。一九三〇年，我們黨在上海創刊的第一份黨報《紅旗日報》，創刊號的社論就明確宣布：它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本報是供給廣大勞苦群眾閱讀的，它是一切被壓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論機關，成為他們自己的喉舌」。一九四一年《解放日報》改版社論提出：「使解放日報成為真正戰鬥的黨報機關，同時也就是要使它成為天下人的報，成為一切願意消滅民族敵人建立民族國家的人的共同喉舌。」一九五六年《人民日報》改版社論，也強調「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我們的報紙名字叫作《人民日報》，意思就是說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
所以，我認為，對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如果要下一個定義，對它的性質概括成一句話，是不是這樣說：「我們黨領導的新聞事業，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你強調黨領導的新聞事業，主要任務是向國內人民和國外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這是對的，是很主要的任務。但是，我們黨的政策制訂過程，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辦法，制訂某項政策之前，要了解實際情況和群眾的意見；政策制訂以後，要向群眾宣傳，同時又要在實踐中檢驗，了解實際效果和群眾的反映，以便使之日益完善，或者根據情況的發展變化訂出新政策。一九五六年，黨中央對《人民日報》改版報告所作的批語中說過：「《人民日報》應該強調它是中央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我們黨的各種報紙，都是人民群眾的報紙，它們應該發表黨的指示，同時儘量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這個批語還說，《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不能說都代表中央，「除少數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和少數社論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改版社論說：「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在任何一個社會裡，社會的成員不可能對於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抱有同一見解。黨的和人民的報紙有責任把社會的見解引向正確的道路。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應該採取簡單的、勉強的方法。…有許多問題要在群眾性的討論中逐漸得到答案。有許多問題，雖然已經有了正確的答案，應該在群眾中加以廣泛的宣傳，但是這種宣傳並不排斥適當的有益的討論。相反，這種討論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認識答案的正確性。而且就是正確的答案，也經常需要在群眾的實踐中加以補充和修正。」又說：「在我們報紙上發表的文章，雖然是經過編輯部選擇的，但是並不一定都代表編輯部的意見…這種情形希望讀者認為是正常的。」劉少奇同志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也著重講了記者要到群眾中去考察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或執行中的問題，「要把人民不敢說的、不能說的、想說又說不出的話說出來。」當然，同時也有一個說服和教育人民的問題。總之，報紙的作用是完整地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兩個方面，耳目和喉舌兩個方面，不是簡單的而是雙向的，這兩方面是同等重要的。
三、你在講話中把「新聞」和「言論」沒有適當地加以區別，而完全是混在一起，這可能是造成只重視「喉舌」作用而不重視「耳目」作用的原因之一。如說「新聞是代表黨和政府講話的，是要按照黨的路線和政策來發表議論、指導工作的。」「黨的報紙的重要言論和主要報導，它的基本方針和基本職能，應當是代表黨和政府的，而不是代表編輯或記者個人的。」新聞是事實的報導，記者報導新聞，主要是反映情況，在反映情況的時候，當然要注意用所反映的事實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記者所寫的新聞中某些語言要注意反映黨和政府的意見。但是，新聞並不都是「代表黨和政府講話」，都要這樣，記者承擔不起這個任務的。何況有許多新聞和黨的政策無關。有些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或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指示，記者加以報導，也只是起傳達作用。報紙發表某些「指導性新聞」，也只是通過新聞來傳達中央意圖，也不好說就是代表中央講話。新華社受權就國際問題發表某項聲明，那才是代表政府講話，但這種情況是很少的。
新聞的任務也應該強調傳播各種信息，無論黨、政府、人民，都需要每天從新聞傳播工具中獲得信息，了解國內外情況。在這個走向「資訊化」的時代，新聞工具傳播信息的任務越來越重要。
四、關於新聞自由。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有限制的。我們憲法規定的我們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當然也是有限制的。言論、出版自由不是不負責任、造謠誹謗或煽動叛亂等等，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世界各國的憲法和法律都這樣理解自由的。所以憲法只在其他條文中規定這種自由的範圍，沒有在「言論、出版自由」上加什麼限制詞。我們應當批評對「新聞自由」的錯誤理解，而不能根據這種錯誤的理解來反對或否定「新聞自由」。我們只能在原則上肯定新聞自由，但說明它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不然人家就會說我們不遵守憲法，給人家以我們不准新聞自由的印象，名譽是很不好的。
當然，黨報還要遵守黨內的規定和指示，但是，也不能因為這一點就說黨報不能有憲法規定的新聞自由。黨報除了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之外，還要加上黨的方針和紀律的約束，但是這種約束不得和憲法和法律相牴觸。憲法是黨領導制訂的，黨報應該是維護憲法的模範。你在十二大的報告中也說：「要教育和監督廣大黨員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新黨章關於『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規定，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從中央到基層，一切黨組織和黨員的活動都不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相牴觸。黨是人民的一部分，黨領導人民制訂憲法和法律，一經國家權利機關通過，全黨必須嚴格遵守。」所以，個別黨委的個別規定和文件，如果真的違反了憲法和法律，作為黨報工作人人員，是有責任向黨委直到中央反映意見的。因而，不因為黨報有特殊情況出不能享有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
五、有人說，你主張創作自由，但反對出版自由；而沒有出版自由，創作自由就是空的。我看了你的講話稿，你說：「提到創作自由，不等於作家就有發表任何作品的自由。」從字面上看，這話是對的，但的確可能給人以上的誤解。其實就是創作自由也是應當有限制的，如果是自己寫日記、寫信、寫什麼不供發表的文稿，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就是胡說八道也沒有關係。但是所謂「創作」，就是要為了發表而寫的作品，是要給人看的，無論是客觀原因或主觀原因，都不可能沒有限制。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也不是個人自言自語，而是指發表意見的自由。「作家要求發表任何作品的自由」，這就首先違背了憲法，因為憲法規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憲法反對違犯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憲法規定不能侵犯別人的自由等等。至於編輯部有權決定發表什麼和不發表什麼作品，當然也是有憲法和法律依據的，即使你的作品不違法，也可以因質量不好等等原因拒絕刊登。所以不要給人印象，好象「創作自由」就意味著創作可以不負責任，不顧法律。
自由這個旗子，我們一定不能放棄。在極左思想影響下，很多同志怕自由，好象一說自由就是資本主義思想。我們搞了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字眼，誰要自由，就是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毛澤東同志曾說：「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也」。現代化，就是越來越現代。我們共產黨人的思想世界是「自由王國」，就是極大的自由，那麼自由化有什麼不好呢？說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這事實上美化資產階級，以為他們是最自由的，這顯然是錯誤的。
在你講話中說，我們新聞工作者，只要合乎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又說，在大方面一致的前提下，我們需要的是大力發揚新聞工作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又說：我們的新聞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一定要有獨立負責的精神」。這是很正確的。但是你前面又說新聞部分不能有「相對的獨立」，是不是修改一下這個說法。我們要求的新聞自由，就是這種自由。不要說這種自由不如作家多，不如創作自由大，這樣比是不好比的。這樣比，給人印象就是創作自由大而新聞自由小。
你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自由的說法，在口頭上說可以，如果要印成文件，還是多研究，慎重為好。比如你批評資本主義國家只能在次要問題上才准有不同聲音，在根本問題上是只准輿論一律。但我們也是這樣，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律，只在次要問題上容許不一律，這樣做是完全對的。那麼，為什麼要用這樣的道理去指責人家呢？再說，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內，為了競選，為了黨派之爭，為了各財團之爭，在一些大問題上還是容許不一律的。至於說五十年代美國取締美共，那是三十多年前「冷戰」時期的事，美國新聞界自己也譴責那個時代的不民主。但美國現在仍有一些左派組織，包括極左的組織（所謂「毛派」）。另外，其他西方國家多數都有共產黨，有的力量比較大，如法共、意共、西共。這些共產黨也有自己的黨報。因此，說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就是一種聲音，即使有點不同聲音，那也只是在次要問題上，並且不反映廣大人民特別是下層人民的主張，這就不符合事實。至少，我們總不能說共產黨報紙的聲音也只是在次要問題上不同，不反映人民的聲音。總之，要把這種評價資本主義自由的話印成文字，還是慎重為好。
六、關於民辦新聞事業的問題。我以為從原則上不能反對，只能訂出很多具體的規定使它遵守憲法和法律。因為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又有集會、結社自由，那麼，公民完全依照法律組成一個新聞團體或者其他團體，又完全依照法律申請辦報，我們不能說他違法，不准他結社和出版報紙，只能依法嚴格審查他合不合法，如並無不合法處，只能批准。
在解放初期，我們實際上是「黨報、非黨報並存，國營、公私合營並存」。反右派以後，把主張「同人辦報」打成右派，合營和私營的報紙都停了。這樣作是不是正確，是很值得研究的。香港《鏡報》的總編輯徐四民先生（全國政協委員）就提出想在北京辦一份報紙。從原則上說，如果他正式提出申請，恐怕不能說不批准，只能同他談具體條件。
現在，全國報紙，真正登新聞信息和言論的新聞紙（不算報紙型的文藝刊物）就是一千幾百份，其中有好幾百份是經濟信息報，都是一些人組織一個經濟團體辦的報紙（都是領有登記證的），只能說是民辦報紙，不能說是「官辦」或「公辦」的報紙。而上海幾個十三四歲的小學生結合起來，辦了一個《小主人報》，也是民辦。這是當前已經存在的客觀實際，我們不好從原則上反對「民辦」新聞事業，只能採取積極的態度，去管理，去領導。
七、你講話中關於清除精神污染的講話，好些同志反映，說你後退了，不如你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書記處會議上講得好。我找你那次講話的記錄和仲勛同志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民主人士會上的講話來看了一下。我覺得，在分寸上是有差別的。改成文字，作為文件，希望多多考慮。不然，很容易在文化界造成不好的影響。
八、在宣傳工作會上，你肯定思想理論戰線還是要以反極左為主，在新聞戰線上，極左的影響還是很深的，希望你提一下。
九、第十六～十七頁，關於新聞的幾個「性」。現在的順序是「第一是時間性」，「第二是真實性」。建議把真實性放在第一位。
十、關於參加國際電影評獎問題，你說「不要一股心思盼得獎」，「不要因此就轉變自己的正確方向，去迎合人家的口味，向西方電影看齊。」原則上說，這是對的。但對這個問題應作分析。世界上舉行的電影獎很多，有不好的，也有進步的。我們的電影沒有得獎，不一定都是內容問題，有的可能是藝術問題。近年我們故事片《泉水叮咚》、《沒有航標的河流》、《陌生的朋友》、《城南舊事》、《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舉辦的電影節上獲獎的。這些電影不但內容健康，就是在藝術手法上也沒有迎合西方的口味。我們電影的藝術水平一般不高，這是事實，我們國內的觀眾也是承認的。合拍電影，可以學到人家一些技術。最早是中法合拍的《風箏》，近年有中日合拍的《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中意合拍的《馬可波羅》，這些都是好的，對我們也有利。聽說協議合拍的還有《史沫特萊》（中美合作），不知道有什麼不妥。即使合拍中出現了什麼具體問題，也可以加以糾正，不宜原則上反對。
十一、希望強調一下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問題，這主要是指新的不正之風。輿論對於制裁不正之風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希望重視這個武器。現在過頭的、不符事實的批評也有。但主要的問題，還是批評遇到阻力的問題。
十二、關於「冤冤相報」。我很贊成你的意見，不能「冤冤相報」。但是那些整人的同志，整錯了，至少應該向被整的同志說一句道歉話。另外，因被整錯了，還作了錯誤的組織處分，是不是到適當的時候還是改正一下為好。比如對王若水同志，正式免了副總編輯的職，已經一年多了，他還沒有一個職務，這就不好。
這些意見，可能有錯誤的地方，僅供參考。關於新聞工作，還有一些意見，因你太忙，我就不說了。
此致敬禮！
胡績偉
三月三日
應該承認，耀邦同志這個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在新聞界反映是很不好的，他自己說只能十分之一的同志不滿意，顯然，這個估計是很不科學的，不僅是大大低估了不同意見的嚴重性，也助長了他的自滿和麻痹。
儘管在原則問題上，即在所謂新聞工作自由化思想方面，耀邦同志的看法在向一些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靠攏，可是仍然得不到他們的寬容，反而促使他們加緊動搖耀邦領導地位。國外輿論普遍反映不好，而且認為這一講話發表的時機是有意安排的。五月十日耀邦同志在接受香港《百姓》雜誌總編輯陸鏗的採訪時，陸鏗坦率地向耀邦說：「你的威信在你發表了《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之後，就受到很大的損失！保守的言論與開明的形象是背道而馳的。海外的反響普遍不好，包括陸鏗在內。因此就有這樣一個說法：黨內的一些保守分子，我們不說派吧，他們是故意整你。第一次出國，就有白樺事件；第二次出國，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你前腳跨進澳大利亞，後腳就發表了這個東西！」
陸鏗在採訪胡耀邦以後，於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發表了他長達兩萬多字的《胡耀邦採訪記》，引起了國際上一時的轟動。那些左傾權威大抓辮子，指責耀邦在訪問中說了很多錯話和很多不應該公開說的話。這就表明，堂堂總書記都沒有對記者講話的自由，還談得上什麼新聞自由！當然，耀邦有講的自由，別人也有批評他的自由。但是，至於那些講話應該如何發表，那是記者陸鏗的新聞自由和新聞責任感問題，不能遷怒和加罪於被訪問者。其實，在責怪的理由背後，是他們對耀邦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人民民主和反對左傾勢力的膽識和決策懷著深刻的憎恨。特別是陸鏗的《訪問記》反映了國外認為鄧力群是「見光活」和胡喬木是「文藝沙皇」等等，更是他們把滿腔怒火都燒在耀邦頭上的原因。
耀邦同陸鏗究竟談了什麼，消息封鎖得很嚴，刊登《訪問記》的海外報刊在國內又是查禁沒收的。在一個多月以後，我才從友人處看到港報的一個複印件。使我高興的是陸鏗所反映的海外對耀邦關於新聞工作講話的幾點重要批評，同我兩月前對這個講話提的意見基本相同。而耀邦在訪問中對他的錯誤觀點作了一些改正，也使人民在新聞改革方面的憂慮得到一點寬慰。可惜，我們還是高興得太早太天真了。儘管耀邦在那個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中作了一些原則性的妥協，還把《講話》最後的修改定稿權和發表時機的決定權都委託給了胡喬木，但胡喬木等人還是饒不過他，還以胡耀邦接受陸鏗訪問作為加緊推胡下台的導火線。
耀邦同志是一個耿直豪爽、具有優良的民主作風的領導人，在陸鏗對我黨接班人問題節節追問下，他快人快語，說了一席老實話。陸鏗的《訪問記》中把兩位朋友之間的這些脫口而出的話和盤托出。在我們這樣一個崇尚謹言慎行的古老社會裡，那裡容得下這樣的真言實話！因而惹下了大禍。為那些早就想把胡耀邦趕下台的堅持左傾路線的人提供了強有力的炮彈。
我向胡耀邦提出了最後的諍言，他搖搖頭，連說兩個「難呀！難呀！」
耀邦被打倒以後，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對他還抱著很大的希望，希望即將到來的「十三大」能夠對他作出公正的結論。當他不幸逝世以後，聲勢浩大的悼念浪潮，成為「八九民運」的前奏曲，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是他光輝一生的彩霞反照。
耀邦下台以後，我國的民主運動進入十分艱難的階段。他下台的第一個夏天，我在北戴河休息，常常陷入沉思。有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提起筆給耀邦寫了一封信，但經過再思三思，最後還是沒有發出去。不久，我見了他，把這封信的意思告訴了他。他很沉靜地聽我說，但沒有正面答覆我的問題，只是搖搖頭，連說兩個「難呀！難呀！」使我感到這場悲劇並沒有完。現在把這封信抄在下面，可以反映當時人們對他的懷念和希望。
耀邦同志：
從去年十二月底以後，很多問題引人深思。七月在北戴河休假，想得不少。反覆考慮，還是給你寫這封信。
近三幾年來，感到你的毛病日漸突出。儘管如此，很多同志還是認為你的錯誤並不是很嚴重，更不能成為換你的理由。更令人不解的，是換你的這種作法，是不符合黨的原則的。
看了印發出來的你的檢討，令人失望。是自己的錯，當然應該檢討；人家批評得對，也當然該接受。但是對並不是錯誤的認錯，對不當的批評也默認，恐怕就太過份了吧？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不適當的認了錯，不知你想過沒有：你一個人怎樣委曲求全，是可以原諒的；可是，因而顛倒了是非，對黨的事業的危害，對千千萬萬堅持真理的同志的危害，卻是很難原諒的。
從這次事件曝露出來的重大問題，人們更加感到，在強調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時候，恐怕應該特別強調一下黨的改革，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不知可不可能在黨內先重申一點初步的民主：
一、在十三大的時候，你能不能對這些年來的重大爭論，作一個簡要的發言？比如：主要應該反極左還是反右？主要應該反封建主義還是反資本主義？怎樣才算真正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什麼是我們應該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應該如何反法？對黨內不同意見能不能長期採取這樣壓制和封鎖的辦法？不認真貫徹執行理論上思想上的雙百方針，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夠順利進行下去嗎？等等。如果你認為現在還不是說這些問題的時候，希望你寧可持保留態度，也不要再違心地去作什麼深刻的檢討。本來，像這次換一個總書記的特大問題，事先沒有經過中央委員會討論，事後是不是應該在中央委員會和黨代表大會上進行比較充分的討論？
二、在黨員中討論這次事件時，大都是一邊倒。當然並沒有宣布不容許說不同意見。而這，恰恰反映出問題的嚴重，為什麼缺乏一種民主空氣容許大家說一點不同意見呢？連「寬容」的風度都被批判為自由化！因而，在以後專門組織的幾次大批判會上，也就很難聽到多少不同的意見。對於被批判的對象（如于光遠同志），也是處處限制，不讓比較充分地進行答辯。這同十年內亂相比，形式上是文明多了，實質上還是鬥人、壓人、搞臭人的大批判會。這些，可能你已經無法知道真實情況了。我以為，我們黨是容許有批判人的自由的，批誰、如何批都是可以的；但是同時必須容許被批判者有答覆和反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別人發表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既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真理又在自己手裡，又是在高層領導召集的對高級幹部的批判會，為什麼不能給被批者以平等的權利，容許人家比較充分地進行事實澄清、是非的辯論和理論的闡明呢？既然要發動公開的批判，又偏偏秘密起來，總在背後定名單、編材料、散布輿論、點名批某某人有什麼大錯、是什麼典型，結果，事實又不準確，罪名又不明確，在黨內外引起猜測和推論，加油加醋，把人搞臭。既然是最正確的理論權威，人家又是大錯特錯，為什麼不可以寫出正式的文章，在報上登出來，又讓人家在報上答辯？如果認為確有必要考慮公開的影響，能不能選定一個或幾個內部刊物來刊登這些批判文章，同時刊登被批判的文章的原文，刊登被批判者的答辯文章很反批評的文章？在社會上和報刊上，在黨內和內部刊物上，只造一種輿論，只登一方面的文章，無論怎麼再申明堅持雙百方針，人們也是不會相信的。
三、在十三大以後，不管對你作什麼工作上的安排，希望你能認真研究一下黨的改革問題，這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老實說，在你當總書記的任內，沒有組織大家並親自動手來研究黨的建設和黨的改革問題，這是你的失職，是自食惡果。現在亡羊補牢，還不為晚。研究我們黨的改革問題，你有特別的優越條件。希望你能像一般學者那樣自由地研究問題，自由地參加社會活動。我們對國外的前首腦，是那樣的尊重，以禮相待，對自己的前首腦，是不是也應該同樣寬容呢？
如果連這點民主都做不到，我們的政治改革能作到嗎？試想：在理論、文化、思想、政治領域內，如果仍然熱衷於獨斷專橫，黨同伐異，壓制、打擊、排除不同觀點，致使文壇貧乏、論壇冷落，有識者鴉雀無聲，而宵小之徒，耀武揚威，在這種情況下，講得上什麼政治改革？談得上促進經濟改革嗎？沒有日益改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配為社會主義的，同共產主義更是南轅北轍的。對於我們黨風能改好，國家能興旺，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能實現，人們怎麼能不抱懷疑態度呢？如果十三大以後，這點沒有改進，要挽回人民對黨的信心，恐怕就更難了。
這點，你當然比我清楚得多。本來無需我來多嘴，但作為一位老相識，無非想同你說幾句心裡話而已。如果認為都是多餘之言，那就由你一笑棄之可也！希多保重！
績偉
七月二十五日（一九八七年）
從這封信看出，我實在是太天真了，總幻想著當今的權貴還會賜給人民一點點民主。其實用政變的辦法把一個黨國首腦推下台，還談得上什麼民主？！我們的國家是黨領導一切、決定一切、指揮一切、統治一切的，由黨中央帶頭來搞這種無法無天的大禍大亂，公然整到黨的總書記頭上，要整其他什麼人那就更是在劫難逃了。
鄧小平同志在十年內亂中一再被打倒，威信很高。他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瀕於滅亡的黨和國家得到恢復，開始更新，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可惜他也像毛澤東一樣，也慢慢形成個人迷信，形成一言堂；他也被一些野心家所左右，竟然也對自己的最親密戰友反目成仇。左傾勢力先利用他的左手，砍掉他的右手（胡耀邦），然後又迫使他把自己的左手（趙紫陽）也砍掉。到了「八九民運」時，公然動用坦克來鎮壓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說明這位最高領袖也走到獨裁專制的頂峰了。
在對「八九民運」實行武裝鎮壓之後，一場「文革式」的大規模政治批判和組織清洗運動立即席捲全國，完全繼續和發揚了「無產階級對意識形態領域實行全面專政」，還談得到什麼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制度，但是在以黨代政，黨包辦一切、決定一切的情況下，人民代表大會完全成為黨的下屬組織和政府的附屬單位。黨中央越來越變成破壞民主和法制的專制獨裁的最高權力機關。一個國家發生了震動世界的大屠殺，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委會不能問也不敢問，連開一次緊急會議來議論一下都不行，這樣的最高權力機關，這樣的民主和法制，被標榜為社會主義的高度民主，豈不是玷污社會主義嗎？哪裡有一點民主的氣味呢？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