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老人辭世的消息，將我帶回了辭國前三年的深圳生活。
我認識袁老，不是在他作為「改革先鋒」的人生鼎盛時期，而是在他退休榮養之後，因此可以勉強算作「布衣之交」。因為緣起於《中國的陷阱》（《現代化的陷阱》香港版）一書，有關他與蛇口改革的種種傳說，在我與袁老的數次長談中，只是若有若無的背景。我們的談話，更多地涉及改革的另一面，即權貴資本主義的發韌、成型及其未來路向，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即對黑暗面的討論。
1998年夏天，一位熟人給我帶來口信，說袁庚先生想見見我。我當即告訴這位熟人，我有空去拜訪他，請將我的電話轉告袁老。結果袁老第二天來電相約，下午兩點左右，他的司機開車接我到他府上。袁老隨和親切，也許是因為是布衣相交，談話內容海闊天空。最開始是在他那極為寬敞的客廳品茗聊天，大概是覺察到我的眼光有時不經意掃向客廳那巨大的落地窗，袁老很體貼地讓人將小桌與椅子搬到陽台上，讓我能遠眺大海與那朦朧山影，在柔和的海風吹拂中，不知不覺間聊了兩三個小時。以後，袁老每隔一兩個月會來電，如果我有空，就約個時間見面。大多數時候，是我去他家裡；只有一次，是他來我家，說是來而不往非禮也，也想順便看看我的家。
關於蛇口1980年代的改革故事，有數本書與長篇報導文學專門記述其事。在認識袁老之前，我在蛇口也有一些朋友，比如由《中國青年報》來到《蛇口通訊報》工作的郭建新、魏海田等人。他們談到袁老這位昔日的領導，及其推行改革的各種逸事，基本是尊重中略帶敬畏。但我作為「布衣之交」的晚輩，更多的是感受到袁老那種有如鄰家老先生般的慈祥與關懷。
印像最深的是有次見面時，他提出要陪我逛蛇口。
老人提出之時，我笑著說，蛇口我逛過起碼五六次了，主要的地方我都熟悉。再則，您老身體雖然很好，但這樣坐車走走停停一大圈，我擔心您太累。但袁老說，我陪你看看，那感受可能不一樣。我忽然意識到老人要游舊地，或許是有很多話想說。於是開始了這次由蛇口工業區創辦人親任「導遊」的一次蛇口行。
那天袁老精神極好，每至一處，就講述那建築群的由來。比如那座蛇口工業區第一座賓館（依稀記得叫南海酒店），那早已遊客闌珊的海上世界遊輪，還有那依山而建的龜山別墅。行至龜山別墅時，他談到當時建這簡易舒適的別墅，主要目的是用於接待各方賓客，XXX曾經下榻此處。我告訴袁老，1988年冬，因探訪來深圳的包遵信先生與其他人，來過這裡。次年因陪同馮蘭瑞女士來蛇口考察，在這裡住過三天。曾見過一本住客登記本，幾乎就是80年代中國改革風雲人物的親筆簽名錄，《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們，一大半都曾在這裡下榻。此話勾起了袁老的回憶，此後的談話主題就是關於權力為善為惡的問題。
袁老對我說：「你那本《現代化的陷阱》，主要分析的是權力為惡的問題。其實，權力也能為善。你沒掌過權，不知道權力是個好東西。你看，我們腳下蛇口這塊地方原來是荒地，就是因為放了權，讓招商局作主，然後一片片廠房，一座座高樓，一條條馬路就這樣修起來了，吸納了四方人才，做了好多事情，為鄧小平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好的樣本，這就是權力為善。」
接下來我們討論權力不受限制必然為惡的問題，袁老博聞強記，引證了不少西方名家之名言。末了，他問我看過廣州某報對他的一篇採訪沒有？想聽聽我的看法，我很坦率地對袁老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其時，深圳的媒體早已不能登有關他與蛇口當年改革的訪談。稍遠（不是指地理距離）的廣州能登，已經很不錯了。但是，這種情況下登出來的那篇訪談，只能藏頭露尾，點到為止。回憶蛇口當年之成功，卻不能真正總結蛇口經驗的精髓就是放權讓蛇口自治；末尾總結蛇口之衰落，也無法觸及真正的原因。那原因從淺里說，緣於蛇口的行政地位非常尷尬，它只是為了實踐鄧小平改革理念的一塊「飛地」，深圳市與廣東省都對這塊在自己境內卻無法行使管轄權的「飛地」感到不舒服。有鄧小平護著，沒事。但來自上方的這種保護一弱，各種事情就來了。從深里說，這個體制容不下異端與異質。您老主張言論自由，提出「法不禁止即自由」，倡言政治改革，在體制內看來，已經走得太遠。鄧小平是那一代領導人當中走得最遠的人，您走得比他還遠，這就是問題。中國的改革，本來有一體兩面，有正道與邪道，二者是一對攣生子。所謂正道，就是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您等黨內改革派堅持的道路，大家的設想是由經濟而政治，經由專制到逐步放權的開明專制，再通過開明專制培養民權理念，最後自上而下完成民主化。所謂邪道，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即我在「陷阱」一書中分析批判的那條道。要想一直走正道，必然走向「六四」，挑戰中共的政治合法性與胚胎時期的權貴資本主義，兩條路必然會發生衝突。六四之後，鄧小平處理趙紫陽，實際上等於親手殺死了改革這對攣生子當中的健康嬰兒。改革的未來路向其實基本已成定局。
那天的談話，一直持續到晚上8點半左右。臨別前，袁老對我說，「清漣，你說這番話容易，因為你與這個體制沒有我們這種血肉相連的關係。但對我這樣的老人來說太難了，從青年時期，我們獻身於這場革命，受過不少打擊，也失望過。但不管經歷過什麼，我們這代黨內老人，一生一世都在為這個黨、為這個國家盡力。要在思想上徹底決裂，好比從身上撕掉一塊肉，那種痛，你們這代人不理解吶。」
我告訴袁老，我其實能理解他的心情，因為自從《現代化的陷阱》出版後，我與李銳、任仲夷、李慎之、朱厚澤等老一輩黨內改革派有過多次聊天，他們只要一到深圳就會找我，聊及他們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腐敗與權貴私有化現象的深切擔憂，以及對這種現象一籌莫展的深刻焦慮。因此，我太理解這些黨內改革派老人的心情了。也正是在您及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中共革命這幅20世紀歷史畫卷中曾經有過的光明一面。
2000年之後，我的處境迅速惡化，袁老不時會來電話存問，也總是無奈地安慰我，「一切會好起來的，心情不好來蛇口散散心」。我當時事情也多，加上有警局的老朋友告訴我，袁老其實也是被監控對象，你們二人打交道，會讓深圳市有關方面特別感冒。朋友說到這點，我相信是真實的，因為我與袁老的交往並不見之於媒體，也很少有人知道。既然朋友提起這事，想必是監控得來的信息在警局內流傳。為了不給袁老增添麻煩，我很少再去他那裡，他來電相約幾次，我都推以事情多抽不開身，袁老似乎也意識到一些什麼，很少再邀請我去他家了。
2000年6月，我受邀作為美國國際訪問者訪美後回國，我供職的報社在市委書記張高麗親命之下對我施以撤職降薪不准再發文章的處分之後，我也自覺斷絕了與深圳朋友的一切來往，當然也包括袁老在內。7月中旬在北京參加國務院2000年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後，在北京大學出了個莫名其妙的車禍，我與兒子雙雙受傷，腳骨折斷，在家休息。期間，我接到《萬科周刊》單小海的電話，他告訴我，你應該去看看袁老，他很擔心你，以為你這次去美國，可能因為國內壓力不再回來，再也見不到你了。於是我給袁老打了個電話，相約拜訪。他讓我帶兒子一塊去他那裡。記得那天他親手切了個榴槤招待我們母子，並且說了很多鼓勵安慰的話。當時我去國之意已決，主要原因是不希望兒子生活在一種極不安全的生活氛圍中。但我不忍對袁老談及這點。在袁老送我到樓下時，我請他放心，我會盡力照應好自己。因為不方便，我不會常來看您了。袁老只是緊緊握住我的手，連說「保重」。暮色中，我透過車窗看著袁老身影，心知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晤面了。
2001年6月下旬，我到了美國。在芝加哥大學訪學期間，一個冬夜接到了袁老的電話，我沒有問他從何處得來的電話號碼。雙方噓寒問暖之後，他問我還能回國嗎？我告訴他，我已經無法回去，一是不可能再有工作機會，在國安部門的關照下，不管我到哪個城市，都不可能再有工作，生存會有問題。二是成天生活在監控之下，有個老大哥看著你，幾乎毫無人生之樂。我無法忍受那樣的生活。袁老聽後不再多說，只問我，在美國，你生活有沒有保障？我實言相告，只能一邊走一邊看了。但美國這個地方，人稱插根樹枝都能長成樹，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應該沒問題。袁老聽後說：「清漣，真的很抱歉，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我一點都幫不到你。這輩子，我們只怕是見不上面了。」聽後，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感傷，那晚，竟然失眠。
此後十多年間，因自己這「境外勢力」與「國家之敵」的身份，我從不主動與國內舊友聯繫。如今聽聞袁老以99歲高齡還歸道山，還是不免心中悲涼，因為我知道如今的中國，與他當年為之奮鬥的改革目標相差太遠。蛇口招商局網站上發布袁老逝世消息時，寫的紀念詞是「世上再無袁庚，改革仍在進行」，但無論是袁老還是今天的中國人，包括紀念詞的寫作者，都非常清楚，中國理想主義的改革早已死亡，如今只剩下「改革」之空名。作為中共80年代理想主義改革的象徵人物，袁庚曾承載當時中國人走改革正道的希望；到了90年代中後期，理想主義改革已不復存在；如今袁老帶走的，其實是一代改革親歷者對80年代理想主義改革的最後一絲殘存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