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習仲勛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檔案春秋》2008年第1期刊文《最後一任秘書眼中的習仲勛》披露，某日，時任財政部長薄一波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正在閱讀習仲勛發來的一份關於西北地區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的報告。毛澤東對這份報告十分滿意，他問薄一波：「習仲勛這個同志怎麼樣？」早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說過毛澤東讚譽習「年輕有為」，於是便以此語作答。毛澤東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習仲勛
我從1996年初開始給習老當秘書，直到2002年習老去世，在他身邊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後，又有兩年時間為其整理資料，直到2004年6月調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後一任秘書。
我是他的後輩，他所經歷的滄桑歲月我無法親眼見證，但作為他的秘書，我長期接觸與他有關的人和事，也曾聽他親口講述早年的種種經歷，由此，我對他的一生有了一點了解。
縱觀習老的一生，有兩大閃光點：一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土地革命時期，跟隨劉志丹創建了陝甘邊根據地，為經過長徵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點。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廣東擔任省領導時，他力主制定讓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進行改革開放的試驗、開拓，為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和廣東的改革開放，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大吃一驚，想不到這位「習主席」只有22歲
毛澤東初識習仲勛是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陝北之後，毛從當時農村院牆上張貼的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習仲勛」的名字。當時，陝北受「左」傾機會主義影響，在革命內部進行了所謂的「肅反」，凡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縣以上幹部、紅二十六軍營以上幹部全都被抓了起來，習仲勛當然也無法倖免，與劉志丹等人被關押在瓦窯堡的土牢裡準備處死。幸虧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在此時到達，得知此事後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釋放了劉志丹和習仲勛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澤東見到習仲勛後大吃一驚，想不到這位「習主席」只有22歲，「真年輕」。習老後來對我們說，「如果黨中央、毛主席遲到四天，我們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們的坑都已經挖好了。」
1952年初，習老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正在閱讀習仲勛發來的一份關於西北地區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的報告。毛澤東對這份報告十分滿意，他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麼樣？」早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到毛澤東讚譽過習「年輕有為」，於是便以此語作了回答。毛澤東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習老最早提出「經濟特區」的概念，還為廣東要來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寶劍」
習老是1978年4月到廣東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後又當選為省長，直至1980年12月調回中央。習老主持廣東工作的這段時間，正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這一歷史轉折時期。當時的廣東，在經歷了十年「文革」動亂之後，千頭萬緒，百廢待興。而習老直至來廣東的前一個月，才恢復組織生活。按習老的夫人齊心的話說：「仲勛那時候恨不得沒日沒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時光補回來，多為黨和人民做些實事。」
習老到任後，即到廣東各地進行調查研究，接觸了很多人，了解了許多事。當時，素有「水果之鄉」美譽的廣東，別說荔枝、香蕉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連日常必須的副食品也極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籃子裡多是「無縫鋼管」(空心菜)，更不敢養「三鳥」(雞鴨鵝)。習老曾說過這樣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當時的寶安縣城深圳考察，在沙頭角鎮第一次看到那條獨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邊繁華熱鬧，而我們這邊卻荒涼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邊去就不回來了。他感到很難過。這次寶安之行，對他的觸動很大，他下決心要搞好廣東的經濟。
經過一番調查和思考，習老意識到，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廣東難以有大的發展，調整經濟的關鍵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廣東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不久機會就來了。
1978年11月至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多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習老代表廣東省委匯報了廣東的工作，其中就講到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比如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以便把一些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裝備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同時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以解決鋼材之需，發展支農工業；還希望中央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繫；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便減少不必要的層次手續。這種敢於突破舊體制的大膽構想，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中央工作會議之後，習老又出席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習老曾說過，參加完這次會議，他心裡有底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與中央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決策非常相似。
回到廣東，習老召集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如何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一定要根據廣東的特點和優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先行一步。
1979年4月，習老再度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上習老直截了當地把廣東省委的這些想法說了出來。他請王全國同志(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代表省委發言，建議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管理，建立對外加工貿易區，以利於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資，按照國際市場的需求組織生產。
廣東省委的意見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視，並得到讚許和支持。之後，習老又單獨向小平同志匯報。小平同志聽後說：「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當談到配套資金時，小平同志一揮手：「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5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受中央委託，率領一個由中央有關部委領導組成的工作組到廣東，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並幫助廣東省委起草了一個文件上報中央(即《關於發揮廣東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這個文件給特區定名為「出口特區」。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回應，批准了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並在深圳和珠海兩市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即1979年「50號文件」)。
對於中央的這一決策，習老感到責任重大。他多次講到當時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廣東有了這個權，可以先走一步，充分發揮廣東優勢，也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任務艱巨，缺乏經驗，能否搞好，有些擔心。
為了落實這一決策，習老做了很多具體工作，他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設特區的各項工作，具體研究解決了邊境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等政策問題，並決定從省直及有關方面抽調幹部，增強深圳市的幹部力量。
1980年3月末，谷牧又來到廣州，主持成立特區的會議，會上習老將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區」名稱改為「經濟特區」。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國將「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立經濟特區」。
此後不久，深圳特區開始設立，特區的奠基儀式是由習老親自主持的。
1980年12月，習老調離廣東到中央。這時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各項工作已經初步展開，經濟建設，特別是外貿出口和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較快。一些大的合資項目，如大亞灣核電站、廣深珠高速公路、以補償貿易方式同澳門合作在韶關擴建大型發電機組、向外資貸款建設珠江三角公路橋等，都在進行技術可行性論證或洽談。此後廣東的經濟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習老在調離之前，為廣東要來了「先走一步」的政策，這是他為廣東爭取到的一把「尚方寶劍」。
父子倆相隔25年先後擔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
習老對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而非「言傳」。他性格耿直，一輩子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作風清廉，從不驕縱家人。習近平當福建省省長的時候，回家看望習老，都是畢恭畢敬站在一邊，直到習老發話他才會坐下。前不久香港《大公報》的一篇文章評價習近平「平實低調，謙和大氣」，這也是習家家風的體現。
上世紀五十年代，習老的夫人齊心在中央黨校工作，離家很遠，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中都要八九點鐘了，當時近平的弟弟遠平還在哺乳期，沒有一天不餓得嗷嗷大哭，但即使這樣，習老也沒為夫人換一個離家近一點的單位。後來，為了讓齊心阿姨安心工作和學習，習老硬是讓小女兒安安靠吃奶粉長大。
習家的孩子從小家教甚嚴，眾所周知。用習近平的話說，「爸爸平生一貫崇尚節儉，有時幾近苛刻」。孩子們的衣服從來就是哥哥姐姐穿舊了、穿小了，再給弟弟妹妹穿。有一次近平因為不肯穿姐姐橋橋的花衣裳急哭了，習老出面救急，用黑墨水把花衣裳花鞋子染黑了，再讓他穿。
在齊心阿姨看來，近平的為人特別像他的父親，有些事做得和習老簡直如出一轍。那年，近平離開中央軍委，主動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有次出差，坐的是火車硬座。途中，忽聽有人在車廂里哭，原來是一對逃票的姐妹被逮著了。兩姐妹說是去找父親，實在沒錢買票。近平聽了，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異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兩姐妹年紀很小，穿得也很破，不像撒謊的樣子，於是就主動掏錢為她們補了票。兩個小姑娘非要近平留下地址，說找到父親就來還錢。近平推脫不過，就留了地址。後來，這兩個小姑娘還真拿著錢找來了，一看近平是縣委書記，很緊張，近平趕緊好言安慰，最後不僅沒要她們的車票錢，還又給了她們一筆回家的路費。
如今，父子倆相隔25年先後擔任黨中央的書記處書記，主持書記處的日常工作，這在中共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習老的晚年生活平靜安詳，保持著每天讀書看報的習慣，他還特別喜歡聽秦腔，興致濃時自己也吼上幾句，他是陝北人嘛。現在，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遺願，安放在家鄉陝西省富平縣—那片他所熱愛並拋灑過熱血的黃土地。
習仲勛其人其事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出生於陝北富平的一個農民家庭，12歲那年就加入了共青團，1928年春，他因參加愛國學生運動，遭國民黨當局關押，在獄中轉為中共黨員，當時他還不滿15歲。出獄後，他長期在陝甘地區，1933年與劉志丹等人創建了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是陝甘蘇區最年輕的一位領導人。1935年9月在錯誤的「肅反」運動中被關押，幸被及時趕到的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解救。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關中地委書記。國共內戰時任西北野戰軍副政委。中共建政後，任西北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工作。1951年親自護送第十世班禪從青海進藏。1952年調中央，1953年任政務院(後為國務院)秘書長，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2年9月，因一部名為《劉志丹》的長篇小說，遭康生誣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幫」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前後長達16年之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1980年12月，調中央工作。1982年9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3年後，不再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