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夜幕降臨，華燈初上，阿克瓦紅燈區裡的姑娘們會走上街頭，招徠顧客。她們黝黑的肌膚融進夜色和霓虹燈的繾綣之中。這是西非國家喀麥隆最大的城市——杜阿拉街頭一景，旅居當地的華人將這座城市視作「喀麥隆的上海」。
然而，這些從事性服務的非洲本地女性正面臨「異族的入侵」，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性工作者也徘徊在阿克瓦紅燈區的街頭，四下尋覓。喀麥隆人將這些富有異域風情的中國女子稱作「上海美人」。
「中國妓女的湧入已經成為非洲大陸的普遍景象……如今，非洲已然成為中國妓女的天堂……」2016年2月8日，美國媒體Quartz財經網一篇主角為喀麥隆中國性工作者的報導文章寫道。文章還提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約1.3至1.85萬中國性工作者。她們在中國被招募、甚至被欺騙至這塊黑色大陸，「像中國的廉價商品般」，為生計奔波。她們最先搭乘中國對非援建之便踏上非洲，後又成為與當地交流的另一種前線，直面兩個族群接觸而後迸發出的好奇、敵意及苦痛。
兩天之後，非洲內部人網（Africa Insider）也刊出報導，稱中國性工作者不願意被解救回國，更願意待在非洲，有些人會選擇去加納或奈及利亞等相對富有的國家進行性交易。同時，奈及利亞網站Naij.com等多家非洲當地媒體對同一話題進行了報導和轉載。大量類似「中國妓女軍團入侵非洲」的標題文章，迅速被世界各國媒體轉載，成為了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最新的輿論素材。
然而，無論Quartz還是內部者網的文章，都沒有記者詳細的調查、取證和採訪。數據和材料只有唯一的信源——喀麥隆杜阿拉大學的人類學家納吉奧（Basile Ndjio）年初發表在《城市研究》（Urban Study）上的一篇學術論文。
納吉奧在他的文章中寫道，在21世紀早期，大量的中國性工作者就像中國的廉價商品一樣湧入非洲市場，服務在非華人與當地人，並與當地性工作者產生了激烈的競爭。」
喀麥隆「三里屯」，中國妓女的「溫床」？
杜阿拉是喀麥隆的經濟首都，本地華人稱其為喀麥隆的「上海」。經濟繁榮與商業發達伴隨著娛樂業的興盛。納吉奧的文章對杜阿拉紅燈區有詳盡的描述：「每當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杜阿拉的紅燈區都聚集著年輕姑娘和美麗的熟女，她們沿街攬客，向成熟男性們出售著自己的『性愛之歡』……」
眾多紅燈區中最著名的在阿克瓦（Akwa）。接受搜狐國際採訪時，北京大學喀麥隆留學生特瑞（化名）說，阿克瓦是個酒吧林立，高級賓館匯集之地。她認為阿克瓦的地位相當於北京三里屯。
「如今的阿克瓦已然成為中國妓女們的溫床。許多遊客會驚奇地發現，這裡竟有如此多的中國妓女，她們像本地性工作者一樣站街攬客，搔首弄姿。如果你決定走進阿克瓦的紅燈區，會發現許多華人性工作者圍繞在中國餐館酒店和商鋪的周圍，尋覓著她們的客戶……」這是納吉奧在文章中的描述。
「上海美人」（Shanghai beauties）是喀麥隆人對於中國性工作者們的統稱。納吉奧的文章說，由於亞洲AV和亞洲色情海報的流行，許多喀麥隆人有機會看到年輕亞洲裸模的照片或影像，長久以來，一些非洲人對亞洲女性充滿性幻想。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納吉奧還在雅溫得讀大學，像許多同學一樣，他用中國美女的海報裝飾宿舍。正是這些畫上的女人構建了納吉奧對於亞洲女性身體的想像。在雅溫得和杜阿拉的大街上，亞洲女性的色情圖片隨處可見，這些婀娜性感的身體在非洲男人的心中構築了一條橋，意念中拉近了自己與亞洲女性的關係。
納吉奧的調查訪談中談到了兩個中國女孩的故事。萍（化名）是一個25歲的女孩，年輕漂亮，性情隨和，她來自廣東省農村地區一個貧困家庭。2006年7月，納吉奧在一場豪華晚宴上認識了她。後來，將萍介紹給納吉奧的喀麥隆富商成為了萍的未婚夫。
相較於大部分中國移民，這個女孩說著一口流利的法語。萍在15歲的時候輟學，前往廣東的一家服裝廠打工。2002年，萍20歲，她與兩位遠房親戚遠渡重洋，來到加彭首都利伯維爾，在叔叔開的一家餐館打工。然而，由於無法忍受奴隸般的盤剝，兩年之後，她離開了叔叔的餐館，奔赴喀麥隆，在一個中國人的商店做銷售員。
萍的老闆告訴她，在非洲從事性工作是最快的賺錢方式。於是，像之前的兩個店員一樣，萍走進了這個行業。「最開始，我的客戶僅限於中國餐館和酒吧。找客戶並不難，因為他們大部分人不是單身就是伴侶不在身邊。一次性交易的要價通常在2000到3000西非法郎之間（約20到30元人民幣）。」逐漸的，萍和她的同事們開始進入高檔場所，從事要價更高的生意。「後來，我們去華人按摩院和三溫暖店服務，由於來這裡的人大部分是有錢人，我們能要到一次10000西非法郎（約100元人民幣）的價錢。」
最初，萍並不接受為當地人服務。直到有一天一位喀麥隆律師願意出價40000西非法郎（約400元人民幣）與她共度一小時。這次成功的經歷讓萍改變了對當地男性的看法。從此，她開始為當地的富有男性提供服務。
納吉奧文中說的另一個女孩叫李（化名）。性服務是她的業餘工作。大部分中國性工作者都「躲藏」在華人餐館和商店裡，但李並不甘於守株待兔，每當夜幕降臨，她都會遊走於各個酒吧和街道間找客戶。納吉奧第一次見到李是和一群朋友去Carrefour Elf（杜阿拉一處貧民區）吃牛排。李和另外三個站街女正與一位中年男人討價還價。後來，納吉奧從酒吧服務員那裡了解到，李在一家華人商店做銷售員，晚上才出來接客。她居住在Quartier Village（杜阿拉一處貧民區），是中國的低價性工作者中較為人所知的。
中國「巫術妓女」剝奪非洲男人性能力？
「中國性工作者對於非洲當地的窮人特別有吸引力，因為他們只需花費2000或者3000西非法郎（約20或30元人民幣）即可與中國女人們尋歡……」——早在2009年，納吉奧在他第一篇有關中國性工作者在非洲生存狀態的學術文章（發表在《歐洲發展研究雜誌》（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第21期）中，便曾這樣寫道。
五年之後，納吉奧強化了中國性工作者與當地同行之間的競爭關係。在一篇與上述論文大同小異的文章中，文中提到，當地性工作者中流傳著一個神秘的怪談，她們認為中國妓女大獲成功是因為她們對男人們釋放了巫術。這樣的傳說在喀麥隆廣為盛行，在非洲媒體炒作中更被「發揚光大」。
2008年7月，杜阿拉一家報紙的報導稱一位非洲中年男性與一位中國年輕女人性交時，陰莖被卡在陰道中。過了幾天，喀麥隆另一家小報又爆出，當地一位48歲的計程車司機在與一位中國女人性交時突發心臟病死亡。接二連三的「惡性事件」為對中國性工作者懷恨在心的非洲妓女們提供了豐富的「八卦養料」。她們乘機散布這樣的謠言：中國女人不但用魔法損害非洲男人的身體健康，同時也剝奪他們的性能力。
北京大學喀麥隆留學生特瑞也向搜狐國際證實了該情況的存在。她表示，中國性工作者與當地性工作者之間的競爭確實由來已久，喀麥隆媒體也曾報導過多起中國妓女與當地男性性交時發生的慘案。由於巫術之說在非洲流行甚廣，很久以前就有傳說有些非洲妓女能通過巫術讓男人離不開她們。因此，當越來越多的中國性工作者在商業競爭中「打敗」了當地妓女時，非洲性工作者們就制定了這起散播「中國性工作者會巫術」的謠言攻堅戰。
這樣的做法並非毫無成效，據德國之聲中文網2014年的一篇報導稱，謠言的傳播使得非洲男人對於亞洲女性的興趣已經不如從前。但特瑞認為，中國性工作者會巫術這個說法本身並不真實，「她們更受人歡迎可能是由於中國女性更專業，或者當地人對於異域風情青睞有加，而說她們會巫術只是當地妓女試圖反敗為勝的策略罷了。」
2016年2月，納吉奧的第三篇引發美國和非洲媒體廣泛關注的學術論文發表了。Quartz財經網記者大衛（David Gauvey Herbert）採訪了納吉奧。納吉奧告訴大衛，他對該話題的興趣始於研究生時期。當年，他利用業餘時間勤工儉學，在喀麥隆當地一家賭場做經理。期間他接觸了大量來賭場賭博和玩撲克的中國僑民，從這些人深夜談話和酒後真言中，納吉奧知道了中國性工作者的存在。這些女人都隱藏在中國餐館、酒店、酒吧乃至按摩房之中。
而在接受搜狐國際採訪時，納吉奧稱，他真正開始研究這個話題是受一位律師朋友的啟發。有位律師告訴他，律所辦公樓附近經常有中國性工作者出沒。律師朋友的信息令納吉奧醍醐灌頂，這位長期從事性學研究的人類學者嗅到了這個議題的巨大價值。
在非華人：「純是扯淡！」
在喀麥隆和非洲其他國家的華人看來，像中國性工作者「低價傾銷」等納吉奧文章中的細節和觀點，經不起推敲。
姜先生（化名）在杜阿拉從事香菸生意，已經在那裡生活了四年。對於文中所說的中國妓女比非洲妓女更廉價的說法，他認為納吉奧完全把價格說反了。「這基本是不可能的，黑人的人工費用很便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對於中國性工作者在那裡的普遍價錢，姜先生在諮詢朋友之後告訴搜狐國際，普遍價格是一次性約600元人民幣，包夜約2100元人民幣。
對於納吉奧文中提到說有中國城的商店和餐館會為客人提供相關服務這一說法，姜先生認為簡直是一派胡言。「唐人街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情況，不要聽他胡說。」就姜先生了解，大部分中國小姐在幾家華人開的KTV上班，白天坐檯，晚上包夜。一般服務對象也是當地中資企業華人，服務黑人的很少，與當地性工作者並不存在競爭關係。
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從事服裝批發的宋先生也認為納吉奧寫得太誇張了。據他所知，在雅溫得從事性工作的中國小姐一般都在華人開的幾家賓館裡，不同賓館價錢有差別。他曾經聽一個找過中國小姐的黑人介紹說，一次性的價位是10000或者20000非郎（相當於100或200元人民幣）。而黑人站街女比中國小姐便宜得多，一般也就幾千非郎。宋先生說，當地媒體對中國性工作者的惡性報導挺多的，一年前電視裡就播出過一則新聞，說中國小姐給黑人用性藥造成死亡。
同樣居住在雅溫得的阿四（化名）經營旅行社。他告訴搜狐國際，在唐人街附近確實有中國女性從事性交易，但主要是在幾家KTV和華人開的賓館裡。價位還是比較高的。阿四主動要求看學者的文章，看完之後表示這「純是扯淡」。「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都是瞎掰，在一些好點的地方，做一次都是1000元人民幣，哪像他說得，還1000非郎，也就10塊人民幣。跑到這來做一次10塊錢，那不是腦子有病嗎！」
納吉奧在2009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中還提到過一個細節，在杜阿拉的兩個貧民區中，聚居著很多貧窮的中國人，他們普遍從事修鞋，賣菜或者廉價的性服務等工作。被派往埃塞工作的董小姐認為這簡直不可思議，無論中資企業，還是個體戶來開工廠或者開公司，在非洲做底層基本是不可能，更別說來從事廉價的性服務了。
中國非洲研究學界對納吉奧的研究也多有批評。
據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海方介紹，納吉奧最早拋出這個話題是在2007年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當時，大家從他的研究方法論、真實性上就給與了很多批評，沒想到這麼多年他還在做這個話題。」劉海方對搜狐國際表示。
對於納吉奧近日發表的論文，劉海方教授認為，它比前兩篇有所長進。該文確實開始從「跨國經濟」、「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化」等學界熱詞的角度去思考了。對於本地妓女與外來妓女利益之爭的動態變化也是不錯的討論。但劉海方認為，這篇文章最大的問題還是方法論，缺乏嚴肅的數據和訪談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賀文萍教授也對該文章結論的真實性表示不信任。賀文萍認為，這一話題的調查研究難度非常大，由於語言和文化障礙，一個非洲人要獲得中國性工作者的信任並讓她們吐露真言的可能性很小。「在這種情況下，他調查取樣的方法是什麼，統計數據是如何獲得的，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對於納吉奧所說的中國性工作者和當地性工作者存在競爭的問題，賀文萍教授對搜狐國際表示，就她聽說的情況是，由於種族歧視和擔心感染愛滋病等因素，中國性工作者通常服務對象是當地華人，因此與當地人應該不存在太大的競爭。
憤怒的本地妓女遊行抗議中國人入侵？
但喀麥隆留學生特瑞說，納吉奧文章中描述的一些信息是真實的。
比如本地性工作者與「上海美人」們的競爭確實存在。中國性工作者湧入阿可瓦地區曾一度迫使當地性工作者轉戰陣地。2006年7月初，當地媒體報導稱，這些憤怒的本地妓女舉行了示威遊行，組成團隊來守衛她們的「領土」，其中有人甚至威脅要進行性罷工以抗擊中國性工作者不公平的競爭。
在這次遊行中，當地性工作者襲擊了阿可瓦地區的多家中國按摩院和三溫暖房。一些住在客廳的中國性工作者甚至被本地妓女拖出來毒打，並扒光衣服。遊行的人群毫不猶豫地洗劫了中國小姐們的公寓。當地一家法文報紙說，年輕的中國小姐和本地妓女都在痛哭流涕，獵奇的男人們站在一旁「欣賞」此番場景。這件事使當地人大為震驚，許多喀麥隆人非常驚奇竟然會有中國女孩做這樣的工作。
在接受採訪時，特瑞也強調，自己並沒有對該話題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但她的觀點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喀麥隆人的看法。
對於當地人去中國城惠顧中國餐廳和商店買東西時順便「尋歡」，特瑞表示她確有耳聞。但她了解的情況是，如果當地人想找中國小姐，去某些中國人開的餐廳或者商店可以讓店裡的經理幫忙聯繫服務。因此，並不是餐廳和商店本身提供性服務，店家也不會提供性交易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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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瑞認為，納吉奧文章中引述的部分信息仍需確認，有些內容是謠言是宣傳用語，並不客觀。比如，文中說，年輕的中國農村女孩來非洲從事性服務賺的錢，可以抵消中國援非費用。她認為，說這些話的人並不了解援助條款。並且，這些不見光的生意不是中國政府行為。
特瑞第一次來中國是2014年，作為桌球運動員到杭州參加比賽。2015年再次到中國時她已經在喀麥隆教育部工作了。「中國是一個發達的國家，這裡的中國和我在家鄉看到的中國完全不一樣。」特瑞說，她在家鄉真的會看到一些中國窮人。雖然她知道，中國是一個比喀麥隆發達的國家，但在來中國之前，她沒有預料到，這個國家居然這麼發達。
那麼，如果中國小姐在非洲的價錢真如納吉奧所說那麼低，她們為什麼不在中國做這個工作，而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他鄉呢？特瑞表示，納吉奧並沒有撒謊，她確實聽說有中國小姐只需要2000或3000西非法郎，特瑞說可能這些人是被騙到非洲被迫從事性交易的。
非洲人有沒有可能將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性工作者誤認為成中國人？特瑞說，一般不應該存在這樣的情況，但也不能排除可能性。因為大部分非洲人無法分辨亞洲人來自哪個國家，也聽不懂亞洲各國的語言，他們會將大部分亞洲人都稱作中國人。
而納吉奧則稱：哪怕非洲人無法在大範圍的人群中辨識每個人來自哪個國家，但如果和這個人面對面交流，不可能愚蠢到將印度人、越南人、泰國人或者韓國人誤認為成中國人。並且，納吉奧強調，來過非洲的人都會發現，中國移民占據了在非亞洲移民的95%。根本沒有越南人、韓國人、印度人或者泰國人的聚居區能像『中國城』那樣遠近聞名。」
喀麥隆的 HIV病毒感染率曾持續上升，一度高達20%，但這一數字近年來持續下降，2009年為5.1%。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發布的統計數據，2009年喀麥隆全國共有61萬名HIV病毒感染者，其中15歲以上的HIV病毒感染者有55萬人。新華社
冷戰時期就有中國妓女進入非洲？
納吉奧接受Quartz財經網記者大衛採訪時說，中國性工作者首次踏上撒哈拉以南的土地是在冷戰時期。
1973年，中喀關係正常化。1987年中方援建的拉各都大壩（Lagdo Dam）在喀麥隆北部開工；中方援助的Mbalmayo醫院和Guider醫院也相繼在1985年和1986年開工建設。大批中方醫療隊、軍事專家、工程師和機械師進入喀麥隆，上百名中國工人加入了援建隊伍。然而，這些工人們普遍是只身前往，並未攜帶家屬。除了繁重的勞作與思鄉之苦，他們還面臨如何解決性需求的問題。
納吉奧在文章中說，援建初期，由於華人女性匱乏，大部分中國移民會在當地性工作者中尋找慰藉。但逐漸地，開始有中國性工作者來到非洲。最初，她們的服務對象僅限於中資企業華人，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沒有喀麥隆人意識到中國性工作者的存在。
2000年，第一屆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其後中非貿易迅速增長，如今，中國已經連續六年穩居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國。更多的貿易不只帶來了中國商人和廉價商品。像泰國和菲律賓這樣的亞洲國家一樣，越來越多的中國性工作者為了提高生活水平漂洋過海。
同時，中國的生意人和他們的非洲合作夥伴也意識到，性服務是一片有待開發的市場。於是，向那些對亞洲女性充滿性幻想的非洲黑人們出售性服務逐漸成為了一個新興產業。特瑞向搜狐國際證實了該情況的存在。「最初大部分中國妓女只服務於華人，並且是在高檔的酒吧和賓館中，非洲當地人難以接觸。然而幾年前，這一現象有所變化，已經有本地人可以接觸到中國妓女了。」
一位曾在獅子山工作過的華商向搜狐國際表示，的確有中國性工作者為黑人提供服務。這位商人說，他曾經在獅子山認識一位很美麗的中國小姐，經常流連於各大昂貴的賭場。不僅有中國人找她，她在當地有錢的黑人間也頗受歡迎。後來，這位美麗的妓女因感染愛滋病去世了。而商人的一位朋友因為找過這位妓女也感染了愛滋病，在該女子離世兩個月後，他的朋友也撒手人寰。
然而，中國性工作不願服務當地人的情況並沒有完全消除。《加納時報》2009年時就曾報導稱，有在非洲的中國性工作者表示，當地人被隔離在中國性產業之外，有中國妓女被老鴇告知不可以與黑人男性發生關係。
納吉奧的文章對中國性工作者有一系列的評價。他認為，中國性工作者的到來改變了非洲男人對亞洲女性的觀點。這些年來，非洲男性逐漸對中國女人失去興趣。納吉奧說，他的很多受訪者表示，中國女性無法滿足他們的性需求，很多中國妓女是被動的性伴侶，不知道如何讓客戶達到高潮。他的文章稱「上海美人」被動、沒有熱情，與亞洲AV的女性相差甚遠。納吉奧的一位受訪者這樣評價：「大部分中國女人遠看都有不錯的身材，但走近一看就會發現，她們並沒那麼年輕，她們胸部下垂，平的像男孩子一樣……」
喀麥隆留學生特瑞認為，納吉奧文中的評價並不客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評價，喀麥隆人對中國性工作者並沒有一個主流的觀點，納吉奧只說了一部分人的意見。」
對於特瑞的指責，納吉奧認為，這種評價是對他的誤解。他說自己文章中對「上海美人」的負面評價大部分取自當地性工作者，而這些人由於面臨來自中國妓女的競爭，本能表現出反擊情緒，甚至會惡語相加。同時，納吉奧向搜狐國際承認，給中國小姐貼上「巫女」的標籤是當地性工作者阻止黑人男性與「上海美人」們交往的策略之一。他認為自己是否認同當地性工作者的說法並不重要。「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我的主要職責是不夾雜個人色彩地記錄事實，將當事人的價值觀呈現在調查中。我是否認同或支持她們與學術並無干係。」
1.3萬-1.85萬中國妓女入侵非洲？
在納吉奧引發的中國妓女媒體風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關於中國性工作者人數的說法：「撒哈拉以南非洲從事性工作的中國女性目前多達1.3萬至1.85萬人。」
率先報導這一數字並引發非洲媒體轉載潮的Quartz記者大衛在接受搜狐記者採訪時說，納吉奧並未向他解釋這一數字的來源，他覺得納吉奧是估算得來的。而在接受搜狐國際的詢問時，納吉奧同樣迴避了這一問題。
納吉奧認為，儘管他沒有對其他非洲國家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但從非洲各國當地媒體的報導看，中國性工作者與本地性工作者的競爭普遍存在。在2007和2008年間，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就曾報導稱，加納的本地性工作者舉行示威遊行，抗擊中國女性搶占本地市場。納吉奧表示，在非洲的低端性交易市場上，中國小姐與本地妓女之間的競爭如火如荼，異常激烈。
無論「1.3萬至1.85萬人」這個數字是否真實，中國性工作者出現在非洲都是不爭的事實。可資參考的是，近10年來，公安部派員赴非洲解救被拐賣婦女的案例越來越多，在中文媒體報導中，這些不幸的女性幾乎全部被迫從事性服務。而解救案件頻發的國家，大多是中資企業和中國商人人口比較密集的國家，例如奈及利亞、南非、安哥拉、加納等國。
老張（化名）是奈及利亞一家中國家具廠的小班長。他從2007年就來到了非洲。四年前，他在一家中國人開的賭場做起了廚師，在那段日子裡，他和納吉奧一樣目睹了中國性工作者背後的故事。
老張所在的賭場不算大，也就兩三台博彩桌，賭場的工作人員和賭客們基本都是中國人。在賭場開放的時候，經常有老鴇帶著幾個小姐來賭場尋找「獵物」。因為從事該行業的有好幾個團隊，每次來的還不是一幫人。老張說，她們身上散發著不一樣的氣質，舉手投足都風騷得很，眼神隨時在勾人。在這方面，男人有著天生的好「嗅覺」，每當小姐們進入賭場，哪怕是不說話，賭場的男人們也能很快知道究竟來了什麼人。一般情況下，這些中國小姐們會通過經驗判斷有誰願意和她們做生意，然後和人上前攀談，有時候會聊聊天，而有些時候大家都心領神會，便可以直接談價錢，進入正題。有些男人不捨得花錢找中國小姐，但可能會上前搭訕，說幾句風騷話過過嘴癮。
據老張向搜狐國際介紹，有些小姐住在中國城附近的老房子裡，房子是她們的老鴇幫忙租的。老鴇的主要職責就是幫著小姐們聯繫生意，而帶著她們去賭場、酒吧尋找客人也是生財途徑之一。除了這些分散的團隊外，當地的一些酒店和KTV也會招募自己的性工作者。老張就曾聽人說，有些提供性服務的酒店或KTV規定，誰能從家鄉帶回一個小姐，獎勵一萬元人民幣。
據老張了解，這些被從家鄉帶來的人在國內一般也是從事相同的工作，來非洲就是為了賺更多錢。因此，價錢也比在國內貴一些。一般來說，一次性交易100美元（約650人民幣），包夜是200美元（約1300元人民幣）。如果要來男方的住所進行服務，嫖客需要報銷小姐的路費和吃住，這樣價錢就還要更高。而一般工人畢竟不是富裕階層，來非洲為的是賺個辛苦錢，並不願意把錢花在這樣的地方。因此，有些工人就算想找中國小姐也礙於囊中羞澀，只得作罷。
相較於高價的中國小姐，非洲姑娘就便宜的多，一般一次交易只需500奈拉（約17人民幣）。老張所在的工廠附近有家黎巴嫩人開的超市，離超市不遠有一家本地妓院。這家妓院就是家具廠的工人們解決生理需要的主要場所。他們經常幾個人搭夥「去超市」，而所謂去超市，也就是去超市附近的本地妓院逛逛。但非洲流行的愛滋病也令他們與當地妓女性交時分外小心，工人們一般都要採取多層防護措施以保證人身安全。老張說，他在酒吧也見過當地的高檔妓女，她們會跳脫衣舞，一般服務一次是10000奈拉（約300多人民幣），但這個價位比一般的中國小姐還是便宜不少。
老張記得，2007年他剛到非洲的時候，從事性服務的華人商戶也就一兩家，這些年來越來越多。一方面是由於華人逐漸增多，另一方面也和當地娛樂產業日漸發達不無關係。時代的變化不僅給非洲帶來了更多的中國性工作者，連性工作者與客戶的溝通方式都隨著科技的發達更加便捷。當夜深人靜的時候，老張怪寂寞，打開微信，打開「附近的人」，發現百分之九十的女性都是拉生意的小姐，有時候他也會和她們加個微信好友聊聊天，排解一下寂寞的苦楚。
然而，在非洲的中國小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有些年輕漂亮的會被老闆們連續包養幾個月。也有當地有錢人或者官員願意包養她們。這些人通常二十多歲，長得有些姿色，長期出沒於昂貴的賭場與酒吧之間，尋覓著自己的金主。老張說，這些高級妓女一般在微信「附近的人」上是看不到的。當然還有一些年老色衰的人，在中國人中沒有市場，可能會服務於不算富有的黑人。老張曾聽當地工人說找了一個中國女人，花了2000奈拉（約65元人民幣）。而這樣的價錢對於普通非洲人已經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了。
「也許他們是被騙到非洲的，這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
納吉奧在2004年發表的論文中引述了一位當地性工作者對中國人的不滿：「中國人讓我們生活艱辛。你想開家髮廊，開發廊的有中國人；你想賣蛋糕和甜甜圈，你會發現中國人也開始做這樣的生意；你想做個小生意，發現中國人已經走在你的前面。哪怕是從事性工作，你都能看到她們。最後，我們簡直不知道在自己的國家還能做些什麼！」
特瑞認為這並不是非洲人對中國人的主流態度，但確實有一部分人對於中國人占領非洲市場不滿意。「在我們國家賣甜甜圈的一般都是窮人，他們以此為生。可現在，居然有中國人也來賣甜甜圈了，我們就會想，你為什麼不在你自己國家賣甜甜圈，卻來搶我們窮人的生意呢！」
2015年，特瑞獲得了政府獎學金，來到北京求學，今年七月，她就要重返故鄉了。現在特瑞更加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中國人在非洲賣甜甜圈，會有中國人在非洲從事一次20元人民幣的性工作。「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更願意在中國賣甜甜圈。也許他們是被騙到非洲的吧，這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
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聯誼總會姒海會長在非洲生活了20多年，曾於2004至2006年間擔任南非華人警民合作中心執行長。在此期間，他接觸過多起南非華人小姐無法忍受壓迫出逃的案例。她們中很多人在來到非洲之前都被告知賺得錢是國內好幾倍，但大部分時候，承諾和現實存在很大差距。經常有人來到非洲後發現受騙上當。
據姒海會長介紹，警民合作中心捕手的求助案子中，有些性工作者是蛇頭從國內招募來到的，以2至3萬元的價錢將她們賣給當地從事該產業的老闆。她們必須在老闆那裡做滿3個月到半年時間還錢，之後才可以獲得人身自由。也有人是老闆從國內直接招募的。這些性工作者的生活環境較差，通常都是幾個女孩擠在一個宿舍里，白天睡覺，晚上出來上工。由於她們語言有限，文化水平不高，生活圈子相對封閉，與當地社會沒有過多的交流。
高樂從2006年起就在南非華人警民合作中心工作，現任該合作中心副執行長。據高樂介紹，中國性工作者來南非的高峰期始於2005和2006年，後期，由於南非當地警方加強了對非法性產業的打擊力度，許多從事該生意的華人店家都關張了。現在仍留下了一些散戶。這些人三三兩兩在一起租個房子，打個小廣告做這類生意。但這種工作還是存在一定風險。前幾年，就有一個中國東北女人莫名其妙被殺，死在房子裡。案件至今沒有破獲。
近些年，毒品開始在底層華人間流行開來，越來越多小姐來到非洲之後沒掙到一分錢，還染上了毒癮。「她們染上毒癮後變得非常可怕，神志不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高樂說。有些人因為吸毒成癮，錢都花光了，無法生存，就向警民中心求助，警民中心會盡最大可能聯繫國內的家屬，聯合當地僑辦、婦女會等機構為她們購買機票回國。
據高樂介紹，2011年左右，有個來自連雲港的小姐，因為長期毒癮，整個臉都是黑的。她精神萎靡，無家可歸，在街上到處流浪。有好心人看到後就把她送到唐人街。但她吸毒吸得已經產生了幻覺，幾天之後又走失了。後來人們再找到她的時候，她的狀態更差，隨地大小便。「我們只能幫她買機票回國，但在飛機上她又大喊大叫，被趕了下來。」最後，這位小姐被送到非法移民遣送中心，被迫戒毒。三個月後，她的神智才稍稍恢復，最後，在警民合作中心和當地僑團的資助下被送回國。
還有些人被騙到南非後，賣身賺得辛苦錢都被老闆捲走了，分文不剩。高樂記得，在2010年左右，他們接到了幾個性工作者的求助，說她們的老鴇在要發工資之前就跑路了，她們幹了三個月，一分錢也沒有賺到。後來，據說這位老鴇由於犯有多項罪名，被從南非強行遣送回國，後被福建公安廳捉獲，如今還蹲在監獄中。
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它們要麼成為非洲本體媒體的真相與謠言混雜流傳的猛料，要麼成為中國媒體上警方海外解救案例的樣板報導。「納吉奧可能是目前全球唯一對該現象進行過學術研究的人。」納吉奧的文章Quartz財經網記者大衛說。
納吉奧在文章中坦白稱，他不會中文，在調查中，他無法直接與華人性工作者交流。大部分華人性工作者英語和法語能力有限，他們之間的對話經常要依靠第三方轉述。很多時候，轉述者的語言水平只處於基礎階段。
納吉奧目前正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行學術訪問。面對搜狐國際記者的多封郵件反覆確認，他多少有些不耐煩，自始至終，他不願意接受電話採訪。
在最後一封採訪回覆郵件中，他解釋稱，他認識的很多中國性工作者最初來非洲並不是為了從事性交易。很多人是被僱主逼迫走上了這條道路。還有一些中國女性從事該工作是為了彌補她們貧瘠的收入。同時，納吉奧也表示，某些事很難說是否合理。「有中國姑娘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美國，在舊金山或紐約的華人商店打工，每小時賺不到5美元的工資是合理的嗎？」
他說：「至於她們為什麼到更不發達的國家從事這個行業，我認為是因為非洲競爭沒有中國那麼激烈。」 （感謝張夢圓、牛格對此文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