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上旬舉行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地位越過張春橋。十多天前亦即1974年12月26日，周恩來再度向毛澤東提出對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的懷疑，起到的正是再設一塊絆腳石的作用。同樣的道理，老謀深算的康生自知不久於人世，而毛澤東也距大限不遠，而接班人有可能落到張春橋和江青之手，又很難從他們的現行表現上做文章，只能就二人"莫須有"的歷史問題向毛澤東進言，以期影響他對身後的接班人事部署。本文摘自2016年3月號台灣《傳記文學》，作者賀越明，原題為《張春橋的"叛徒"之疑》。
1981年，張春橋（右）、李作鵬在特別法庭接受審判（圖源：VCG）
回看中國大陸政治舞台上那出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長劇，張春橋活躍而醒目的身影，是無論如何不能亦不該被忽略的。十來年裡，他春風得意，扶搖直上，身居黨政軍要職，更有上海作為基地遙領風氣之先。如若不是在1976年10月6日那個夜晚，與王洪文、姚文元和江青等人在同一時段被拘押審查，並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被開除黨籍和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他的人生履歷及命運由此而改寫，不知其極左派理論家的角色還會有怎樣獨特的演出！經歷文革的人們大都知道，張春橋不論是作為動亂年代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還是淪為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的獲刑罪犯，一直有個"叛徒"嫌疑的問題纏繞著他，如影隨形，揮之不去，而且至其病死之後。文革結束時，一般民眾議論張春橋也有類似的話語：這個人，一看就像是叛徒！然而蹊蹺的是，那頂"叛徒"的帽子仿若高懸在他的頭頂，從來沒有戴上去。不久前北京某學者發表有關張春橋的文章，也提到他深受毛澤東器重和眷顧，"甚至對黨內一些老人告狀張春橋歷史上是'叛徒'，毛澤東也是置之不理"。那麼，張春橋歷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黨內的老人又是在什麼情況下告這個狀的？毛澤東何以置之不理？研究作為文革代表人物的張春橋，這些都是難以迴避且應當搞清楚的問題，況且從中還可引發某些必要而有益的思考。
紅衛兵"炮打"首度質疑
上世紀60年代前期，張春橋的政治地位不高。1962年6月16日，他出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5日，改當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因協助江青將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改編成"革命樣板戲"，其間又參與江青根據毛澤東主席旨意，指派姚文元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於1965年3月5日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終於成為市委領導成員。等到文革的戰幕正式開啟，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立，張春橋一躍而為副組長。雖然稱作中央首長還有些"名不正"，但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再僅僅是地方幹部，而是成了毛澤東為首的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可是，在運動初期"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氣氛中，這位一開始就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左派大將，也沒能避免被群眾組織"炮打"的風浪。而且，前後兩次"炮打"影響很大，不僅當年的參與者刻骨銘心，一些健在的老上海人也記憶猶新。這兩次"炮打"事件有個共同之處：質疑張春橋曾經是"叛徒"。
第一次"炮打"發生在1967年1月下旬。在紅衛兵和造反派輪番衝擊下，上海原有的黨政領導機關幾近癱瘓，開始醞釀建立新的領導機構並作人事安排。由於張春橋作為中央文革副組長，先是奉派回上海處理"安亭事件"時支持了造反派，獲得毛澤東的首肯和讚賞，二度回滬後又拉攏造反派打擊赤衛隊，基本上操控了整個局面，正待幾個大的造反組織推舉和中央任命為新領導人。這引起了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生、"孫悟空"戰鬥隊負責人胡守鈞的焦慮。他對張春橋不滿和懷疑，起因是張肯定的該校一位元工人出身的工程師宣布造反後又去祝賀赤衛隊成立，近因是張下令抓捕擅自奪權的上海戲劇學院學生、"紅三司"負責人趙全國，遠因是發現30年代張曾化名"狄克"撰文攻擊魯迅，而旁因則是獲悉張的妻子文靜歷史上有過"自首變節"行為。基於這一切，"孫悟空"戰鬥隊於1月23日夜晚分頭行動，從校園到市區主要馬路張貼矛頭直指張春橋的大標語和大字報，其中比較醒目的有"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警惕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其時，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副組長王任重被拋出打倒不久，學生們以為炮打張春橋也順理成章。過了兩天，"孫悟空"戰鬥隊又貼出《一問張春橋》和《為什麼--二十問張春橋！》等大字報。隨即，復旦大學"反覆辟"戰鬥組、紅革會等組織也加入了"炮打"的行列。
給這場"炮打"之火添了一把乾柴的，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紅革會負責人池東明率助手調查張春橋的歷史問題，於1月下旬從北京高校獲得有關訊息後轉赴西安交大，親耳聽到關在該校的中共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說："我用腦袋擔保，張春橋是叛徒！"(卞全：《池東明炮打張春橋》，載2011年1月《炎黃春秋》)霍士廉曾在與上海相鄰的浙江省工作多年，又用腦袋擔保，聯想到張妻曾自首變節，紅衛兵們信以為真。於是，張春橋是"叛徒"的說法就此流傳開來。1月28日，張春橋和姚文元到上海展覽館咖啡廳，與正在開會的各高校紅衛兵組織負責人見面時，不僅當場遭到圍攻，還差點被掛上"打倒大叛徒張春橋"的牌子。在小將們的眼裡，張春橋可以和叛徒劃等號了。2月2日凌晨，不少高校的紅衛兵組織聯合發起，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炮打張春橋的遊行示威。
上海紅衛兵反對張春橋的行動，驚動了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就在"炮打"即將升級之際，他親自口授由王力起草中央文革的特急電報發往上海，包括"紅革會"把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是完全錯誤的等五項內容，表明力保和支持張春橋的態度，以至高無上的權威立即平息了這場來勢兇猛的"炮打"。以後幾年裡，凡是參與"炮打"的各校學生，幾乎都遭到程度不同的報復和迫害，其中有些人被逼瘋或自殺。
報人又起疑竇再"炮打"
儘管高校紅衛兵的"炮打"行動被壓制下去，張春橋如願當上了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又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但對他的不滿和懷疑並未煙消雲散。進入1968年，社會上又出現一些有關"叛徒"的傳聞，如"中央兩報一刊的記者在復旦開座談會，說張春橋是叛徒，已經撤職了"；又如"張春橋找主席承認了自己有變節行為，主席聽了很生氣，已決定撤銷張春橋中央文革副組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載上海市總工會檔案：《工總司1968年給毛澤東的電報》，轉引自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14頁)，傳得活靈活現，煞有介事。
這年3月24日和2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工人體育場分別舉行了萬人和10萬人大會，是宣布撤銷楊成武的代總參謀長、余立金的空軍政委和傅崇碧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的重要集會，黨中央領導人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出席並講話，毛澤東和林彪還親自蒞臨前一個大會，而兩次大會唯獨張春橋缺席。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紅旗戰鬥兵團隨即在附屬長征醫院、市革委會和市委所在地，貼出大字標語"打倒楊、余、傅在上海的黑後台！"雖然沒有點名，但引發人們猜測，因上海勉強可以成為"黑後台"的非張春橋莫屬。這一動向，引起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長、《文匯報》負責人朱錫琪的注意。在與張春橋近距離接觸中，他本來已經有些反感，這時便推測張很可能出了問題。4月10日，朱錫琪又接到該報駐京辦事處主任艾玲來電，說她在幾所大學聽說了霍士廉用黨籍保證張春橋是叛徒的傳聞。這與此前紅衛兵"炮打"時所傳的內容，區別僅在於"腦袋"和"黨籍"的不同。艾玲還稱其丈夫看到一些中央絕密檔的收件人包括中央文革的成員，名單里偏偏沒有張春橋。艾玲的丈夫賀瑞林時任總參二部副部長，這一發現無疑可靠而令人信服。
於是，朱錫琪以"為什麼戰鬥隊"的名義擬出了10個"為什麼"，作為向張春橋發難的口號。這10條口號在報社部分同事中傳看時，有位編輯順手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口號中原先給張春橋定的罪名，是揪軍內一小撮、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等，同事這一加，朱錫琪馬上想到：怎麼連這麼大一件事都沒寫上去？4月12日凌晨，朱錫琪和觀點相同的8位同事帶上傳單，乘車到同濟大學散發了一批，很快激起了反響。當天上午，許多人到報社了解情況，南京路、淮海路上貼出不少大字報，其中有些對張春橋直接指名道姓。一天之內，掀起了第二次"炮打"事件。由於這次有軍隊院校參與，江青讓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出面，在當天傍晚發出三點電話指示：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同志，我們軍隊不要介入；已經貼出的大字報，要予以覆蓋；不要搞反擊。這一來，形勢急轉直下。
第二天，文匯報發起"炮打"的朱錫琪等3人被召到市革委會禮堂，參加一個已作布置的辯論大會。在東海艦隊司令高志榮宣讀李作鵬的三點指示後，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開始講話，把這次"炮打"張春橋與1927年蔣介石策動的"四·一二政變"相提並論，指斥"反對張春橋是什麼性質的行為？"他還以肯定的語氣說，張春橋沒有歷史問題，沒有坐過牢，有什麼理由反對張春橋？朱錫琪只好舉出幾個最近的事例，與之辯論(朱錫琪：《我與"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載2011年9月《炎黃春秋》)。大會結束不久，朱錫琪和另一位負責人被隔離審查，不停地檢討錯誤、接受批鬥，半個月後才恢復工作，但被撤銷一切職務，還背上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周恩來向鄧小平交底
這兩次上海群眾的"炮打"事件，發生在文革前期，起因都包含對張春橋當過叛徒的懷疑。但無論高校的紅衛兵還是報社的造反派，聽到並採信的均為傳聞，沒有多少真憑實據，因而不能把"叛徒"當作一發重磅炮彈，給這位政壇新貴以致命的一擊。相反，經歷過兩次"炮打"的張春橋，不僅毫髮無損，而且平步青雲。1969年4月，他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進入政治局，並成為中央軍委委員；1970年11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1971年1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71年10月，又成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顯然，他已躋身於黨和國家、軍隊的領導人之列，但職責和影響主要是在意識形態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8月下旬，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廬山召開，張春橋預先領悟毛澤東關於"天才論"和不設國家主席的真正想法，在討論修改憲法時堅持刪除鼓吹"天才論"的語詞，遭致林彪的幾員軍中親信及其他將領群起圍攻，人人喊打，頓時陷入困境。毛澤東聽取匯報後以雷霆之怒說出硬話，開始扭轉大局，並拋出陳伯達，劍指幕後的林彪。也因此，張春橋更成為軍中林彪一派的打擊對象。林彪之子林立果時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在廬山挫敗後第二年3月和同夥擬議了謀劃政變的《"571"工程紀要》，其中"實施要點"部分"第二階段：實施階段"中，列明"一定要把張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571"工程紀要》，中發(1972)4號文件)。可見，這些少壯軍人雖不握有確鑿的證據，也決定一旦政變成功，把張春橋當作"叛徒"處置。
在中央高層，把張春橋視為"叛徒"的還有人在。據鄧榕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披露：1973年4月9日下午，從江西回到北京等待覆出的鄧小平偕夫人卓琳去玉泉山看望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見面後，"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75頁)這段文字之前，作者有一句鋪墊："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講出來的這個話，即"張春橋是叛徒"。鄧榕是鄧小平和卓琳的女兒，此處陳述的事實應得自父親或母親。這番言談表明，周恩來認為張春橋是叛徒，而這個"埋藏心裡多年的話"有豐富的潛台詞：一是張有"叛徒"的歷史問題，是其政治上的軟肋；二是他曾向毛澤東提出過這個問題；三是毛澤東不讓調查，顯示很看重甚至庇護張；四是他表示對鄧的信任和期望，形成與張對立的陣營。書中沒有述及鄧小平對此的反應，這符合他平時寡言少語的特性，但周恩來的這個交底使他明白：張春橋是他的主要政治對手，其時深獲毛澤東的信任。
康生臨終密報毛澤東
現在已經難以考訂，周恩來關於張春橋是"叛徒"的這一認知來自何處：究竟是來自像霍士廉這樣的黨內高級幹部，還是來自參加"炮打"的群眾議論及大字報？但至少可以肯定，不會是來自檔案中正式的組織結論。恰恰是這一點，與周恩來的身份、作風及性格均不相符。他是心細如髪之人，偶為部屬證明經歷和表現也講究準確，體現了對人對事的負責和嚴謹，但涉及張春橋的個人政治歷史問題時並非如此。
1974年12月下旬，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居停那裡的毛澤東匯報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籌備工作，關涉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政府組成人員事宜。26日晚上，毛、周二人為此長談4個小時。談話中，"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懷疑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表示"已經知道了"(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頁)。這是周恩來再度提到張春橋的歷史問題的文字記載，表明對此耿耿於懷。在決定中央政府人事布局的關鍵時刻，向毛澤東提出這一問題，可謂不失時機，用心良苦。此前的1972年8月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要求做點工作的來信上批示，提到"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作為考慮鄧小平復出的理據之一。那麼，周恩來表示對張春橋歷史上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懷疑"，正可巧妙地抵銷了毛澤東可能對鄧小平文革初期犯有"路線錯誤"的疑慮，使得運動以來一貫正確的張春橋相形見絀，落於下風。很難判斷這一"懷疑"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人事安排的決策，但翌年1月中旬國務院組成人員在四屆人大閉幕時公布，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正處總理周恩來的接班順位。事實也證明，毛澤東回應的"已經知道了"實際上是不以為然，張春橋在黨內是常委，副總理之位居於老資格的李先念前面。不僅如此，與軍隊毫無淵源的他還獲毛澤東提名，於1975年1月5日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眼見張春橋的權力範圍擴大，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也就其歷史問題發聲。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憶述，"1975年初冬的一個深夜裡，……醫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辦'的通知：'康老馬上要到醫院看望總理'……周恩來聞訊後，馬上吩咐醫護人員撤除身上的打點滴裝置等一切管子，趕緊幫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輪椅上，送他到客廳，扶他下了輪椅坐到沙發上，讓他一個人靜靜地等待康生到來"。重病的康生乘救護車抵達後，周恩來"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員。……他們的談話大約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有關那次談話的內容無人知曉。直至粉碎'四人幫'以後，才斷斷續續地聽到一點傳聞，據說是康生在臨死前，……去告訴周恩來，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有過政治變節行為"。(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5頁)同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找來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和美大司副司長唐聞生，讓她們代為轉告毛主席："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讓我看的。"康還說這事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毛澤東反映(梁紅伍：《康生死前為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2006年9月《百年潮》)。這時，距康生病逝不到5個月。與"懷疑"的說法相比，康生的揭發更為肯定，加之他曾長期在中央分管組織人事，權威性無可置疑。文革後清算康生的罪責時，有人把此舉稱為江青集團內部的"狗咬狗"，也有人將之解讀成康生的政治投機。無論他內心是否另有動機，如果確實與周恩來事先就此溝通後再托人向毛澤東報告，就不排斥是用政治歷史問題力阻張春橋"更上一層樓"，成為毛澤東身後的接班人。其實，康生遲來的舉發有明顯的漏洞。比如，以他在黨內的職權很容易調閱張春橋的檔案，還需要江青讓他看嗎？既然看過檔案，為何不具體舉出張春橋歷史上是叛徒的證據？如果在延安時期就清楚，即使不便涉及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又有什麼理由在整風審干中不及時挖出張春橋這個當時還無足輕重的"叛徒"呢？康生所言，在邏輯上經不起推敲。
"叛徒"從未被捕和自首
從黨外到黨內尤其是高層時不時被視為"叛徒"，儘管有驚無險，張春橋本人即使不出一身冷汗，至少也會有所反應。其實，上海發生的兩次"炮打"事件都涉及這個問題，他已清晰地表明態度。關於這一點，徐景賢的回憶錄中有迄今唯一比較明確的記載：
有天晚上，張春橋在康平路小禮堂召集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會議，也請各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到會，聽聽外面的動向。
張春橋在會上問同濟大學紅衛兵頭頭陳敢峰："最近有什麼社會動向？"
陳敢峰說："有人散布謠言，說張春橋是叛徒。"
張春橋聽到這消息，臉色陰沉，非常生氣地講："我從來沒被捕過，怎麼會是叛徒啊？"
…………
張春橋在會上還說："我過去太寬大了，今後要是聽到誰再講這種話，我就不客氣了。"他說話的時候，手裡還拿著煙，說完，把煙重重地在煙缸里掐掉。然後一字一句地說："老實說，我只要小指頭一點，你就會完蛋！"……那天，朱錫琪也在。我對張春橋的這段話是相信的："我從來沒有被捕過，怎麼會是叛徒啊？"(徐景賢：《十年一夢》，現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第138頁)張春橋為此而惱怒，一點也不奇怪。所謂"叛徒"，特指背叛祖國或背叛革命之人，要麼背叛自己的階級或集團而採取敵對行為，要麼直接投到敵對的一方，前者往往是被捕後經不起威逼利誘尤其嚴刑拷打，出賣了組織和同志；後者可能是鑑於形勢惡化而喪失革命信念，主動向敵方自首並表示悔改。張春橋自投身革命後，一直身處根據地直到中共建政，從未脫離過革命隊伍，上述兩種情況都未發生過，從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是"叛徒"。
對於自身的經歷，張春橋應該也是有底氣的。1935年他從濟南到上海時才18歲，是中學畢業不久的文學青年，先後加入了中共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第二年在不完全知情下，參加了與組織失去聯繫的幾個黨員成立的中共預備黨員委員會，該組織後被中共派人宣布取消。1938年到延安後，他因無入黨證明，再度申請入黨被吸收。1939年初，他在陝北公學任宣傳科長時，毛澤東到校做報告前曾向他了解學員的思想情況。1940年被派赴晉察冀解放區，歷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石門日報》社社長、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長。1949年5月隨軍進入上海，參與新聞業接管工作，7月至9月任《新聞日報》管委會委員，後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社長兼總編輯，行政級別九級。1954年秋，石家莊時期的老上級柯慶施從江蘇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市長，張春橋遂任其政治秘書，代為起草講話稿和重要文件。1958年正月初二，在杭州的毛澤東召見柯慶施，並要上海市黨代會政治報告的起草人隨行。見面時，毛澤東拿著那份報告稿表示欣賞，詢問張春橋的家鄉、工作經歷，得知他只是市委委員而沒有具體職務時脫口稱之"白衣尚書"。隨後幾天開會，每天一起邊吃飯邊談問題，張春橋自此為毛澤東所熟悉。這一年9月15日，他在上海市委機關刊物《解放》發表《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大獲毛澤東好評，指示《人民日報》轉載並親自寫下編者按。從60年起，他便奉毛澤東之派，往來於北京、天津、鄭州、遂平、范縣和武漢參與調查研究，開始親歷中央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過程。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革史無前例，實際上是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政治運動。張春橋一開始就廁身其間，從批判北京市領導吳晗、鄧拓為前奏，到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鼓動機關幹部揭竿而起，肯定記者、編輯接管報社，再到打倒大批負責幹部，重組黨政領導班子，幾乎每個階段都為毛澤東提供了可向各地推廣的樣板和經驗。可以說，他前期主要用實踐創新推波助瀾，後期著重於"繼續革命"理論裝飾，立下汗馬功勞，因而不斷獲得提拔和擢用。1973年8月下旬中共十大召開，張春橋擔任主席團秘書長，同年8月底一中全會上升為常委。需要留意的是，鄧小平是在1975年1月上旬舉行的中共十大二中全會上，獲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地位越過張春橋，由此奠定了在政府、軍隊中的領先位置。從這個時間點往前推移當可明白，周恩來在十多天前亦即1974年12月26日，向毛澤東提出對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的懷疑，起到的正是再設一塊絆腳石的作用。同樣的道理，老謀深算的康生自知不久於人世，而毛澤東的身體也每況日下，距大限不遠，而接班的權力有可能落到張春橋和江青之手，又很難從他們的現行表現上做文章，只能就二人"莫須有"的歷史問題向毛澤東進言，以期影響他對身後的接班人事部署。如果說，群眾從道聽途說產生對張春橋是"叛徒"的懷疑，反映了文革初期"揪叛徒"風颳向全國各地的混沌和失序，那麼，政治手腕高超的黨內元老直接把這一懸疑當作針對和打擊張春橋的一大殺器，則充分顯示文革後期中央高層鬥爭的尖銳、複雜和殘酷。
誣陷他人難免咽苦果
在某種意義上，張春橋也屬於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經過中央專案組認真和細緻的調查，中共中央從1976年12月起先後發布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罪證之一、之二和之三，其中第二部分是各人的政治歷史，對張春橋的定性是"國民黨特務分子"。用當時的政治語言來說，可以證明"我們黨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但許多人困惑不解：不是一直有傳聞說他是叛徒，怎麼又成了比叛徒性質更嚴重的特務？這樣一個國民黨特務分子竟然能夠混進中共並爬上高位，簡直太不可思議也太可怕了！
1981年1月，張春橋被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罪名包括：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發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這些罪名，似與國民黨特務分子的身分沒有關係，所謂歷史上"叛徒"的嫌疑更是不再提及。當年說過用腦袋或黨籍保證張春橋是叛徒的霍士廉其時還健在，先任中共山西省書記後當農業部部長，大概也沒能為這個"叛徒"疑案的定論提出甚麼有力的證據。
說起來有些諷刺，1967年10月，張春橋為了攫取上海的黨政大權，蓄意壓制和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上海市市長曹荻秋，示意市革會專案組將他們都定為"叛徒"。他對專案組負責人王少庸說："按陳、曹問題，現有材料(定)走資派已足夠了，(但)走資派、路線問題，用詞松一些，還是內部問題。投敵叛變自首是政治問題，就不同。"王少庸之後在傳達時說："他一講，我就領會了。"(王少庸1967年10月23日傳達張春橋講話，轉引自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1082頁)以後，專案組想方設法拼湊證據，要把陳丕顯和曹荻秋定為"叛徒"，即使中央專案辦公室不同意也要這樣定性。可見，張春橋也深知，對提倡革命氣節的共產黨人來說，曾經被敵人抓獲並自首，是一個很大的污點，政治生命就此終結。然而，當他和文革同道誣陷和迫害中共老一代領導人及許多黨政軍幹部，不斷取得更高職位和更大權力時，自己也遭到對方以"叛徒"嫌疑為突破口的強力反擊，無可避免地成為政治"泥漿大戰"的犧牲品。對於一個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政黨而言，這可說慣性使然，概莫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