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曾任《炎黃春秋》總編輯，資深媒體人、當代史學者。2016年7月14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發布一份《炎黃春秋》人事任免通知，根據通知，《炎黃春秋》雜誌重要職務全部為官方派來的人所取代，包括徐慶全。在他任總編輯時，雜誌刊載古今中外的歷史記述及評論文章，力求還原歷史真相，強調「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只是今非昔比。
高崗照片（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數算中共黨史上充滿悲情的人物，高崗絕對是其中之一。在中共歷史的印記中，高崗的行狀前後大相逕庭。1955年前，他歷史輝煌：他是「西北王」——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是陝甘寧邊區的連任參議長，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他是「東北王」——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北滿軍區司令員，第一野戰軍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的「總後勤官」；他是「一馬當先」——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1955年後，他卻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反黨集團」——「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主角，被開除黨籍，後自殺。
這樣的人生，也使高崗成為中共歷史上研究的禁區。近年來，隨著學術研究的逐步開放，有關他的行狀以及「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一案的內情，才慢慢有所披露。譬如，與這一案件有關的張明遠和張秀山，先後有回憶錄出版，從親歷的角度，給學者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再譬如，《半截墓碑的故事——高崗在北京》以及《憶高崗同志》等，也對推動學界對高崗的研究貢獻不少。最近出版的《高崗傳》，更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高崗的傳記。這多少表明，對於高崗的研究已經不再成為禁區了。
對「高、饒反黨集團」的整肅，從1954年2月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至1955年3月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止，經歷了一年多時間。「高、饒反黨集團」一案，是中共建國後黨內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其意義「不在於具體挫敗了他們的什麼奪權陰謀，而是建國後第一次宣布黨內出現一個反黨聯盟」（邵燕祥：《別了，毛澤東》250頁）。有了這個藍本，其後如法炮製，在中共黨內形成了一個整肅「反黨（或反革命）小集團」大氣候。因此，以「高饒反黨集團」為例，來解剖一下黨內政治鬥爭的運作模式，即可明白，此後的「反黨（或反革命）集團」是如何形成的。
一，中央高層確定整肅對象時，先分別打招呼。打招呼，既是一種發動，也是一種試探。試探得到響應後，開會予以確認；然後再召開座談會進行揭發。
對於高崗、饒漱石的問題，毛澤東後來說，發現於1953年。從1953年12月到1954年七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毛澤東數次給黨內高層打招呼：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點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點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對高崗提出了措辭嚴厲的不點名警告；12月26日晚，毛去杭州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向前來迎接的譚震林、張鼎丞、粟裕3位華東負責人透露了饒漱石的問題。這時，中央已決定調張鼎丞到中央組織部任第一副部長，張問毛有什麼指示？毛說：「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在此前後，陳毅由上海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系統高幹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約談。頭一次，毛向陳毅詢問他所了解的饒漱石情況，陳不明底細，還按一般情況下儘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表揚了饒漱石，毛聽後反應冷漠。陳毅感到困惑，後一位中央機關負責人提醒他：「主席問你，是要聽你說真實情況。」陳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觸到的饒漱石的言行向毛和盤托出。毛這才點頭，並且把已經掌握了的高、饒不正常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後，第二次約見陳毅，專門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毛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又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對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會使黨受損失。」（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
毛澤東對譚震林、陳毅等人的打招呼，使他們明白了中央對高崗、饒漱石的整肅的意向。
1954年2月召開的七屆四中全，雖然目的是衝著高崗、饒漱石來的，但毛澤東給會議定下的調子卻很特別：
「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儘量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的同志的覺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440頁）
在楊尚昆的日記中，還收錄了他到杭州向毛澤東遞交《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時，毛澤東就有關四中全會如何召開的問題和他的談話。
毛澤東對四中全會如何開提出了明確的意見，在如何對待高崗、饒漱石的問題上作了各種設想和預案。毛澤東認為，在四中全會上應極力避免發生「沖」（正面衝突），並且認為這是可以避免的。他提出會前要找高崗談話，「聽他說，避免對質。」「對具體事不要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高崗「應作檢討，一次不好，二次可以說，這次不好，以後還可以說。」「全會方針，只作正面說明，說話的人不要太多，開兩天。」「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的目的在於『過關』。先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高崗「自己是不願擴大的」。他一再強調對高崗、饒漱石的方針，是「堅持正面批評，『懲、救』」，「造成不利於其陰謀活動的環境，增強教育」，「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楊尚昆日記》，102頁）。
從披露的材料看，2月6日至10日召開的四中全會，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三中全會以來的工作報告（並對自己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外，還有6位領導人在會上發了言。在發言中他們都從正面強調了黨的團結的重要性，雖然也都有針對性地批評了在黨記憶體在的各種有礙黨的團結的不良傾向，特別是個人主義、驕傲自滿，誇大個人作用，忽視和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等不良傾向，但他們都嚴格按照會前所定的方針，沒有指名道姓批評或揭露高崗、饒漱石，更談不到進一步的揭發和批判了。
這種表面上的和緩，實際上是一個發動與會者的過程。來北京參加會議的與會代表，大多數並不了解會議的背景，更不會了解會議的目的是針對高崗、饒漱石的。那麼，這就需要中央領導分別向與會者打招呼，予以發動。比方說，後來被稱之為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的東北局第三書記張秀山，到北京後，經周恩來打招呼後才知道，原來是指「高崗到中央工作後的錯誤」，不由得「大吃一驚，才知道他問題的嚴重」（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311頁）。
因此，七屆四中全會開會的過程，也是發動者與會者的過程。會議結束後，立刻就轉入了對高崗、饒漱石的揭發、清算。從2月15日至25日，中央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正式揭發和核實他們的問題。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聽取與會者對高崗、饒漱石的揭發和批判。
這樣的座談會的方式，是以後中共整肅某一個人的一種最有效的手段。試想，大多數與會者本不知道七屆四中全會的目的是衝著高崗、饒漱石來的，但既然中央定下了調子，那麼會議的氣氛自然是圍繞著中央的定性找根據。因此，兩個座談會結束後，周恩來給中央的報告，就羅列了高崗10個方面的錯誤；而鄧小平、譚震林、陳毅給中央的報告，也羅列了饒漱石8項錯誤（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244-246頁）。
座談會結束後，根據中央的決定，高崗、饒漱石停職反省。
二，用假想的另一個「司令部」、「獨立王國」的帽子，不顧事實地株連，鞏固假想的結論。
整肅高崗、饒漱石，是中共政壇的一個重大事件。在兩人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東北局和華東局，究竟有多少人信服這樣的結論，應當說，中央也沒有數。但這並不妨礙進一步的整肅工作的進行。中央的兩個座談會結束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統一安排下，東北局、華北局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山東分局和上海市委也分別召開了黨代表會議，按照中央的部署進行進一步對高崗、饒漱石進行揭發和批判。
東北局第三書記，也就是後來被歸結到高崗「五虎上將」之一的張秀山，在回憶錄中詳細地敘述了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召開的過程。
在北京的座談會結束後，周恩來就明確地為東北的高級幹部會議定下調子。他對張秀山說：東北局應從東北的角度，對高崗的本質，揭發應深些，揭發他「一貫正確」、「政治上對，組織上錯」，以引起幹部的憤慨，恥於與其為伍。
「引起幹部的憤慨，恥於與其為伍」兩句話，是此前黨內或黨外鬥爭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翻版。自高饒事件以後的黨內鬥爭，鬥爭者與被鬥爭者基本上涇渭分明，甚至連一點最起碼的人情也不講。
東北局對高崗、饒漱石（主要是高崗）的揭發批判，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在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的指導下，在東北局副書記林楓的主持下，按照中央對高饒的結論，一邊倒地揭來揭去，批來批去，於是乎，就出現了擁護高崗反黨的「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郭峰、馬洪。高崗「五虎上將」出現的邏輯，就是羅瑞卿所說的：「或許有人要出來說：『反黨反中央大概是有的，獨立王國大概也是有的，但那是高崗個人的事。沒有什麼反黨宗派，沒有什麼反黨小集團……』請問高崗一個人能夠搞起一個獨立王國麼？」，請問有那麼若干人「按高崗所制定並為若干人同意了的反黨政綱到處進行反黨宣傳，這樣一些人不叫做反黨宗派亦即反黨小集團，那麼又應叫什麼呢？」（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316-323頁）。
在華東局，也是按照這個邏輯進行揭發，但揭發的對象卻不是以饒漱石工作過的華東局和上海為重點，而集中精力揭批遠在千里之外山東的向明（華東局山東分局代理書記）。
參加七屆四中全會的向明，在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上揭批高饒的反黨罪行時，被認為是態度暖昧，發言空泛，沒有如會議對他預期的那樣揭出饒漱石的更為嚴重的問題。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匯報時曾講：「向明我支持他，他不支持我。」一錘定音。於是乎，1955年4月，中共全國代表會一個月之後，中央派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中紀委副書記錢瑛到山東檢查向明同高崗、饒漱石的關係以及向明在山東的工作表現情況。毛澤東對離京的陳毅說：「我每次坐火車從濟南路過時，都不敢下車呢」，又說當然「你到山東檢查向明問題要實事求是，不要受我的影響」。向明居然讓毛不敢下火車，結局當然可想而知。
在陳毅主持揭發批判後，隨即認定向明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在山東大搞獨立王國，在農村執行了富農路線，在城市執行了資產階級路線，對上頂抗，對下壓制民主，打擊報復，排斥異己，老虎屁股摸不得。並因此而對向明及山東分局的若干負責人進行了嚴肅的組織處理。。山東省分局基本上被一鍋端，山東分局也由此改成山東省委（任全勝：《山東「向明事件」始末》，2005年第6期）。
三，對某個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領導，而反領導就是反黨。
這一邏輯是羅瑞卿與張秀山談話時明確地提出來的。他對張秀山說：你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是反對劉少奇的，反對劉少奇同志就是反黨（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321頁）。
羅瑞卿的這一邏輯，是對鄧小平在七屆四中全會上講話的進一步闡述。鄧小平說：「我們能夠把維護中央的威信和維護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威信分開嗎？能不能這樣說，維護中央的威信與中央幾個主要領導同志無關，例如與少奇同志無關，是否能夠這樣解釋呢？對於這些對主要負責同志的超越組織的批評，並沒有引起我們的反對和制止，我們嗅覺不敏銳，對於這些言論抵制不夠，這難道與我們自己的思想情況和驕氣一點關係都沒有嗎？這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嗎？」（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229頁）
鄧小平這裡加了一個「超越組織」的限制詞，其實，仔細地梳理一下高崗、饒漱石與劉少奇的關係——即所謂高崗、饒漱石反對劉少奇的罪行，雙方爭論的重大問題都是擺在桌面上，而且都是經過中央或毛澤東的。諸如和平民主新階段問題、土地會議問題、對資產階級政策問題、富農黨員問題、農村互助合作問題，以及1952年新稅制問題和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爭論等等，在這些問題上，大都是經過中央和毛澤東的，並沒有超越組織，而且毛的天平還一度傾向於高崗。就以張秀山和向明獲罪的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也是堂而皇之地在黨的會議上講的，而且兩人的發言還是經過毛同意的。
說實在的，關於高饒一案的檔案材料沒有解密，因此，關於高崗與劉少奇之間的關係（或者說爭鬥）中毛澤東的態度，脈絡不是很清晰。但是，張秀山的回憶錄中披露了這樣一條很重要的材料：1953年初，也就是中央決定調高崗進京時，毛交給高一個任務：看一下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高將這個任務交給了張秀山。張感覺事情重大，一再問高，毛布置的這項任務中央有誰知道，東北有誰知道。同時，為了謹慎從事，張在執行這一任務時，對查閱敵偽檔案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以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檔案的印象。即使張如此謹慎，但在後來對他的揭發批判中，羅瑞卿還單獨對他提起這件事，後來還得到了一個「用了極其惡劣的手段攻擊劉少奇同志」的罪名（該書頁321）。在中共歷史上，凡是要對一個人採取措施時，往往從歷史上找根源，而這個人如果歷史上曾經被捕過，則更是易於找到根據。因此，毛此舉很意味深長。毛在這個時候顯然有舍劉的意圖，高崗對這種暗示應該是心領神會的。
在中央，維護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威信，就是維護中央；而延伸到到中央某一部門或地方、基層，維護該部門主要負責同志的威信就是維護黨，否則就是反黨。這一邏輯在高饒一案中被確立後，以後成為劃定某人是否是反黨的充分條件。1957年被劃成右派的很多人，都是由於對本部門領導提過意見後被這一邏輯所害。
四，以表態作為考核幹部思想政治水平高低的標準，導致兩個結果：批判者一哄而起，牆倒眾人推；被批判者不表態認錯，就罪上加罪。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全國代表會議的閉幕詞中說：
「受高、饒影響的同志和沒有受他們影響的同志，各自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受影響的，有淺有深。……但是，所有這些人，不管有淺有深，大多數同志在這個會議上都已經表示了態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場的歡迎。有的表示得還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歡迎，但是有缺點。有的表示得不夠充分，今天作了補充。有的全文講得還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當。不管怎樣，這幾種人總之已經有所表示了，我們應當一律表示歡迎，總算有所表示嘛。」（《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47-148頁）
參加四中全會及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人，有多少人對「高饒反黨聯盟」的罪行有所了解？應該說大多數並沒有什麼了解。但是，既然中央定下來了，你不表態，不但表明你的思想政治水平低，對毛的決策不擁護，而且有可能被劃到「聯盟」裡邊去。向明表態得不好，就被毛認為是「向明我支持他，他不支持我」，而毛這樣認定，向明也就註定要從政壇上沉寂下去。這種要求人人表態的做法，使黨內鬥爭，一呼立即百應，演變成牆倒眾人推的局面。而過分看重人們在批判會上的表態，就會迫使人們的觀念變走向極端。當一個人「走紅」時，他的履歷是紅底金字，但到了牆倒眾人推之際，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一切便走向反面。
從另一方面講，這種牆倒眾人推局面，很容易激發起批判者對被批判者的憤怒情緒，使兩者成為敵對狀態，極大地孤立了被批判者。而在這個時候，被批判者如果拒絕認罪，則會被批判者挖空心思、捕風捉影地羅織罪名，置之死地而後快。
高、饒二人雖然都被迫寫出檢查，但都不認既「反黨」又「聯盟」的罪名。高崗第二次自殺身亡後，則「充分暴露了他的堅持仇恨黨的立場和自絕於中國人民」（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249頁）。
饒漱石本來寫出一份中央還算認可的檢查，但是，私下裡對這樣罪名是有意見的。在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饒漱石的秘書陳麒章，向中央辦公廳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表現反常的情況反映。反映中講到：饒在全國黨代表會議召開的前後幾天，多次發牢騷。一是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聯盟反黨。因為反黨就是反毛主席，他們根本沒反毛主席，只是批評了劉少奇，自己當時的幾條檢討和書面檢查，都是被迫說了違心話；二是這次挨整得這麼厲害，主要是陳毅打擊報復，從中作梗，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要中央重新審理問題。陳麒章的材料被印發給全體代表。已經表態了代表們看了材料，自然怒火中燒，紛紛抨擊饒漱石「果然很不老實」。足見此人「本質很壞，不可信用」。
接著又有一份關係到饒漱石的材料被印發到了會議上。材料揭發上海市警局長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和維持社會治安中，實行「以特反特」的策略，所重用和包庇的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多達3300餘人。這件事直接牽扯到饒漱石，因為當年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饒批准了「以特反特」的方針。儘管這一方針當時來說是必要而切實可行的，也取得了鎮反、反特工作的很大成績，但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但這時卻把「以特反特」方針的實施，當成楊帆的重大罪惡-包庇、重用特務、反革命分子，並將楊帆逮捕，押解北京囚禁受審。於是乎，有著憤怒情緒的代表認為，這是饒漱石暴露出來的又一個嚴重政治問題，同時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對敵的階級鬥爭問題上，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下了罪惡，楊帆的後台就是饒。爾今楊帆已入獄，饒也應該治罪。
既然饒應該治罪，那麼就再接著找罪名。於是，又有一些代表由此產生了對饒漱石政治歷史的懷疑，認為饒漱石在皖南事變中的脫險，並非他所說的「派警衛下山成功收買敵連長」，而是被俘後變節由敵人派返黨內的。
有了上述上掛下聯的罪狀，「高饒反黨聯盟」及「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成為定論。饒漱石被宣布開除黨籍。
可是牆倒眾人推的局面還沒有結束。相隔1個月後的4月2日，又冒出了一個潘漢年的問題。潘漢年是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在會議上聽了毛澤東講到「與高崗、饒漱石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歷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請楚」。這對他震動很大，加之楊帆「反革命案」的發生，與他這個當時主抓上海社會治安的常務副市長有關聯，因此心理壓力更大。為了向黨表明心跡，潘漢年找到上海市長陳毅，報告自己與饒漱石工作交往的情況，說出了自己在1943年夏天，奉饒漱石之命赴上海進行統戰工作時曾見過汪精衛的事情。這件事潘漢年怕受到組織的誤解一直沒有向中央報告過。陳毅便寫成材料，直接送毛澤東。毛大為震怒，提筆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由於潘漢年的問題直接與饒漱石糾纏在一起，這樣，饒又成了「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首犯，被公安部逮捕、立案審訊（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曉農：《一九五五年饒漱石的問題為何升級惡化》，《黨史文苑．紀實版》2005年第6期）。
饒漱石罪名的逐步升級，在在印證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句古語。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所謂「饒潘楊反革命集團」中的潘漢年、楊帆相繼得以平反昭雪。既然這個「反革命集團」都不存在，那麼饒漱石的「首犯」帽子也應該摘掉。為此，中央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為饒漱石的「錯定為內奸」與錯定為「饒潘楊反革命集團首犯」兩項罪名平了反。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時，於第436條注釋中這樣寫道：「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發表的注釋，實際上以獨特的方式為饒漱石的「內奸」罪平反。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定案，開啟了1949年中共建國後黨內鬥爭的範式，此後，「反黨（反革命）集團」層出不窮，而上述的鬥爭手段，也被繼承並逐步發揚廣大。1955年上半年，黨內繼「高、饒聯盟」後有「潘、揚反黨集團」（後來加上饒漱石），黨外有「胡風反黨集團」（後來很快變成「反革命集團」了），相映成趣。其後，借著肅反的形勢，「反黨小集團」開始多了起來，譬如文藝界有「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適時產生，甚至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古典文學研究室，也是一個以聶紺弩為首的「反黨的獨立王國」（《舒蕪口述自傳》，262頁）。
到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抓「反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愈演愈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則一發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