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是傳統文化的載體
地主，是鄉村有產者，土地耕耘與經營的優秀者，更是皇權不下縣自治社會倫理的維護者，以及傳統文化與文明的傳承者。他們絕非赤色文人插幾個虛擬的標籤，就都變成了黃世仁、周扒皮及劉文彩這樣被醜惡化了的群體。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包括今天正在尋根的傳統文化，能否認地主士紳乃其代表與載體嗎？
（網絡圖片：鬥爭地主）
以反封建為藉口被打倒，在農民運動，其實是「痞子運動」，被暴力消滅了的地主，其代表人物很多還是民族的棟樑。如紓財抗日的李鼎銘先生，其名字曾在毛澤東那篇《為人民服務》文章里被稱頌，而且他還是陝甘寧邊區抗日愛國的代表。還有辛亥革命前可歌可泣的為民犧牲的譚嗣同，及魯迅在小說《藥》中悼亡的秋瑾烈士等人，不都是地主士紳中的精英嗎？
兩千年來，地主中士紳、鄉紳、商紳及縉紳，還有1927年被老毛稱讚「好得很」的痞子運動殺了的葉德輝，絕非什麼劣紳。葉德輝只不過領導了自治型鄉村，以陏農運動否定痞子運動。他是著名大收藏家、文字家，辭了吏部主事官職，回歸故里做學問的學者。他在日本也有不少弟子。傳說清華國學導師王國維的跳昆明湖，也與葉被殺受刺激有關。而清末首創中國現代產業、為同光中興中堅人物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不都是湘湖江淮的地主士紳家庭出身的讀書人嗎？
在兩千年皇權不下縣的鄉村，社會秩序由士紳維護，家族倫理由宗族裡的鄉紳守護。江湖上的忠信規則，結社袍哥規範，各類工商行業自治自律的同業公會，都游離在皇權之外。甚至人的靈魂，也交學校老師與廟宇僧侶分管。自從赤色運動興起，這種分權的自治，改為一統的統治，就算是同為蘇聯血脈的國民黨都沒有專制到如此絕對的地步。共產之風興起後，將這一切有信譽與威信的鄉村士紳鄉紳商紳全革了滅了，由支部建在連隊擴大到鄉村基層來統管一切。講禮義與忠信的地主士紳被剝奪財產和人身自由，甚至被虐殺，農村改為無法無天的痞子們管理，他們穿革命外衣壟斷鄉村黨政財文等一切權力。今天，那些打著紅旗的村匪鄉霸，不正由這些下三爛人物誕生，其劣性被權力豢養的霸氣，不正由專制獨裁邪化到極致嗎？
土改後，阿Q分到秀才娘子寧波大花床了，權傾一方了，還去找吳媽求愛麼？今天民謠嘲諷他們已是：「夜夜都在做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比西門慶娶李瓶兒、潘金蓮等幾個小妾，更荒淫無度。這無度，就是權力無限缺乏民權監督造成的吧？
讓我們看看地主自治的鄉村，跟阿Q等痞子們黨治鄉村的區別。自治時，有亊由士紳、鄉紳、宗族首腦、袍哥大爺及一些社會賢達充安理會常務理亊，坐茶館當會館，共議共管共決。多少民間糾葛，不必驚動官府，就消化於民間。哪是今天黨在基層權力儘是不講理的暴力，還製造出無窮無盡的冤民與訪民？再衍生出層層疊疊的維穩機關與鎮圧的警察與協警，乃至維穩費超軍費了，也不穩。這就是滅了地主士紳的鄉村自治，弄出絕對權力的黨治的惡果。現在還在天天喊加強黨的領導，對比一下自治與黨治的利弊，就知道再喊也沒有用。再看看改革開放的成果，恰是放鬆了黨的領導，解放公社農奴，有了有限打工、經商自由才取得的。
今天，自治被黨治滅絕幾十年後，不僅鄉村秩序難恢復，地主士紳耕讀文化流傳的傳統文明，也難恢復。叫穿起西服的現代阿Q們尊孔讀經，也只會弄些《三字經》《弟子規》等贗品，已無真儒，只好用犬儒、陋儒來充夫子了。
筆者上街，見民主、自由等24字湊成的核心價值，只是裝門面的詞彙粉飾。沒有選票的社會，有民主嗎？新版的學生字典里連「自由」這詞條也刪除了，教授講課略抒胸臆就失去教職，有自由嗎？筆者居這城巿，貼滿街衢的口號是：「文明，是城巿之魂，道德，是立身之本」。但這些魂與本，幾十年前就被老毛鬥爭哲學瓦解粉碎。過去地主們遵從的「溫良恭儉讓」，不就被老毛的語錄批判，還被升級版痞子運動，也就是紅衛兵運動，由那「打砸搶抄殺」破壞乾淨了麼？文革中，朋友10歲的紅小兵女兒，見我一把多功能小刀眼紅，她便微笑說：伯伯，你這刀，我給你軍管了。「軍管」一詞，不是她這紅小兵向哥姐紅衛兵學習使用「搶奪」的代名辭麼？中國野蠻的叢林法則，正由老毛槍桿子暴力打江山開篇，再由他們兒女用槍桿子暴力坐江山繼承。即便找回地主的文化傳統，也是裝門面救急的贗品。
今日世襲制在重建封建
中共稱土改為反封建，而封建是古代帝王分封親屬與勛臣予采邑，世襲的封位，為秦代以前的制度，秦朝已放棄世襲，是按殺的人頭數論功了呢。
《禮記·王制》說：「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讀至此，聯想到筆者家譜，先祖便是夏朝分封的五十里於魯南的鄫國，秦滅六國前幾百年，被杞國兼併後，先祖逃魯囯做了家臣。封建分封制，在秦以前，即在解體，最後滅於秦的一統。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朝建立的是這親戚為屏的封建體制。公元兩千多年前，秦始皇開井田，實行郡縣制，就亡了封建，到民國之前許多朝代，土地早就可以自由買賣流轉，成了巿場資產要素。給地主插一封建標籤，不過是奪產、奪財、奪命的藉口，地主不是很寃嗎？土地私有變公有，實是官有黨有。公社書記與大隊長，管有一鄉一村土地，其實就是不稱地主的紅色地主。中共打下江山，變天下為一黨之私，後來演化成幾家之私，不仍採用周天子的分封麼？毛的親信，分封為西南王、東北王。那滅高饒集團，與漢初滅韓信英布、明初滅徐達胡維庸何異？官吏按行政28級領償，不仍是舊的一品到九品的官階重複？坐車，也同前清官員坐轎分等級，由美制蘇制來分坐藍尼轎與綠尼轎區別。官死了，骨灰進八寶山也分公侯伯子男等級待遇，他們寫在核心價值的「平等」何在？他們紅色權貴継承前清八旗制，紅二代也是紅色貝勒與福晉，最近有海外紅二代齊小平也著文批評這種封建世襲制的遺孽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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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的土地自由買賣，就是自由資本主義了。善於耕種與經營的農民，轉變為地主。同城市善於工商者轉變為老闆同類。而對於民國繼承皇權不下縣的鄉村自治，地主士紳既是義務的社會秩序維護者，且是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的傳承者。他們家門與庭院內常掛的是：「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他們乃農耕社會的先進代表。鄉村由痞子取代士紳，阿Q掌了權力，顛倒了良莠、是非與善惡。這些痞子流氓奪權後到公社化時，不僅黨政財文大權獨攬，土地收益分配權也獨占，他們就轉化為土地的主人。再經這些年土地市場買賣，他們又是土地的經管者，「代表農民集體」再成土地僭主，而且成為土地紅利的壟斷者。今天，上層，叫紅二代，下層，是阿Q二代，他們最喜歡也最習慣老毛無法無天耍任性，當然也厭惡老毛厭惡的溫良恭儉讓。新生的土地占有主，乃擁有各級權力者，在房地產土地買賣中，他們按權力大小分享土地紅利。他們賣土地70年所有權，70年後，收回重新出賣，把土地當搖錢樹，搖出吃土地財政各級新地主。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種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地主。他們滅了文明的地主，自已搖身為不掛地主名的大地主。赤色土地革命的荒謬，打著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口號，卻把當權者變為富豪與土豪。
洛克早有名言告誡：「公權，不可私有，私產，不可公有。」這是政治經濟學的鐵律，他們不正是違反此鐵律造成歷史及今日之荒誕嗎？
當這公有實是官有黨有，制度性貪腐哪能除滅。他們最初由槍桿子劫奪，掌權後以政權劫奪。而且鑽入世界市場，發現了智慧財產權的劫奪致富最快，人家說打貿易戰，其實，是打的防賊戰哩。不禁想到資中筠先生為教育弊病，曾哀嘆中國人種要退化。難道農村的痞子運動，城市的紅衛兵運動再加復起的義和團運動，不更早就在促使中國人種的邪化、痞化與退化嗎？
留美農學博士董時進上書勸阻土改遭拒
1949年12月，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曾上書毛澤東，勸阻土地改革。董的觀點簡單明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當時的一些文件和講話，認為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董認為是不正確的。他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數據，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了董的觀點。董對土地由擅長耕種土地的地主富農轉到不擅耕種者，而且細粹化經營，必然減產。亊實證明：中國糧食產量經土改加公社化折騰，直到攺革開放再分田到戶，1984年才恢復到抗日前1937年的產量。從前有天災，還有地主士紳搭粥棚施粥飢餓者，可逃荒活命。共產專制不准逃荒，河南信陽地區便餓死上百萬。今日青年不理解能餓死人，楊繼繩的《墓碑》便是證詞。
翻開歷史，觸目驚心，哪是一句「不准說歷史錯誤」可制止，不說，便永在重複與固化歷史錯誤。
這種農學家從經濟與社會學早分析出土攺特別是暴力土改的弊病。從占有土地的農村結構看，不是什麼貧富懸殊的尖銳階級矛盾，而今天憑權力成為暴發戶。清朝也只暴露一個和珅，而共產集權製造的和珅，秦城監獄關的只是總數的零頭。多少和珅式的贓款，不在外國銀行，也已變外資回來投資了呢。
地主污名化的幾個標籤
前靣舉出真正代表地主的人物是曾國藩、譚嗣同等，即說明不能用黃世仁、周扒皮等幾個虛構人物來污衊地主。甚至格丘山先生著文嘲諷此新時代不如黃世仁等那舊時代，他說：「這是個武松給西門慶看家護院的時代，這是個關羽過五關賄六將的時代，這是個包拯把秦香蓮送進精神病院的時代，這是個喜兒賴著要嫁黃世仁的時代……」，「數卑鄙人物還看今朝」。可以說是入木三分。
用戲劇與小說虛構醜惡化地主，筆者讀到作家丁抒寫他親見高玉寶不同意那麼寫地主的一段話，應立此存照。
丁抒說當年他進人民大學時，高玉寶也在補習文化，分在該校預科班。署他名字的小說《半夜雞叫》正由《解放軍文藝》副總編荒草〔實名郭永江，四川資陽人〕創作完成。稿子交高玉寶看後，他說：「這麼寫，叫我怎麼做人？」也就是這麼違背真實過度汚蔑地主，使他無面目返鄉見鄉親。而當地人說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只是很摳，有些節約，卻並不苛待長工，也不可能半夜弄長工下地。漆黑的夜，鋤斷了禾苗，得不償失喲！丁抒用他親見講真實的高玉寶，去反對弄假的代筆者。
給劉文彩泥塑收租院的故亊，也是虛構。對於關水牢的著名人物冷月英，筆者當年採訪過住她家相鄰小學去體驗生活的作曲家美術家，還有西南人藝院長栗荗章。他們去劉文采莊園見到的所謂水牢，乃四面透風藏鴉片的儲藏室。今天，那裡只剩劉文彩捐幾百畝良田辦的中學，還是川西名校。
地主中，有沒有壞人？當然也有。不過巴金寫的《家》裡的馮樂山那種壞，也並非普遍。在那做官也講道德文章的社會，地主要是不講仁義與信用，也難處世。我聽地主家子弟說他偷吃了一點臘肉，挨了打，說那是栽秧打穀留來待長工的。彭縣友人廖鴻昌為退休地質工程師，他說他家勞力充足，租地50畝耕種，他隨父去向地主拜年，他不僅首次吃到海參席，而且租佃是主客關係，父親請坐上位。走時，主人還給他一塊大洋的紅包，這錢，足夠他上中學一學期伙食費。中共將農民與地主說成你死我活的關係，只不過為其階級鬥爭理論服務。
關於地主的沉冤，今年九月有宋永毅教授與夏明教授在紐約城巿大學開了一次世界性的學術討論。受此啟發，這是我第三次為冤沉海底的地主鳴冤。第一次鳴在陳奎德先生主持的《縱覽中國》上，再次是為作家方方對川東地主在土改中儘是軟埋鳴冤受攻擊去作證。看來，地主的奇冤，還需從人權建設與人性恢復的高度，理清這筆歷史舊帳。前蘇聨政治死難者紀念碑的揭幕，不是為中國歷史上的沉冤招雪樹了榜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