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秦暉老師以知識淵博、邏輯清晰強大著稱。這篇文章清晰地闡釋了全球化最大的矛盾，有助於我們理解川普上台、英國脫歐等一系列現象，文章最獨特是對於中美政府角色本質差異的解釋。
「如果說以前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
◎作者|秦暉
◎來源|澎湃新聞
本文系2018年4月2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發表題為「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的學術演講。由澎湃新聞記者依據現場錄音整理首發。
一、這兩年裡，最異乎尋常的兩件大事
從兩三年前開始，就是2016年，大家就開始感到，有很多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
第一件事，英國脫歐，這個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國選出一個既不是傳統左派、也不是傳統右派的奇葩總統，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後提出的一系列主張也非常令人吃驚。不管是傳統的左派還是右派，都沒有想到過會這樣。
到底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
以前我們經常講，左派上台右派會罵，右派上台左派會罵。可是英國脫歐和川普上台這兩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們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左右派來稱之。
於是這兩年出現了一個詞用來描述這一類現象。這並不是一個新詞，但是這個詞在最近這幾年用得特別廣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體性的人民的名義侵犯個人權利和自由，並不僅僅是侵犯精英的權利和自由，同時又以街頭運動、集體暴力破壞民主程序，以人民領袖的名義來壟斷公共決策，這就被認為是民粹主義。
但如果我們看川普勝選的全過程，我們真的很難說，他的勝選和民粹主義有什麼關係。
事實是，在資金、媒體支持都不占優勢，在政界、商界、學界主流意見都不看好的情況下，川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總統寶座，粉碎了美國民主受金錢和媒體操控的神話，證明了美國的國家權力確實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國絕不是虛偽的。
但是，不是虛偽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們可以說，川普的勝選在程序上確實體現了民主的勝利而不是民粹的勝利。
川普當選後的很多作為可能不正確，但迄今為止，沒有權威意見認為他超越了美國法律所規定的界線，認定他有違憲的舉動。
說穿了，人們對川普的當選以及對他當選之後很多政策的不滿意，實際上是人們對美國現狀不滿意或者說是一種無以解釋的憤怒或困惑的反映。
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等令人大跌破眼鏡的事情一樣，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時代，人們對如今這個「亂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結果。
由於不知所措，所以他們對左派的主張失去了信心，對右派的主張也失去了信心，於是就選擇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東西。
川普的言行不正確，其實正是以往正確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彈。
二、歷史輪迴，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
為什麼會有無以解釋現狀的困惑呢？
我們的話題就從川普當選到底是不是民粹主義，轉向為什麼全球化走向了當下這種令人困惑的境地。
其實歷史上不是沒有類似的現象。
1918年，一戰剛結束，包括中國人比如陳獨秀在內，當時的人們也是非常樂觀的，但是後來變悲觀了。一戰後，幾大帝國紛紛解體，整個歐洲地區出現了大片憲政民主國家，但到三十年代，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成為「民主失敗」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樣變為左派極權國家，就是像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樣變成右派極權國家。
我們看到最近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
比如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原來大家認為那是阿拉伯國家實現民主的大潮，實際上演變為一場原教旨主義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
比如2010年前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比如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
……
這些現象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不管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使得西方原來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右翼的新自由主義——同時遇到挑戰。
長期以來，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
最簡單地講，在公共領域，左派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右派強調市場競爭，這是最主要的，他們認為競爭能帶來效率，帶來經濟的活力，麵包做大了，所有人都會有麵包吃的。然後左派認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國家來給大家提供社會保障。
像這樣一些爭論，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左右政黨輪替的一個基本線索。大體上就是，左派當政一段時間，選民會抱怨福利國家養了太多懶漢，導致國家經濟活力不足，然後就選右派上台。右派上台後，搞自由放任太厲害了，大家又會把左派選上來。
可是，無論是川普當選還是英國脫歐，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勝利，也不是右派的勝利。
他既仇恨福利國家，又反對自由貿易，在傳統的西方左右派的劃分中，你是找不到這種人的。
不論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是貿易保護主義和仇恨福利國家這兩種東西的結合。
三、從皮凱蒂的書到川普當選，有些事情已不能迴避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認為，西方從八十年代以來再度出現兩極分化，原來已經基本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又再重新強化。
皮凱蒂的書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他提出的問題完全是真的問題，反對他的基本上是傳統的右派，他們認為皮凱蒂書中講到的西方貧富分化的現狀誇大其詞，實際情況沒有那麼嚴重。總而言之，他們主要針對的是皮凱蒂所講的事實。
從皮凱蒂的書到川普當選，我覺得有些事情已經不能迴避了。
因為川普當選本身就和這些事情有關。如果不是美國窮人特別是白種窮人的強烈訴求，川普根本不可能當選。
但是，皮凱蒂本身是怎麼解釋他指出的貧富分化問題的呢？皮凱蒂等於沒有解釋。他的那一大本厚書，主要是要證明，西方的貧富分化很嚴重，但這種貧富分化到底是怎麼來的，實際上他並沒有做出論證。
他的論證依據的是一個很武斷的公式，就是說，資本利潤率通常情況下一定高於經濟增長率。因此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國家不嚴厲地節制資本，那麼這個社會肯定就會越來越不平等。
他說，為什麼以前我們一度以為這個問題好像不那麼嚴重呢，那是因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經濟都處在不正常的高增長狀態，也就是所謂奇蹟狀態。如果增長率異乎尋常地高，那麼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暫時不成立。也就是說，資本收益率一般來講是高於經濟增長率的。
但是皮凱蒂認為，這只是個奇蹟，而奇蹟是不能持久的。奇蹟一過去，社會就回歸正常，而這個正常在他看來，兩千年以來都是不變的。
皮凱蒂對當代西方貧富狀況的描述主要依據大量統計數據，我覺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證明兩千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實際上沒有任何根據。因為要找到兩千年以來的統計數據是完全不可能的。這可以說就是一個假定。
他的這個解釋顯然是不行的。他的這個解釋就等於說，以前的平等，或者說以前相對而言不平等不是那麼嚴重的狀況，純粹就是因為高增長造成的暫時性現象。但是高增長是奇蹟，而奇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解決不了。
四、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劇
但我們也看到，實際上以前的高增長也不見得都會帶來平等。
比如說，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後也是處在高增長狀態。那個時候中國媒體提到墨西哥奇蹟、巴西奇蹟，它們當時都是高增長。但是拉美的高增長伴隨著不公平的非常嚴重的擴大。
很重要的一點是，拉美當時的高增長和東亞的高增長是不一樣的，當時拉美執行的是所謂進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長不是出口拉動的。
而出口拉動的高增長，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世界各國吸引資本，招商引資，然後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生產，再向世界輸出大量的廉價商品。
這種高增長是外向型的高增長，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長能帶來基尼係數的降低，能夠帶來看上去比較平等的局面。
在這個時期，日本的確是這樣的，東亞地區，包括中國的台灣省，包括韓國也的確是這樣的。當然它們現在都已經超越了這個發展階段，它們現在已經是輸出資本、進口商品了。貧富問題也就重新建立起來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長，我們可以證明，它在國際上的確可以帶來平等的改善。
道理很簡單。從市場的角度講，勞動和資本在一個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誰能占優勢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取決於哪一種要素更為稀缺。
假如資本稀缺，那麼資本在國際要素市場談判中就占據優勢；假如勞動力過剩，那麼勞動力就不具備議價能力。但如果是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就像我們前些年出現所謂的民工荒，當時我們的經濟是高速增長，這就有利於勞動力在市場上提高要價。
我們向世界各國招商引資，把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引到中國，把中國的廉價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國的廉價商品輸出到世界，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勞動輸出到世界。
有的人認為，這種要素的流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只有資本的流動，沒有勞動的流動，這種流動是一種偏向。
我認為，所謂的勞務輸出，在今天有國界的情況下確實很難大規模進行。我們國家現在也有規模很大的勞務輸出，但是我們講中國人輸出勞動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勞務輸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國廉價商品輸出的方式。
簡單一點說就是，我們做的廉價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貴勞工。就是本來由它們的高工資工人生產的東西，現在由我們的農民工生產了。這等於是我們的勞動，通過商品貿易輸出到了它們那裡，同時它們資本跑到我們從這裡。
為什麼原來它們的勞工很有地位，原來它們這個社會能夠維持高福利，能夠維持強勢工會呢？
那是因為資本主義經過兩百多年積累以後，出現了資本高度過剩。它們的資本高度過剩，勞工就有談判餘地。
但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裡來了，那麼對它們來講，它們的資本就不過剩了，甚至於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都出現了資本稀缺的狀態。
資本不過剩，什麼過剩了呢，勞動就過剩了。一方面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邊來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商品把它們的勞動給取代了，它們出現高了失業率。
這樣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川普現在要搞貿易保護，為什麼他要為美國人爭取飯碗。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為美國人爭取到飯碗，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問題。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它們的資本外流，造成它們的資本不再過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輸入，造成它們的勞動不再稀缺。
這兩個過程顯然會使得，在各個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現不利於勞工階層的博弈。那麼在它們那邊就會出現基尼係數的增加，不平等的擴大。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我們這邊應該出現一個相反的過程。我們搞外向型經濟，輸入資本，輸出商品，應該使我們變得越來越平等才對。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處在外向型發展階段的國家，包括日本，包括亞洲四小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它們面對中國大陸時是很自豪的。
它們認為它們實現了的所謂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說了，說均富吧，當時它們的基尼係數是很低的。當時在台灣是國民黨執政，當局說那是三民主義的功勞。
老實說，亞洲四小龍里的其他三個經濟體其實都是這樣，它們並不信仰三民主義。我覺得這和三民主義沒有關係，純粹就是因為它們當時的經濟發展處在高增長階段，這個階段就是有利於平等的。
可是這裡碰到兩個例外。
一個是1990年以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當時的南非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但同時又是當時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國家。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我們在過去三十年裡實現了經濟高增長，也是外向型經濟，也是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可基尼係數是在不斷擴大，而不是在減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當然與種族隔離制度有關。
中國之所以也出現不平等加劇的趨勢，簡而言之，是因為中國在體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來應該有利於中國平等擴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夠正常發揮。
全球化在西方那裡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我們這裡本來應該增加社會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沒有真正能夠落實。
所以全球化就變成了，無論在我們這裡，還是在他們那裡，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劇。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造成的一個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從理論上很多人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邏輯上也是如此。但是具體到每一個國家內部，要講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分配，確實出現了分配不均的問題。
其實經濟全球化是應該有利於改變這種狀況的。我們也看到過這樣一些現象，比如說，民工荒推動農民工工資上升。
比如說，我們改革這幾十年來，中國人的收入確實提高了，而且社會福利——我這裡講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窮人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後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國也有福利，但那種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權掛鈎的，基本上不是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為強者提供的福利。城裡人的福利比農民要高，幹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們的福利以前就是這樣的。
那麼真正有利於窮人的福利還是在這三十年裡實現的，這都是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這些好處本來應該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明顯得多。這些好處實際上是被壓抑的，被壓抑的結果就是，我們看到，我們國家自己也是基尼係數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這樣一來，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個不平等加劇的現象。這就使人們感到非常擔憂，也對21世紀本身提出了一個挑戰。
五、原東德人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我在2009年訪問過德國。大家都知道，兩德統一以後，東德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況是有很大的變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權就更不用說了。
但是，統一也不是沒有副作用，一個很大的負作用是，東德的製造業基本上就垮掉了。因為東德原來的國營製造業是完全沒有競爭力的，兩德合併以後基本上就垮了。
兩德統一後，當時人們認為，西德有那麼多的資本，應該去東德更新那裡的製造業，東德那裡低效率的製造業被淘汰後，西德高效的製造業就應該過去更新。
但是實際上，西德資本家不願意到東德投資，他們更願意跑到中國投資。
兩個德國統一以後，東德也實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組織獨立工會，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麼我們可以想像，西德資本跑到東德那裡要做什麼呢？
結果就導致東德那裡的產業更新計劃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東德現在雖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標都比統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們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很重要的一個抱怨就是，那裡失業率比較高，而且老齡化比較嚴重，因為凡是年輕力壯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於人口老齡化，由於靠福利供養的人口增加，使得東德的人均收入至今為止還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
這個差距並不是因為東德工人工資比西德低，而是因為東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輕人去西德就業，福利供養人口留在東德了。
我們知道，福利制度有利於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麼說，福利供養人口與就業人口之間的收入還是有差距的。這一點是東德人很不滿意的。
你可以設想，那裡的人現在並不是和以前的東德比，而是與現在的西德比，那麼一和西德比，當然就很憤怒了。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你現在到了東德，如果你是一個旅遊者，你的確會發現那裡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帶，現在變成了高檔住宅區。兩德統一後，德勒斯登這樣的城市，與其說更現代化了，不如說更古代化了，因為原來的工業都沒有了，原來的教堂都修復了。
但是，老百姓還是有抱怨的聲音。尤其是巨變之前的共產黨，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黨，現在的左派黨的領導人，當然對現狀很不滿。
因為當年他們也是擁護統一的，但是統一使他們不再掌權，成了反對派。反對派總是要提意見的，他們的一些反對意見的確有理由充分。
六、不曾發生的「昂納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統一以前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總理漢斯•莫德羅（Hans Modrow）。
我在2009年訪問德國的時候跟他談過一次。他到過中國，對中國的經濟成就非常羨慕。
我問他：你當年是不是可以採取類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他想了想說：不可能，當時東德沒有改革的條件。
我說：那你假如不改革、不變，會不會比現在好？
他想了想說：也是不行的，我們原來那一套肯定是失敗的，繼續搞那一套是沒有前途的。
我又問：兩個德國統一，是西德統一了東德，你作為東德總理，有沒有想過，東德去把西德統一了，把西德吞掉呢？
他說：根本沒有想過，我們原來那一套體制是失敗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統一西德。而且我們有1600萬人，西德有6000萬人，光是投票就投不過西德。
後來我再問：有沒有第三種可能？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那位東德最高領導人昂納克，假如他把那個事情平息了，柏林圍牆沒有倒，東德維持原來的鐵腕制度，但是有一點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轉了一圈之後，對資本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他完全可以用維持原來統治的方式去搞市場經濟。
也就是說，柏林圍牆還是有，政府要搶誰的土地照樣搶得到，想把工人攆走就直接攆走；農民的農會、工人的工會，誰都不能討價還價；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提供的最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一來會是什麼狀況呢？
漢斯•莫德羅先生根本就沒有想過還有這回事。他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
我告訴他，東德當年要是那樣搞了，你就不會擔心現在東德沒有製造業了，因為西德所有的資本家會一窩蜂地把工廠移到東德，把整個東德變成一大片血汗工廠，把所有的東德人都變成農民工，然後生產大量的商品覆蓋西德的市場。
這個時候，所謂的去工業化，所謂的失業問題，就都不會出現在東德，而是會出現在西德。然後西德人會抱怨，我們現在製造業沒有了，工作機會沒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戰後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強勢工會為代表的所謂社會市場經濟，就根本不可能維持了。因為資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誰談判呢？你工會還有什麼談判力量呢？資本家沒有了，稅基沒有了，你的高稅收、高福利怎麼維持呢？整個就會發生嚴重的危機。
那麼西德會怎麼應付這個危機？照我看無非就是三種方案。
第一種，既然一體化帶來了這樣的問題，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圍牆砌起來。從西德的層面來講，主要就是搞貿易保護，也就是說，我的資本不准過去，你的商品不准過來，我們還是各搞各的。
這實際上是去一體化。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是這種選擇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自由貿易也好，加強交流也好，本來是你西德提倡的。
現在你要是開始搞貿易保護，自己閉關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何況，東德可以搞柏林圍牆，誰敢翻牆就予以擊斃，可以搞閉關自守，西德可以搞嗎？假如有西德資本家要去東德投資，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來槍斃嗎？這條做不成，那怎麼辦？
第二條方案，西德要想與東德競爭，它就必須向東德學習。於是，西德就不能有那麼高的福利，不能有那麼高的工資，不能有那麼強大的工會，是吧？
東德人成了農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變成農民工，否則你就沒有辦法去跟東德工人競爭。你所有的這些都要向西德學習。如果是這樣，我覺得，在體制上西德就被東德統一了。
但這種情況也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下，這樣一些情況一旦出現，老百姓是很難接受的。
包括延長退休年齡、緊縮債務在內的很多措施已經引發抗議，比如說在希臘，歐盟要求它緊縮債務，一緊縮就引發抗議，鬧得不可開交。
第三種方案，就是強行大規模削減福利，在西德引發的反應會比現在在希臘要激烈十倍，西德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動盪。
正常情況下，東德不可能統一西德，但一旦西德發生大亂，出現不可控的狀態，東德用非正常手段統一西德並不是不可設想的。
我問莫德羅，假如真的出現了這種狀況，一個極右派會怎麼看？他說不知道。我說，你作為一個左派，是怎麼看這種可能的。
因為如果這樣演變的話，那顯然是東德戰勝了西德。
但這能說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這能說是儒家文明誕生了西方文明嗎？照我說，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1世紀的資本主義，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
這種現象右派贊成不贊成我不知道，作為左派，你能贊成嗎？莫德羅先生很誠懇，他說他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就一直說肯定不可能這樣。
我最後和他說，我只是講了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叫「昂納克寓言」。因為這個寓言並沒有發生，所以它只是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在德國沒有發生，但是在德國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發生呢？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我剛才講了三種方案，川普實際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種。他就是想要豎起一道柏林圍牆，至於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七、左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出現赤字財政
上面說的是國際經濟平等層面的問題。
在國家層面，我們知道，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國家能力危機。
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經很樂觀，但是他現在憂心忡忡，認為西方國家出現了國家能力危機，就是說，有很多事情國家想辦但是辦不成。他到中國來，很羨慕中國，認為中國具備超強的國家能力。
所以他說，民主制度還是很可貴的，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國家能力的問題，將面臨嚴重的局面。
在我看來，國家能力無非就是兩個含義。
一個是制度，就是說你這個制度是讓你這個國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
第二個含義，就是財政。不管你是專制制度還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財力的。
如果說它們以前是民主制度，現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沒有變化，但是在財力這個問題上變化很大。
現在西方各國普遍都是債台高築，債務危機非常嚴重，因為給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們的債務負擔是剛性的，沒辦法維持。
債務問題怎麼來的？講得簡單一點，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左右兩派馬上鬥得不可開交。
左派說，都是因為你們右派講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過度自由化，過度發放房貸，最終造成資金鍊斷裂。
右派說，為什麼會有次貸，就是因為你政府想讓窮人買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實行一種超級福利制度；歐洲福利制度使窮人有房住，你美國還不滿足，要讓窮人不但有房住，還要鼓勵他們也當房主，最終引發次貸危機。
爭論的結果還是，左派認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認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參加過一次會議，當時我提出，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我說你們左右派在這裡爭得不亦樂乎，但實際上問題至少是你們共同造成的。
道理很簡單，為什麼你們的國家財政會形成那麼大的一個債務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論應該實行高福利、高稅收，按照右派的理論應該實行低稅收、低福利。
無論是低稅收、低福利還是高稅收、高福利，理論上講各有利弊，但是都不應該造成債務負擔。實行高稅收、高福利，你可以說是福利國家養懶漢；實行低稅收、低福利，你可以說貧富分化很嚴重。
但是債務窟窿到底從哪裡來的呢？因為你不管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財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講得簡單點，就是有多少稅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須搞高稅收。右派上台，你想減稅，首先要減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老百姓對左派和右派的主張都是只喜歡一半的。
他們為什麼會選左派呢？因為喜歡高福利。但是他們不喜歡高稅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稅收就比較困難。
為什麼老百姓會願意選右派呢？因為右派可以給他們減稅。但是老百姓喜歡減稅，並不喜歡減福利。
所以，右派上台減稅很容易，但減福利很困難。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稅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稅收減少，但福利減少的不多。這樣，債務不是就越來越多了嗎？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當權，也不會造成這種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稅收還是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這樣。
從源頭上講，為什麼左派右派的主張會造成這種結果？
很簡單，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競爭，都要討好老百姓，那結果當然就是這樣。要取消這一點，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討好老百姓了。
但不再討好老百姓的話，還是民主制度嗎？不是了。
比如說，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討好皇上，因為皇上總是既喜歡收費又不願意承擔責任，所以假如左派說皇上就應該橫徵暴斂，那麼皇上肯定很高興；假如右派說皇上就應該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讓他們自生自滅，不必為他們太操勞而影響健康，那皇上也會很高興。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這樣。倒不是說左派沒有良心，在那種民主體制下，因為左派的手段要能實現，你就必須有多數的支持，右派的主張也一樣。
通常我們說，勞苦大眾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民主選舉中，右派怎麼得到多數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就會出現赤字財政。假如說民主制度從來就是這樣，從來就會造成赤字財政，為什麼還能延續兩百年，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為什麼以前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為什麼以前不是這樣呢？
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這種訴求叫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八、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能力會因債務不可控而惡化
什麼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說，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自由。
左派說，服務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實我說，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徵稅，又可以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滿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這樣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民主國家為什麼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債務問題？很簡單，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在一個孤立國家的財政系統內部，「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國民認識的。
講得簡單一點，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既不想交稅，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會使國家財政破產。
國家財政破產，就會亂印錢，亂印錢就會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老百姓就會覺得這不行了。
老百姓覺得這不行了，那麼不管你是降低福利還是增加稅收，老百姓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你不能說他們個個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會不撞南牆不回頭。出現問題，他們體會到了，是會改的。
就希臘而言，我們現在說希臘人又想要福利又不願意交稅，實際上他們加入歐盟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情況，但當時不那麼嚴重。為什麼不那麼嚴重？因為以前他們沒有加入歐元區，是要自己發行貨幣的，這個貨幣就是德拉克馬。
歷史上德拉克馬曾經多次貶值，一貶值就是通貨膨脹，希臘老百姓就知道，這麼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們自從加入歐盟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知道入歐以後他們用歐元，歐元是不會有通貨膨脹的。所以他們不管借了多少債，都不會再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了，他們就感覺不到債務問題的嚴重性。
這樣，全球化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使一個國家的財政會通過經濟的一體化向全球無限制透支，導致債務窟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會被掩蓋住，使得人們遏制「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訴求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弱。
希臘是一個小的例子。大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美國的國債多，這還是次要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也是負債的標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它買的多賣的少。
它買東西時給你一筆美元，它這筆美元其實就是它欠你的帳。你拿了美元之後不再買商品，那不就是廢紙嗎?其實就等於是他欠你的。
你拿了美元不去用，還有貶值的風險，那麼避免貶值的方式是什麼？就是買美國的國債，美債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這個問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謂國家能力會因國家財政不可控的債務狀況而惡化。那麼好了，你可以說全球化導致了一個國家會向全球透支，但是你還要解決一個問題。
因為透支的本質是借錢，而不是搶錢——如果是搶錢就不會有債務，因為搶來的錢是不用還的。
而且，搶錢需要有霸權，但對借錢來講，霸權是不管用的。因為借錢的前提是別人願意借給你，美國這樣的國家不去借錢，對方還會著急，還就是願意借給美國。美國不去借錢，對方還不高興。
為什麼會這樣？那就是全球化過程還有另外一極。剛才已經講了，美國這種體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極，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們的主張都是從西方來的，但是他們的左派和右派玩遊戲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樣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極，那裡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這一點和西方不一樣。
那麼由於那裡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所以那裡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稅的情況。
恰恰相反，那裡的政府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它給一點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給，老百姓也不能問政府要。這樣，政府手中的錢就會越來越多。
全球化就在這兩極中形成了嚴重的互動。
結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不見得它的老百姓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不見得它的老百姓也越來越富。完全是兩回事。
九、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世界的命運
有些人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了一個趨同化的趨勢。就是說，我們現在搞的其實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了，而它們也沒有人說，它們搞的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
如果要講計劃的作用、市場的作用，任何國家都有這樣兩種作用。如果要講社會保障和經濟效率，也沒有任何國家說可以只要一樣。但，是不是這兩種國家就是一樣的了？其實不是的。
不但不一樣，而且還越來越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市場經濟在世界上某些國家那裡，意味著政府權力不減，但推卸福利責任；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市場經濟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要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因此這兩種體制表面上看趨同，但實際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使這種兩種相反的特徵都在不斷強化。在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但是責任越來越大；在另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責任越來越小。這樣下去肯定要出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覺得也是很難逆轉的。但是這裡的確有一個全球化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的問題。
全球化從理論上講應該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也的確給我們中國帶來了好處。我這裡講的好處不只是說全球化在過去二十多年裡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我們在體制上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後，我們中國人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從縱向的角度看都比過去進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工會制度、福利制度出現了一定的衰敗。我們中國人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西方人的笑話看，還是把它們看作對我們也是一種威脅呢？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如果我們說，以前我們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是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