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十月底，我因事和太太一起去台北，我們在台北受姨妹接待住在她家。三天之後，適逢周末，她不須上班，問我們想不想到市外走走，我說想去木柵，看看別來已久的母校——國立政治大學；姨妹欣然同意，因為她也是政大比我晚幾期畢業的校友。
星期六午飯後，三人坐了姨妹自己駕駛的車子開上高速公路，由於是周末又未踫到塞車，只開了二十多分鐘，就到了政大校門前。這和我當年上學時，坐公路局班車走北新公路，彎彎曲曲、走走停停，經景美、過溝子口，到了木柵還要穿過市街，再跨越道南橋，至少要一小時才到政大；完全是不同的途徑。沿路景觀我都前所未見，四十年的變化，實在不小。
到達校門前，姨妹說時間還早，不妨先登山去指南宮瞧瞧，於是過門而不入，驅車直上山頂，到了山頂指南宮，俯瞰山下，校園及周圍道路房舍都清晰在目，遠眺四外山川風貌，岡巒體勢依稀仍是舊時形狀，但撫今思昔，世事人情卻已迥異當年；山風陣陣，不禁感慨萬千。
從山頂下來，走的是前山以往指南客運汽車慣常行駛的道路，快到山下校門時，我指著路旁右邊的山坡樹林，向姨妹問道：「這山坡上有一座湯恩伯墓，你可曾去過？」不料，她聽了我的問話卻笑道：「姐夫，你真是老了，湯恩伯墓是在校園裡『四維堂』後面的『醉夢溪』畔，怎麼會在這山坡上？你記錯了！」
聽她這一說，我腦海里立刻映現出一幅清晰的畫面；那是山坡上樹林中，一座占地不小的孤零零墓園，水泥墳墓前矗立著一塊高大的石碑，上面刻有幾個渾圓厚重的楷書大字：「故陸軍上將湯恩伯之墓」，我自信記憶清楚，絕未弄錯。
因此，我對她說：「民國四十七年（1958）我入校時，禮堂兼室內籃球場的『四維堂』開工興建未久，尚未落成，它後面是稻田與山澗，未曾聽過『醉夢溪』之稱，湯恩伯墓決不在那兒，你才搞錯了！」我的說法，她全不同意，堅持湯恩伯墓是在校園內「四維堂」後面的所謂「醉夢溪」畔。
就在我們爭論不休時，車已開到校門前。至此，二人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我於是建議；就湯恩伯墓在何處的正確答案，打賭新台幣一千元，一定要找出正確答案，記錯的人要認輸罰錢，由在場的第三者——我太太作證。
這時，校門口警衛室里，三、四個穿制服的校警中，一位頭髮花白，看上去年過半百的警員走過來，告訴我們校門前不能停車，我連忙開口說：「請問，你知道湯恩伯墓在哪兒嗎？」心想以他這個歲數，又是幹警察的，准能給我個明確的答案。誰知，他聽了我的話，一臉茫然地搖頭道：「湯恩伯？不知道……」再看看另外幾位警員，都是三、四十歲的人，我想不必再多問了。
姨妹把車子調過頭來，正在盤算該去哪兒尋問，我一轉頭看見不遠處，學校邊門正對面的街上，有一個警察派出所；於是我們就開了過去。停車走進派出所，只見三兩個二、三十歲的年輕警員在內，我雖略感失望，但還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向他們發問：「請問，這附近有一座湯恩伯墓，知道在哪兒嗎？」他們聽了，面面相覷，都搖頭不語，其中一位想了想，指著我們剛才下山來路的方向說：「那邊山坡上有一座褔德公墓，至於湯恩伯墓，沒聽過；也不清楚在哪兒。」到此，似乎欲問無從，我們總不能到街上逢人便問吧？
這時，我太太已經不耐煩了，她說：「時間不早了，別再瞎找瞎問，這種無聊的事，你們爭個什麼勁？快回台北去吧！」我和姨妹雖然都不認錯服輸，但也無可奈何，一時想不出解決的方法。其實，依我的意思，乾脆找個地方把車停好，走進校園到「四維堂」後面去實地尋個明白。但是，校門前找不到停車處，而我太太和姨妹都不肯花這些力氣和時間；我拗不過他們，只得悵然上路。湯恩伯墓在何處的問題，只好暫列懸案。
回到台北，姨妹有個應酬，她獨自趕著去了，我們留在家中。晚上，姨妹從外面回來，一進門就興奮地叫著：「姐夫，你輸了！剛才我們聚會時，又碰到一位政大同期畢業的同學，他也記得湯恩伯墓是在校園內『四維堂』後面的『醉夢溪』畔，你還有什麼話說？」我說：「別急，我自信記憶不錯，等我們再查問查問方能定輸贏。」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位在台北的老朋友請我們吃午飯，這位老友正好也是比我晚幾期的政大校友，他和姨妹在大學時就相熟，所以也請了她。吃飯時，姨妹把我們爭論的問題請他評判。他聽了，毫不猶疑地說：「湯恩伯墓當然是在校園內『四維堂』後面的『醉夢溪』畔，每次臨到考試，我們都去那兒溫習功課，老左你一定記錯了！」這一來，已經三票對一票，我似乎輸定了。但是，我深信自己沒有記錯，同時，心裡也想出了要怎樣去找正確答案的辦法，所以，也就不再跟他們爭辯。
星期一早上，剛過八點鐘，趁姨妹尚未出門去上班，當著她的面，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電話，打到位於台北市金華街的政大校友會辦公室。經過一番詢問，找到這時已到辦公室的吳燦輝副總幹事，我先自我介紹，說明是母校第二十二期，在台復校後第四屆畢業的校友，隨即把我們爭論的問題告訴他，問他能不能為我們找出正確答案。
聽我說完，吳副總幹事非常熱誠謙和地回答說：「左學長，你記得完全正確，湯恩伯墓是在校園之外，位於校門對面到指南宮去的路旁山坡上」。他接著告訴我，校園內「四維堂」後面也確有一座墳墓；不過，那是政大復校之前就存在的一座當地人士的祖墓，叫做「杜母墓」。也許，復校之初，早幾屆的同學很少到該處活動，所以印象不深。至於所謂「醉夢溪」那是到了第二十六期，才由一些同學給那條小溪取的名字，離校較早的前幾期校友，恐怕就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吳副總幹事又告訴我，他自己是第二十九期畢業的校友，大學部四年，研究所兩年，畢業後離校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又回到母校工作已經四年，前後在母校待過十年以上，對校園內外環境非常明了熟悉，記憶不會有誤。
經他這番詳細說明，我們爭執的問題終於得到正確的答案，在電話上，我向他表示了誠摯的感謝，相約以後保持聯繫。至於和姨妹的打賭，本來就是玩笑性質，我只要證明自己記憶無誤，就心滿意足了，輸贏當然不了了之。
從台北回到洛杉磯後，又和幾位此間的政大前期校友談起這件事，大家記得的情況也都與我一樣。只是想不出，比我們晚畢業而且較我們年紀輕的後期校友，怎會以訛傳訛，不求甚解，把明明位於校園外面的湯恩伯墓，竟搬到校園內去了？由此可見，世間人事滄桑，真相易泯難求。
過去小時候，從上海到台灣，常聽父輩及師長談起湯恩伯，只約略知道他是中央軍系的一員大將，但對他的詳細出身事跡卻不甚了解。因為這番爭論，我特地找了一些有關湯恩伯的資料，仔細翻查一遍，把他的生平作了一個綜合性的摘要紀錄如下：
湯恩伯（1899—1954），清光緒二十五年生，浙江武義人，本名克勤，家世貧寒。杭州體專及浙軍講武堂畢業。民國九年（1920）任浙軍排長，受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字公洽，一字公俠，浙江紹興人，日本土官學校畢業）賞識，由陳資助赴日留學。先入明治大學習政治經濟，再進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八期步科，畢業後歸國。因陳儀之推介，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隨軍北伐，北伐成功後，轉任中央軍校第六期學生大隊長，自此受知於蔣介石並歸屬於中央軍嫡系。民國二十年出任第八十九師師長，從茲扶搖直上飛黃騰達。飲水思源，湯恩伯對陳儀感恩深重視如父師。
抗戰期間，湯恩伯歷任第八十九師師長，第十三軍軍長，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第三方面軍司令官，以至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宮。其間曾參與百靈廟、南口、娘子關及台兒莊諸重大戰役，驍勇刻苦，頗著功勳。湯本人雖非黃埔畢業生，但其任中央軍校第六期學生大隊長之資歷，使他成為蔣介石重用及信任的中央軍嫡系重要將領之一。黃埔第一期至第四期畢業的將領如陳明仁、陳大慶、王仲廉、李玉堂、孫元良、石覺、劉玉章及張靈甫等，都曾先後隸屬為其部下。
抗戰末期，湯恩伯以其基本部隊第十三軍為主幹發展而成之第三方面軍，在貴州獨山抗阻日軍，扭轉威脅陪都重慶之危局，功名震於一時。抗日戰爭期間，湯之作戰及指揮才能，連後來投共的「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及親共文人曹聚仁，對他都有過讚揚的報導，以范曹二人之立場，這些報導應屬客觀公允。
但是，抗戰勝利以後，國共內戰開始，湯的官位愈高；聲名卻江河日下。從民國三十四、五年（1945—1946）之交，到民國三十八年（1949），他以陸軍二級上將先後出任首都（南京）衛戌司令兼陸軍副總司令、代陸軍總司令。國共內戰局勢緊急之際，又受任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負責東南沿海精華地區之防衛任務，後來退守福建，任福建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長官為陳誠）；但各項任務皆以敗績告終，由是落得「常敗將軍」之名。
當國軍在大陸節節敗退之際，民間曾有諷刺流言曰：「送命陳胡湯」[1]，意指蔣介石最寵愛信任的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三個軍事將領，是國軍潰敗最具負面影響的關鍵人物。
敗退到台灣之後，以湯恩伯對蔣介石之忠誠及他帶到台灣較為完整的部隊，本來尚有被重用的可能；但根據2004年初去世、曾任蔣介石機要秘書十多年，與蔣關係甚深的周宏濤[2]，在他的自傳「蔣公與我」書中所述，當時美國人對國軍將領都很失望，對湯恩伯尤其不滿，認為他無能。美國駐台代辦師樞安（Robert C. Strong）即曾向國府明白表示，不該再用湯恩伯。蔣介石於大敗之餘，喘息未定，仍處在危疑震撼情勢之下，迫切企求美方伸出援手，對美國人的批評意見非常重視，因此，湯的前途已不樂觀。
按周宏濤所說，恰在此時，又有外電報導蔣介石在日本購置豪宅，作為台灣危急不保時避退之處，經蔣介石嚴令密查後發現，原來是湯恩伯的手下，在東京為湯所準備的。這事使蔣介石極為不悅，從此不再起用湯恩伯，只給了他一個戰略顧問的空銜。
稍早，民國三十八年（1949）湯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時，陳儀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陳派了外甥丁名楠持其親筆信，秘密赴上海面交湯恩伯，勸湯率部叛蔣投共，湯衡量情勢，未聽陳的勸說，並把這事向蔣報告，使得陳儀被捕且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在台北被槍斃。
湯恩伯對蔣的忠心耿耿與對陳儀的忘恩負義，使他自己內心非常矛盾痛苦，後來再受蔣的冷落閒置，讓他格外心灰意冷、蕭然落寞。[3]。
陳死之後，湯在自宅設置靈位祭奠，日夜上香、經常悲慟哭悼。民國四十三年（1954）五月，湯恩伯胃潰瘍及十二指腸潰瘍宿疾復發，赴日本割治，六月即病逝於慶應義墊大學醫院，終年僅五十五歲。
綜觀這些過去不久的往事，對照今天台灣的政治狀況及兩岸關係之變化，再回顧當年政治上所謂的忠奸恩怨與義利得失，不過六十多年而已，就已經情移勢易如同過眼雲煙，再過若干年後，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些事情經過？正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有感於此，試作七絕一首以志其事，兼資日後他人談助：
指南宮前舊路途，將軍墓在此山孤，
荒煙蔓草難尋問，恩怨忠奸兩俱無。
【注釋】
[1]袁世凱帝制活動失敗後，袁憂急氣怒而病發猝死，章太炎作輓聯一付諷記其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六君子、二陳湯皆中藥名；此處借言當初向袁勸進的籌安會之六人；二陳則指叛袁反帝的四川督軍陳宧與陝西督軍陳樹藩，二人原為袁之親信愛將，後也加入反帝陣營，成了帝制活動徹底垮台，使袁致死的送命人物。
[2]周宏濤（1916–2004），浙江奉化人，祖父周駿彥，為蔣介石幼年就讀奉化「龍津學堂」時之監督，後與蔣同在上海做股票經紀，以後自黃埔軍校到國民政府軍政部，一直任軍需主管，替蔣介石掌管軍餉補給。由此關係，周宏濤自1943年入侍從室任中文袐書，直到1958年才離開總統府機要室，出任財政部政務次長。此後曾任台灣省財政廳長、行政院主計長等職。2003年出版個人回憶錄「蔣公與我」，揭露不少秘辛，2004年去世。
[3]也有人說，蔣之殺陳儀不全是因為他勸湯叛變投共，而是要借他的人頭平息「二二八事件」所引起的台灣人民之怨憤，以安定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之民心。